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印咸——“国家视角”展览

国家视角：

吴印咸拍摄的《人民大会堂》（1981-1983）

蔡萌

1984年，《吴印咸摄影集（下册）》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其中收录了吴印咸在1981年和1983年间拍摄的《人民大会堂》系列组照。这组摄影作品在过去的20多年里很少被提及，甚至早已被遗忘。在国家意志主导下拍摄的这组《人民大会堂》，从照片本身的品质来看，更像是教科书式的政治宣传图录。

1981年，81岁高龄的吴印咸接到邀请，受命筹拍《人民大会堂》系列组照。拍摄的主要原因是人民大会堂方面准备印制一批挂历，作为礼品赠送友人。这是一个宣传推广人民大会堂的"形象工程"，拍摄工作前后两个多月，分两年进行。由于人民大会堂的空间较大，想要全面拍摄，有些机位要架在4、5米高的位置；而此时已经年迈的吴印咸根本无法亲自完成这项任务，所以他向文化部电影局打报告借调来时任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的教员张益福作为摄影助理。在吴印咸看来，拍摄显然是一个政治任务，其中的每一个细微环节都不敢马虎大意。"在技术上要解决混合光线给彩色摄影带来的难题；在艺术上既要表现各省厅的地方特色和民族风格，又要吻合人民大会堂雄浑的气势和庄重的基调。" 由于工程的特殊性，人民大会堂方面竭力配合。当时的吴印咸享有特权，他可以在人民大会堂内调度各种资源，平时一般都有近10个人做助手。那时的吴印咸像是一个电影导演，在指挥和调度着整个拍摄工作；这种类似导演工作方式的运用与吴印咸早年曾经从事过的电影摄制工作有着天然的联系。

上世纪30年代，吴印咸曾经担任过上海电通电影公司、明星电影公司的摄影师并拍摄了《风云儿女》（1935）、《都市风光》（1935）、《马路天使》（1937）等经典影片。解放战争时期，他奔赴延安并加入"延安电影团"，拍摄了大量纪录片素材以及摄影作品，如《白求恩大夫》（1939）等。解放后，他先后参与筹建东北电影制片厂和北京电影学院，担任厂长、副院长等职务，并参加了《红旗谱》（1960）等电影故事片和纪录片的拍摄工作。因此，吴印咸深谙电影运作的基本模式并掌握摄影师的基本功课。无论是场面调度、空间处理，还是灯光、道具的安排，甚至是演员编排、镜头处理等诸多方面，都应对自如。更应该提及的是，吴印咸在更早的时候在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有过三年的求学经历。早期的美术功底也为后来的摄影艺术道路奠定了深厚的视觉修养基础。在吴印咸60年代的摄影作品里，彩色照片凤毛麟角，而到文革末期，为了试验保定胶片厂研制的彩色胶片新产品和进行滤色镜的研究，吴印咸在疗养间歇拍摄了大量花卉照片。当时的吴印咸有一个心愿，想出一本"百花齐放"影集，以表现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方针。这些被后来很多人批判为风花雪月般艳俗的照片，再加上早年绘画积累的色彩修养为其后来《人民大会堂》的拍摄提供了重要前期准备。

2006年9月，当我第一次有机会看到吴印咸拍摄的《人民大会堂》这组照片的原始底片时，禁不住阵阵感慨，它的主题鲜明、结构完整、画面精致；在国家的视角下散发出的迷人气息、神秘气质，以及在现代性空间中上演的民族仪式、理想生活，为我们留下了一个具有多重想象和多种阅读方式杂糅在一起的复杂图像文本。如何去解读《人民大会堂》这一文本？当《人民大会堂》这组照片被印刷成挂历之后；当其性质也发生了变化，进入到公共传播体系，这又形成了一系列新问题，即谁在拍照片？为什么拍照片？怎样拍照片？谁看照片？结果如何？ [FS:PAGE]

透过《人民大会堂》这组作品，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构成某种最高权力象征的权力空间的外观，可以看到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运转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民众经过《人民大会堂》这一"镜像"（Mirrors）阅读的过程，继而"询唤"(Interpellation)出普通个体对国家的荣誉感、崇拜感、安全感、归属感、服从感、参与感和认同感。

