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纬：我不相信

鲍昆：对于最近发生的诸般世象，姜纬老弟又有了及时快速地反应，好个快枪手。是篇好文章，大家共欣赏。（此作是原创新文首发，注明） 

我不相信

余秋雨近日又发话了："这17年来，我的目标已经全部达到。中华文化果然成为时代的精神坐标，世界的关注对象。"前一句是真的，后面的话是屁话。就整体情形而言，我不相信现在的时代是一个文化盛世，我不相信出生于近60年来的人们能够真正理解文化的要义，我也不相信出生于近60年来的专家教授学者著述立说是怀有济世之心，我更不相信出生于近60年来的人们会有环境、会有才情、会有悠闲的心境和时间创造文化消受艺术，我不相信。一个敢于对婴幼儿食品下手的、只有现世没有未来的国家，还有资格谈论什么精神坐标吗？再怎样把表面弄得花团锦簇，我不相信。

写《世界古代中世纪史》《中西交通史》的阎宗临先生，1904年出生，1925年赴法国留学，1936年获瑞士国家文学博士学位，1948年任中山大学历史系主任和历史研究所所长；写《吕氏春秋：兼容并蓄的杂家》的刘元彦先生，1928年出生，1948年毕业于成都华西协和大学；写《古代的希腊和罗马》的吴于廑先生，1913年出生，1935年东吴大学毕业，1946年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写《文心雕龙注释》《洛阳伽蓝记译注》的周振甫先生，1911年出生，1931年入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师从钱基博先生；写《明式家具研究》《锦灰堆》的王世襄先生，1914年出生，1938年燕京大学国文系毕业，1941年获燕京大学文学院硕士学位。

为什么我要说起这几位老先生呢？一来是因为这几位先生大多曾参与编写过大部头的重要学术著作，比如周振甫先生1948年担任钱钟书先生《谈艺录》的责任编辑，该书出版后，钱先生亲笔赠言："校书者如观世音之具千手千眼不可。此作蒙振甫兄雠勘，得免于大舛错，得赐多矣。" 二是于此同时这几位先生也写作了这几本篇幅不大的书，而且还非常看重这些书，比如吴于廑先生对子女讲过好几次，他自己生平最喜欢的就是薄薄的《古代的希腊和罗马》；三么是我读过这几本书，写的真是好，现在的人是写不出的，篇幅不算大，讲的是关节、经络，无一字废话，不注水，不矫情，一百个字讲得清爽的不会敷衍出二百个字，中文底子实在了得，该透彻该交代的地方，绝对做到位；四是我一直对篇幅不大的书，怀有敬畏之心，想想《论语》《庄子》《老子》《史记》《山海经》才多少厚啊？想想《世说新语》《诗经》《水经注》《阅微草堂笔记》才多少页啊？就讲《明式家具研究》，近30万字，好像不算少，但比较其它讲明式家具的书，我看过很多，文字量都比此大多了，还是没有王先生写的好，简直一塌糊涂，真没有办法；五呢他们都是20世纪上半叶出生并学有所成的，这在我看来，就是参照。

所以我现在到书店买书，如果有可能，我一定先看看作者的介绍，20世纪上半叶出生并学有所成的，不会让我失望，往往还会让我喜出望外，因为这些人的学问实在是好，我们不妨想想，什么人可以任《谈艺录》的责编？钱钟书一辈子称赞过几个人啊？去稍微了解一下就晓得了。

我曾经看见过一张老照片，是宋家几个兄弟和他们太太在美国的合影，我对朋友们讲：你们来看看，现在的中国还寻得出这样的女人吗？都穿着旗袍，那种娴静之美，那种派头，是无法形容的。王家卫电影里的女人，相比之下，赛过是街头的小瘪三，张曼玉身上的旗袍，好像是马戏团的行头。没有办法想，土包子进城，再怎么巧取豪夺、出洋镀金、大宅豪车,我们的血统里面早已没了高贵典雅。

其实也不仅是中国,外国也一样,程度不同,而已。几年前,王元化先生读到哈佛大哲史华慈的临终遗言，内心产生强烈的共鸣,回首刚刚过去的20世纪，瞻望未来世界，内心充满了王国维、陈寅恪晚年的那种文明将倾的悲哀与凄凉："以赛亚·伯林说20世纪是个很糟糕的世纪，但从目前的趋势来看，21世纪恐怕是文化崩溃的时代"。北岛在其《时间的玫瑰》后记里写道："一个著名的物理学家告诉我，20世纪上半叶也是物理学的黄金时代，随之是白银时代。我没接着问，估计现在是废铜烂铁的时代。"[FS:PAGE]

我非常喜欢听古典音乐，这方面与我有同好的朋友，一定会注意到一个现象，那就是无论是指挥家还是演奏家，二战以后出生的，一个比一个差，无法听下去了。所以，凡是重出老版本，一定是好销，哪怕录音条件很不好，但气息真的不一样。同样是肖邦的14首圆舞曲，Dinu Lipatti 弹的是好，好到离世快60年了，还是没有人能够超越这个罗马尼亚的流亡贵族。一个朋友讲，别的不管，光凭Lipatti 的长相，天生就是王子，天生就是弹肖邦的。再看看朗朗，招商银行真瞎了眼。人家麒麟饮料午后红茶，实在寻不到形象代言人，做电脑手脚让奥黛丽·赫本复活，也不随便应付。

