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他们》想到了杨朔、以及再说玛丽·艾伦·马克

一篇关于高考满分作文《他们》的杂谈，不想到引来如此不同的留言。其实当时也是急就章的写作，许多问题其实还远远没有说深说透。这里不妨引入当年人们对著名作家杨朔散文的评述，以及上文中提及的玛丽·艾伦·马克的“精神病院”，再做一些展开。

凡是50年代出生的人，不会没有读过杨朔70年代的散文，然而在如今的百度百科上，则是这样评述这位散文大家的：杨朔的散文可说是确立了一个极典型的模式，模仿者无数。他独特的构思方式——言此而意彼，虽为精巧，其实却很易学、易仿。只要翻翻当时（乃至新时期初期）的报刊杂志，便不难发现：大量的记事、抒情散文都令人惊异地循着杨朔《荔枝蜜》、《茶花赋》之类散文的思路，甚至连写作者的思想感受历程——先抑后扬，也千篇一律。其中有不少弄巧成拙、故弄玄虚的篇什，读来味同嚼蜡。

此外，许多名家的“炼意思路”也被当成百用不厌的模式照搬：如蜜蜂被视为劳动、勤劳的象征（来自杨朔《荔枝蜜》），春天则成为政治意义上的春天，革命圣地的一草一木皆被赋予象征，花朵、青松、小草之类则一定要上升为某种政治品质的借喻。布局也成为公式，像仿照杨朔《荔枝蜜》结尾“这一夜，我梦见自己变成了只小蜜蜂”、峻青《秋色赋》结尾“我爱秋天，我爱我们这个时代的秋天。我愿这大好秋色永驻人间”等方式收尾的比比皆是，结果，许多散文所谓“画龙点睛”反画虎类犬。这也是十七年散文数量众多却佳品极少的一个原因。

与此相对应的，是句式的泛滥。几乎每篇散文佳作中都有一些引起了众多模仿的句式表达：

杨朔《茶花赋》：“茶花是美啊，凡是生活中美的事物都是劳动创造的。”

刘白羽《樱花》：“它那种迎春风而怒放的精神，不是正蕴蓄着日本人民革命精神与革命热情吗？”

秦牧《花城》：“我们赞美英勇的斗争和艰苦的劳动，也赞美由此而获得的幸福生活。”

袁鹰《井冈山记》：“明亮的，灿烂的茨坪灯火，你的每一盏灯光，岂不就是井冈山人的一颗跳动的、炽热的心？”

魏巍《谁是最可爱的人》中战士表白：“我在这里蹲防空洞，祖国的人民就可以不蹲防空洞呀……”

陶铸《松树的风格》：“我每次看到松树，想到它那种崇高的风格的时候，就联想到共产主义风格。”

…………

这让我联想到，我们现在的这些大学、中学教师，大多不也是50年代以后生人吗？用这样的模式去教育、评卷、批分，《他们》满分的出现，也就很自然了。但是让90后的一代新人重新落入上个世纪70年代的老套，于心何忍？

正如周泽雄曾评说的：杨朔的散文是比较老派的，讲究构思布局，追求炼字敲句，然而由于主题先行、意义至上的缘故，这份可贵的努力，竟没有获得相应的酬报。杨朔习惯于在篇末点出的主题总是过于高亢伟大，读者层次不够，觉悟有限，只能要么倍感惭愧，要么觉得怪诞，要么干脆直斥之为做作。用艺术方式汇报思想，表达忠诚，虽不能说是杨朔首创，但说到影响，杨朔的确首屈一指。

也正如我在前一篇文章中所说：他们，终将会成为我们。为什么不可能是“我们”会有可能成为“他们”？我提到了玛丽·艾伦·马克，用她自己的话来说：“我的作品最关键的就是进入，其中没有什么秘密。我只是向人们解释我在干什么，然后让他们自己决定是否让我进入。”只有进入，才可能得到真实的感受，才可能将真实的感受传递给其他人。马克在精神病院的一周，承受了巨大的压力，而和她同去的另外一位女摄影家莱波维兹不得不选择了最终的“逃离”。满分作文《他们》的作者进入了没有？很遗憾，通篇都是一些想象的描述，是基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以想象的空间完成的排比句，是将平时在报刊杂志中读来的、各种媒体中听来的“高调”文字巧妙揉入其中的过程。请看：记得那年春晚他们稚气的宣言：“我们的学校很小，但我们的成绩不差”“我们不和城里的孩子比爸爸”“北京的2008，也是我们的2008！”这是谁的过错？

而摄影对于马克来说是一种高度情感的体验，于是也就成为她同情心的来源。她说这些人们生活在边缘上，她想通过他们的爱和恨接触他们，她希望照片能说出生活在不幸中的人们的某些东西。正如玛丽·艾伦·马克所说：“摄影完完全全地恢复了我，它打开了我的人生，因为我能够幸运地看到其他的文化和生活方式——看到世界上不同地方的人们如何生活——富人、穷人、好人、坏人。”这才是更重要的。这也让我们在她的画面中读出了许多人类灵魂深处的东西。

当然，对于高中生来说这是一个太高的要求。但是，满分的出现，却证明了中国教育的严重缺失。而且更为严重的是，这样一篇被推向巅峰的范文出现，会对以后的高考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我不敢想象。

救救孩子吧！救救“他们”！但是谁来拯救这样一个早已缺失了对自身批判力的时代，我找不到答案。

文中照片均选自玛丽·艾伦·马克的《81号病房》，至于有朋友在留言中说到这是一个商业摄影和艺术摄影的关系，这个题目太大，容我以后道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