首先，这与被摄物本身所散发的典型意识形态崇高形象和吴印咸对艺术本质的理解、认识有关。在人民大会堂这种以宏大和庄严为特征的权力空间中，摄影的行为过程本身已经构成了对永恒和崇高物体的崇拜仪式。此外，这也与吴印咸本人对拍摄国家最高权力机构工作的荣誉感，以及由此带来的责任感和高度的政治觉悟感有关。在这一点上又恰恰与吴印咸对艺术的理解相通。他认为：

一切艺术都是为政治服务的，为一定阶级服务的，不为这个阶级服务，就必然为那个阶级服务。不管艺术家是有意或无意，艺术作品在社会上总要起这个作用。"纯粹的艺术"、"为艺术的艺术"事实上是不存在的。......拍一张反映劳动人民生活的照片，首先要看摄影者站在什么立场上，用什么观点去观察劳动人民的生活，从什么角度去表现它。

其次，作为吴印咸晚年力作的《人民大会堂》，真实和典型地反映了那个年代的典型美学标准和主流意识形态的政治诉求，并将其发挥到淋漓尽致。吴印咸曾经在谈到1949年到1983年间创作的186幅摄影作品时提到： 

（这批照片）集中表现建国后30多年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巨大成就和在党的培养教育下成长起来的社会主义新人，以此来激发读者的爱国主义热忱和社会主义积极性，推动他们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历史性创造活动。同时，也想从中体现摄影艺术对"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的贯彻，探索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和艺术规律。

总之，耄耋之年的吴印咸，赶上了拍摄《人民大会堂》这个国家项目的历史机缘， 今天我们重新致力于挖掘、整理这些历史的影像，其目的并不在于怀旧，重要的是，去寻找和建立我们自身的摄影传统脉络、整理和建构我们自己的摄影视觉体系，或许重新展示这些照片所引发的思考和对未来的启示，要远大于讨论这个展览的本身。

《吴印咸摄影集（上册）》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在1981年出版发行。

1958年，中央政府决定在北京修建十大工程，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周年大庆献礼。至1959年8月，仅用10个月竣工，为中国建筑史上一大创举。内由万人大会堂、5000人国宴大厅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楼组成。整座建筑坐西朝东，南北长336米，东西宽206米，高46.5米，占地面积15万平方米，建筑面积17.18万平方米。

这里面可能有很多方面的原因，比如：当时的印刷制版、印刷条件和版式设计的局限使画面品质大打折扣，或是于当时大众审美标准的局限和这本影集的定价偏高（100元）等原因，都使得这组作品很少被人提及。

 张益福（1934-），现已退休，北京电影学院教授。1961年至1966年间曾作过吴印咸的研究生。

就连冲洗都是在当时北京最好的图片社进行的。

吴印咸："〈吴印咸摄影集〉下册出版前答编者问（摘要）"，载《中国摄影》1984年第3期。

 除了张益福亲自作为拍摄助手外，其他的助手主要负责道具摆放和后勤保障工作，他们全部为人民大会堂的日常工作人员。

全称"八路军总政治部电影团"。

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前身。

1919，吴印咸在亲友的资助下，考取刘海粟创办的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开始接受正规的绘画基本训练，并于1922年毕业，取得专科学位。

乐凯胶片集团公司的前身。

《百年吴印咸》编委会：《百年吴印咸》，中国电影出版社2000年9月版，第92页。

吴印咸："我在摄影艺术创作上的转变"，《中国摄影》1962年第3期。[FS:PAGE]

吴印咸："〈吴印咸摄影集〉下册出版前答编者问（摘要）"，载《中国摄影》1984年第3期。

1900年9月，生于江苏省沭阳县

1919-1921年，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学习

1923-1927年，沭阳县立中学任美术教员

1928-1930年，上海艺景布景公司任画师

1930-1932年，上海红灯照像馆任摄影师

1932-1934年，上海天一影片公司任布景师

1935-1937年，上海电通影业公司、明星电影公司任摄影师

1938-1946年，延安八路军总政治部电影团任摄影队长

1946-1948年，任东北电影制片厂技术部长及副厂长

1949-1954年，任东北电影制片厂厂长

1955-1970年，任北京电影学院副院长兼摄影系主任

1970-1974年，国务院文化组成员

1977-1982年，任文化部电影局顾问

1976-1994年，当选为中国摄影学会（后改为中国摄影家协会）第一届理事、第二届、第三届、第四届副主席、第五届名誉主席

1994年9月7日，在北京去世，享年9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