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大部分的广告摄影中的模特儿都是微笑或者笑容可掬的，但你的画面并非如此。为什么？
答：一张不笑的脸有更多的表达可能，可以说出更多的东西。笑相对其他的表情来说有其劣势。
问：和模特儿之间创造力的关联是什么？你和她们之间所建立的关联是什么样的一种方式？
答：这样的关联是建立在信任和相互理解的基础之上。大部分被我拍摄的人都了解我的作品，都知道我不是想从他们身上猎取什么。一位模特儿在被采访时曾经这样说：“我知道他不会窃取我的灵魂。”我不会利用任何人。
答：实际上，理想就是某人在变得更为强大的同时，又有能力保持原始的敏感。
问：为什么在你的画面中的女性总是在舞蹈、诱惑，如同杂技演出，而非淑女或母性，换句话说，她们不再是“普通者”、“一般质量”的女性？
答：我不是记者或者记录者。我是在这些画面中注入了我的梦幻。
问：你的女性画面捕捉住了灵魂，性格，揭示了她们的个性。你是否认为自己具有一种特殊的天赋？你之所以能够进入女性内心世界的秘密何在？
答：不，我不认为自己具有这样的天赋。实际上正如我所说的，被拍摄者必须信任我，而我却不能滥用这些信任。被我拍摄者通常认可自己在画面中的形象。那是非常让人感到满足的。我不需要滥用任何特权进入人们的内心。
答：拍摄过程中所得到的快乐就是最大的补偿，这是一种个体之间所得到的愉悦。
问：你是否和这些被拍摄的女性成为密友？或者说你是否将自己的职业和私人关系严格加以区分？简而言之，生活和工作之间的关系是如何界定的？
答：我在十五年以前第一次拍摄伊莎贝拉·罗塞里尼，直到如今我们还在一起合作。我十二年前第一次拍摄米拉·乔沃维奇时她才14岁。我习惯保持较长时间的关联，甚至很长时间。我拍摄诺米有十年了。有时候对意味模特儿的拍摄会中断好几年，但是重新拍摄时发现这位模特儿依旧美丽而有趣。这是非常个人化的关系和友情。这和公共关系无关。有些东西对于我来说是根本无法接受的。
答：其实这些都和画面中的女性的神态、姿势以及状态无关，不管是欧洲、非洲还是任何一处。世界正在变得越来越小，从而产生了多种文化的融合，至少在工业化的国家里，一种最为基本的风格上的信息交流，都有了国际化的倾向。
问：你的风格有着明显的界定，因为你的灵感似乎来自于你的民族的德国文化。你的拍摄比较接近于新客观主义。自然与工业的混杂是否是你灵感的背景，而你的照片中的氛围和独特的设置，也可能来自于你童年的记忆？
答：我主要凭借直觉和本能，因此我很少考虑我的这些灵感来自何方，是否出自记忆。就我看来，照片中的力量感来自于一种对照，基于男性的力量和自然的力量。
答：二十年前，我会感到是一个在巴黎的德国移民。如今，我不再会有德国人或者法国人的感觉。我大部分时间在美国工作。随着时间的流逝，我几乎失去了一种民族身份的认同感。我一次又一次受到各种细节的影响，比如在纽约的德国节日，或者我在吃德国香肠和德国泡菜的时候……我几乎会有一种大声喊叫的感觉。我会对自己说：“哦，是的，我是德国人……”世界已经变成了一种大都市的类型。洛杉矶，纽约，巴黎，米兰……干我们这一行，今天在米兰，明天在纽约……世界变得很小。我的父亲从未离开过他的家乡。我很难想象三代人之间会发生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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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在我的位置上，一切都是有条不紊的。在无数机会的同时也有无数难题。我可以在纽约工作，也可以第二天去瑞士，去我大儿子的大学参加家长会。我的生活的确非常丰富，但是需要一种控制。我已经将这样的生活状态习以为常了。我每天都有那么多不同的体验，就像上了瘾一样。每天在我面前都有新的发现。当然，我也挣了不少钱。另一方面，系统性和组织型是如此的重要，也是要付出昂贵的代价，我发现钱就像沙粒一样在我的指缝间流淌，我很难把握它们，稍纵即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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