写到此地，我想起1980年代初，和我父亲每天听苏州评弹、评话，一本《杨乃武与小白菜》，"密室相会"这一幕，就足足讲了一个礼拜，胃口给他吊足，上海人讲的"肚肠根也在痒"，现在想想，这真是享受。我认为这就叫享受。前几日，我对朋友讲，一个"闲"字就可大致领略什么叫享受，比如我现在的状态，其实我一直有事情可做，可以像现在大多数人一样，忙忙碌碌，关键是可以赚到钞票，得到名声，但我不想忙，人生下来不是去做苦工的，有许多机会自觉放弃，钞票赚不到就赚不到，就不想多做事情，听听唱片，看看字帖，翻翻画册，或者就睡大觉、搓麻将，或者叫上朋友喝咖啡聊天。遇到自己有兴趣的事情了，那么就去做做。我认为这就叫舒服，这就叫享受。延伸开来，文化艺术这样的东西，是"闲"出来的，消受它也要有这个命的，中午吃几口盒饭，下午到财务部报销看出纳面孔，担心同事向领导打小报告，明天一早要见客户，生意还不晓得谈得成谈不成，下了班挤地铁，路上买一只汉堡包，赶去大剧院听歌剧，对不起，这种日子我是过不来的。

这些天，我在看清代学者吴吴山的未婚妻陈同、妻子谈则、续妻钱宜，这吴氏三妇合评的《牡丹亭》。《牡丹亭》问世以后，评家蜂起，三妇合评的本子堪称传奇上品，正如孙桐生所讲"真有洪炉点雪、麻姑搔痒之妙。" 这三妇真的是前赴后继，作为男人的吴吴山，是有福之人。当然这些还是小事情，这里面有个大道理可讲，就是做文艺的事情，实在是太需要时间慢慢磨，反复磨，水到渠成，急不得。这磨出来、"闲"出来的一定是好东西。我理解的这个"闲"，并不真是饱食终日无所事事，而是一切从自己的内心兴趣出发，不强求别人，不委屈自己。我再看周围的人，交情深浅另说，大多是急吼吼的腔调，天可怜见，这哪里是在做文化、享受艺术和人生，分明是在打仗拼命，连自己享受都做不到，还谈什么济世之心、人文关怀？有时候，我真想劝他们，有这点劲头，还不如去做期货炒债券开KTV，先把养家糊口的事情弄好再讲吧。

阎宗临，刘元彦，吴于廑，周振甫，王世襄，这几位先生一定是深谙慢慢磨、反复磨之道。刘元彦先生研读《吕氏春秋》30多年后才写这本小书，恐怕不是为了评职称拿稿费吧？大玩家王世襄先生，也不会是因为和拍卖公司称兄道弟暗通声气才鼓吹明式家具的吧？为什么这些人不急吼吼？我认为，这些老先生自打年轻时候起就有强大的内心信仰在支撑着他们，也就是说：我现在在做的、也准备一辈子做的事情，是自己深思熟虑选择的，无怨无悔，不离不弃，荣辱不惊，我不眼热别人发财升官，我做不来这个，我只能做我愿意做也乐意做的事情，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职业，这更是一份值得担当的事业，其中的享受和乐趣是旁人没法体会的，既然有享受和乐趣，那就得在慢慢磨、反复磨的过程中体验。因此，他们是想的清清爽爽、明明白白，所以做起事情来笃笃定定、踏踏实实。这样的话，反过来，我们就能想象和明白现在的人为什么做文艺像打仗拼命了，尽管这些朋友们嘴上不承认。

9月8日，新一届上海双年展开幕，被指越来越像"庙会"，越来越像哗众取宠的"秀"，"除了有娱乐价值外，内容很空洞。"对于连日来的这些批评，总策展人张晴有点"不解"，他表示，办一个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艺术展难道不好吗?"没人看的时候会挨骂，人气高了又被说庙会。当代艺术的发展必须得到应有的尊重。"张晴强调，双年展一直是一场"人民的双年展"，他补充道："美的形态多种多样，每个时代都有不同的艺术表现形式，如果随意抹杀这些作品，就是在‘质疑这个时代'。" 张晴的言论，每一句都是胡言乱语：无论中外，双年展从来就不是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东西，双年展也从来不属于人民，当代艺术从来就不屑于谈什么"美"，如布勒东所说的"美，那是让人笑掉大牙的"，当代艺术也从来是以质疑一切为己任的，人们也有不尊重当代艺术的自由和权利，为什么连这些基本常识都不顾了？利令智昏嘛，内心是惶恐的，是着急的，明天在哪里？什么时候崩盘？所以最好就是捞一票是一票了，时间紧啊任务重啊，让细水长流见鬼去吧。以己昏昏，却想使人昭昭，中国当代艺术已是末路狂花。我问一个广州回来的资深记者，三年展如何？回答是：差不多，差不多，都是乱七八糟不晓得在讲什么。别看规模，别看架势，那很可能全是虚张声势，越是没底子的，往往越要大声吆喝，上当还没有上够？我认识的一个艺术院校教授，和我讲他最忙时一星期要策4个展览，没有办法啊老弟，我现在还在基本建设阶段啊，好辰光不多了。我只好宽慰他：当心身体，当心身体。汽油费、奶粉钱、房屋贷款，真作了孽了。我只想问一句：一定要开车子啊？算有钞票了啊？你又不是开兰博基尼。[FS:PAGE]

最近几年，艺术院校吃香的很，报考人数与日俱增，这究竟是什么原因，你知、我知、天知、地知。文化也好，艺术也罢，实在是很奢侈的事情，古来如此，当然，这话在如今好像蛮寒人心的，但却是老实话。想不清爽这点，又或者心存侥幸，霸王硬上弓，当饭碗捧，当生意做，当出路寻，我不相信会有好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