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灾难画面，早就有人承受不了这样的震惊，进而认为我们今天的图像因为充满了灾难的画面而使人类丧失信心。其实有人早就例举了“荷赛”和普利策奖的摄影作品，埋怨生活中除了灾难还是灾难。而《美国摄影》杂志却不以为然，这些资深编辑恰恰认为现在的灾难照片不是太多了，而是远远没有达到真正震撼人心的地步。他们认为由于有了一些这样的照片，人们反而会产生一种被称之为的“同情的疲惫”，因此需要更多更充满震撼力的画面唤起人们心灵的苏醒。《美国摄影》杂志因此在上个世纪就曾经出版过一本专辑，邀请了世界上24位著名杂志的编辑，请他们每人选出一张认为是当今世界最具有震撼力的灾难照片，向整个世界的苦难鸣以不平。
也许作为纪实摄影来说，善于传递同情的战栗与真诚的慰藉，所以常常成为煽情的工具。其实，只要是摄影，不管是纪实还是虚构，由于人的参与，就必然带上情感的因素。因此纪实摄影最重要的创作立场，并且由此导致的首要社会功效就是由目击者（也就是摄影者）向千万不能亲临现场的人们传递特殊的情感，引起他们心灵的战栗或慰藉。它不像风光、人像等各种艺术摄影题材所带给人们的纯美学意义上的感动或震颤，而是从现实的社会生活中抽取最敏感最撩拨人心的瞬间，让你不由自主地为这个星球或悲或喜，坐立不安。世界上纪实和新闻摄影的重镇之一玛格南图片社的摄影记者尤金·理查兹在拍照时，心中已有明确的严肃的目标，他希望“人们看到我的照片并感到愤怒”。这位已经六十出头的摄影家通过在世界各地拍摄关于贫穷、暴力、毒品栽培等最感人的照片而使得他成为当代“同情关怀型”重要摄影家之一。尽管这种被尤金·史密斯称为“同情的战栗”的照片渊源长久，但在今天，由于传播媒介包括出版印刷业的飞速发展，利用图片激起人们对这个世界的关怀和怜悯就变得更为有效。
那么，面对洪水般涌来的四川地震灾难的图像，我们应该如何面对？其实作为读者来说，通过图像了解这个世界时，必须学会从摄影家镜头后面读出人生的真正意义。日本著名作家池田大作在谈到文学作品的力量时，曾经这样深刻地认为：“只要是读后使我们感动的文学作品，不管它的内容如何绝望，也不管它如何冷酷地揭露人生的虚妄与无意义，它的深处就必定会清晰地传来努力追求生存意义的希望之声。”而作为有良知的摄影家来说，依旧应该敢于直面真实，应该以良心的允诺去拍摄即使在今天是无法发表的照片。即便这些照片在今日无法抵达人类的视野，无法消除“同情的疲惫”，也可以让这些照片留给我们的后人，让我们的后代清晰地读懂我们曾经有过的生存方式。
此外，我们的摄影记者或者摄影家，也可以考虑更为多样化的出路，利用影像直接或间接的力量，为拯救这个社会做出一些贡献，而非仅仅局限于当今的一得一失。因为除了引起人们的怜悯、同情与愤怒之外，我们完全可以及早地通过这样照片使这个世界变得比现状更好。的确，新闻和纪实摄影有其直接参与社会变革、改变社会现状的可能，这也使纪实摄影家的立场具有更积极行动的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色彩。
其实，面对灾难纪实的现实精神的内容就是要求关注人生，也就是说要爱人，要用爱的精神来体察人生，反对所谓的“从情感的零度开始写作”（所谓“情感的零度”，就是绝对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由于人们在关注人类现实的生存环境时，又引出了一个与人类的终极命运如何相统一的问题，这就给摄影家提出了一个更高的要求：至爱精神。同时，现实生活中仍然不断产生的黑暗和罪恶又要求我们必须对其进行无情的鞭挞和拷问，面对灾难除了同情还应该发掘更多值得思考的层面。一位真正的有正义感的摄影师如果放弃了批判品格，实际上也就放弃了爱，同时也就不可能产生惊世骇俗的作品。然而，今天强调这种精神必须要有所超越，不能只是一种社会现象的是非评判，而是要从现实生活的广阔背景上，历史文化的渊源上，以及人的本质上去探求，从而把倡导的批判精神提高到一个更高的理性的层次。
从整个全球摄影的趋向上看，新一代的摄影家虽然普遍带有一种悲观主义的色彩和反社会的倾向，但并不都是反理想的，他们在对社会极端的批判过程中总是寄托自己的理想，只不过所表达的方式更为曲折和含蓄罢了。因为从本质上说，激情和理想的丧失，无疑是摄影的悲哀。但在重建理想时，应避免在价值取向上绝对化，因为世界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决定了人在价值观上的差异，而且在许多问题上是不可能分得出高下尊卑的。
我们可以从以“个体意识”为主要特征的纪实摄影中，找到足够的理由面对传统的突出教化性的纪实摄影，它们不仅有时间上的延续的基础，同时后者也具备对传统的纪实摄影“解构”的力量，以个体内心的真实彻底粉碎事态皮相的真实——这对于我们的图片编辑来说，恐怕也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好在还有互联网，我才得以有机会让徐鸣佳这些在传统媒介时代恐怕很难有出头之日的画面呈现给大家，欢迎各抒己见，谈谈你们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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