“还在尽力”——贺延光访谈录

          初入影像市场：

“我的作品将放到市场领域里由其选择”

Ｑ：记得在今年1月7日举行的“2007中国摄影投资典藏年会”上，您成为了影像国际集团的签约摄影师，我们知道该集团主要从事中国影像艺术品的推广和经纪服务，这是否意味着您的作品将正式进入影像市场？

Ａ：对。我签了名，就意味着我的作品将放到市场领域里由其选择了，它不同于作为传播效能刊登在媒体上，它将更重于市场价值。当然，市场价值是由作品的艺术性、历史性和收藏者的认同性构成的。

Ｑ：在去年11月23日的华辰影像拍卖专场上，解海龙的《大眼睛》拍出了30.8万元的高价，作为新闻摄影界的同行，您对此有什么看法呢？

Ａ：《大眼睛》从拍摄的角度上是不错的，尤其是孩子那双渴求的眼神打动了许多人。但我们应该承认，除了作品本身之外，它的成功还寄附于“希望工程”这个知名度很高很广的社会公益活动。《大眼睛》是其象征，在中国，世人皆知。如果知名度如此之高社会影响如此之大的作品拍价不高，倒不正常了。

Ｑ：很冒昧地问一句，您的《面对生命》在我个人看来对普通百姓的影响程度与《大眼睛》很类似，为什么您没参加该次拍卖呢？

2003年4月30日，一名非典重症病人终因抢救无效不幸死亡，一位医生久久地站在他的遗体前。

Ａ：《面对生命》是SARS事件中拍的，虽然它赢得了不少人的认同，但SARS事件毕竟只是几个月、大半年的事。“希望工程”多长时间了？至少十几年了吧，其影响力是不言而喻的。再说，初入市场，我也有个认识和探究的过程，也不会把自己的作品一下子全拿出来。

新闻摄影：

“很有价值的题材，

只要公众有权知晓的，

它总有一天会得到传播”

Ｑ：尽管您曾获过多次大奖，在中国新闻摄影界几乎无人不知，但坦率地说，您真正为最广泛的普通百姓所熟悉，是缘于2003年拍摄非典题材，在拍摄之前，您预料到了该系列会引起轰动吗？

Ａ：非典题材是近几年读者熟悉的，但年龄大点的读者也还会记得《小平您好》，那是二十多年前的事啦。

“小平您好”，这是1984年国庆大典拍摄的。

从“万岁万岁万万岁”到人们直呼“小平您好”，领袖人物从天上回到人间，这种社会变化对中国人来说不可谓不大不深刻。所以，我相信它的历史价值，它是中国老百姓第一次把自己当人看的同时也是第一次把领袖人物当人看的一个标志。何谓在拍摄之前预料“轰动”？我的理解是，只有你的作品能拨动读者内心的神经，能与公众产生强烈的共鸣，才会得到认可和反响。

Ｑ：记得您在一次采访中提及“每当有新闻发生时，您都要进行三个判断：这事儿值不值得去？这是价值判断；这事儿能不能拍到好的照片？这是影像判断；照片能否及时发表出去？这是传播判断”。其中，我特别留意到了一点：传播判断，这是否表示当某一题材可能拘于特定的理由不能即时得到刊发时，您会放弃拍摄？

Ａ：我想，有的事件因为某种原因不能马上刊发，只要很有价值，就不能轻言放弃记录。发不发，是总编辑的职权；拍不拍，是记者的职责。我们应倡导记者面对事实、面对读者、面对社会的责任。要不然，很容易掉进“只唯上，不唯实”的陷阱，这是新闻从业者的大忌。再说，影像比较文字而言，有它自己的特性，即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基于此，我对那种眼下不好刊发但确有社会意义的不会轻易放弃，因为我还坚信，只要公众有权知晓的，它总有一天会得到传播。多少经验已经告诉人们，有的事情必须经过时间的积淀才能最后定论，我们的作用不过是用真实的图片去证史罢了。

Ｑ：在刚结束不久的第四届“金镜头”中国新闻摄影作品评选会上，您指出摄影记者“重要的积累是要抓住好的题材，拿出最好的照片”，那您认为是题材成就了摄影师还是摄影师成就了题材呢？

Ａ：相辅相成，缺一不可。题材再好，摄影师不行，他的作品也不会感人；摄影师不错，题材一般，也能拍出好照片，但它的份量和价值未必产生大的影响。摄影实践是需要积累的，在这个过程中，你对任何题材都不能掉以轻心，从这个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没有不好的题材，只有不好的摄影师。

《两党一小步，民族一大步》：2005年4月29日15时06分，胡锦涛和连战的手握在了一起，这是60年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最高领导人的第一次会见。连战率团访问大陆，引起了全世界和海内外华人的极大关注。

Ｑ：您认为作为一个合格的新闻摄影记者，最基本的素养是什么？

Ａ：关注社会，关注别人，要有同情心，要有知识积累，当然还必须具备娴熟的摄影技术。

Ｑ：在您20多年的新闻摄影生涯中，有没有过放弃的念头？是什么力量让您坚持走到今天的？

Ａ：我还算一个不受杂念干扰的人吧，所以至今没有过放弃的念头。有的人一生能做几件事，那是奇才，不多。我这样的人能做一件事就够费劲的了。

Ｑ：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如今是“读图时代”，您也曾强调过“我现在已经不当摄影部主任了……现在我的名称是图片总监”，您认为这两者有什么异同吗？

Ａ：职位的变化对我影响不大。当主任时，我有点像个甩手掌柜，编辑能处理的，我会鼓励他独挡一面；他拿不准的，我才介入。现在我这个图片总监实际上纯粹是个虚名，因为我的权限不清，我何必非得揽权呢？我是个摄影师，我知道，别人评价我，是要看我的作品怎么样，而不是看你是升了还是降啦。我一直坚持拍照片，没有别的原由，是因为我对这点特明白。

摄影理想：

“还在尽力，你的作品比你的名字重要的多”

Ｑ：您第一次接触摄影大概是什么时间？

Ａ：上中学时就会照相，因为家里有部照相机。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驱使我第一次将镜头对准社会。1980年，我到刚复刊的北京青年报，实际上是先当记者，后学摄影。1983年调到中国青年报，开始逐步地认识什么叫新闻摄影，一晃24年啦。

Ｑ：您一般使用什么器材进行拍摄？

Ａ：刚当记者时用的是尼康F3，后来又用佳能系列，近7年用的都是数码了。初当记者，背很多器材；真正像个记者了，采访时带的器材很少，一般除了机身，只带两只镜头：一只17-35,一只70-200或100-400，还有一台傻瓜数码，为的是保存体力，加强机动性。

2003年11月7日，中国航天第一人物杨利伟走上人民大会堂讲台，向首都人民报告飞天历程。

Ｑ：在工作之余，您是否都随身带着相机？

Ａ：带一台傻瓜数码。

Ｑ：您最欣赏的摄影师是谁或者您比较喜欢谁的作品？

Ａ：老的不说了。年轻一拨的像上海的雍和、广东的王景春、李洁军，其他地方也有几位，他们的作品平实又有活力，非常耐读。

Ｑ：如果让您自己来形容您的拍摄风格，您认为是怎样的？

Ａ：我认为做记者，诚实是第一位的。所以，我希望我的镜头不仅对着别人，也要对着自己的心底。

Ｑ：您是更愿意人们记住您的作品本身还是镜头背后的您自己？为什么？

Ａ：尤其对新闻摄影师来说，你的作品比你的名字重要的多。为什么？国内外优秀摄影师的作品我了解的不少，但也有一些我叫不准说不清作者姓名的。恐怕不光是我，人们经常看到非常著名的作品，后面署的名却是“佚名”，作者已无从考察，但作品流传下来了。

“我希望我的镜头不仅对着别人，也要对着自己的心底”。

Ｑ：您能用一句话形容自己目前的状态吗？

Ａ：四个字就行了——还在尽力。

Ｑ：在摄影这方面，您的终极目标是什么呢？

Ａ：终极目标——怎么有点盖棺定论的味道？我自己满意的作品能让读者看到就行了。

Ｑ：您觉得网络的发达和数码相机的普及，会给新闻摄影乃至整个摄影领域带来什么样的变化？

Ａ：网络的发达只能让摄影作品传播的更快更广，数码相机的普及只能让人们对摄影作品的要求越来越高，这是过去从未有过的现象。不论前者传播手段的现代化，还是后者使用技能的大众化，都会对摄影领域带来新挑战，它将逼迫摄影界择优淘劣，将促使摄影人更加专业化，更加职业化。这是好事啊！其道理就如同医疗器械再高科技，人们还是要找好大夫一样。所以，新的挑战只会改变而不会危及摄影人的生存状态。假如把它视作洪水猛兽，你就不是一个有自信心的人。或者干脆说，你就不是一个适于搞摄影的人。

　　附：关于贺延光

　　贺延光，男，1951年出生，1968年赴黑龙江兵团插队。1981年为北京青年报记者，1983年为中国青年报记者，现为该报图片总监。高级记者，中国新闻摄影学会副会长。

　　1976年拍摄过“四·五”天安门事件，采访过老山自卫反击战 、七届人大、11届亚运会、91华东水灾、中共十四大、香港回归、98长江水灾、九届人大、广西边境大排雷、悉尼奥运会 、内蒙古大雁煤矿爆炸 、新疆巴楚地震、北京SARS事件、胡锦涛与连战历史性会见等。

　　获奖情况：

　　1986年度全国十佳新闻摄影记者；

　　4次获全国好新闻（中国新闻奖前身）摄影奖；

　　1次获中国新闻奖特别奖（九江决口8条消息）；

　　2次获中国新闻奖一等奖（专题照片：SARS病房、《两党一小步 民族一大步》）；

　　《面对生命》被评为人民摄影2003年度全国最佳新闻摄影奖；

　　SARS病房（摄影专题）、生命备忘录（与王尧合作的冰点调查）被评为全国抗击非典优秀新闻作品；

　　《两党一小步 民族一大步》被评为人民摄影报2005年度全国最佳新闻摄影奖、2005年度中国新闻摄影评选金奖，第十六届中国新闻奖一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