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实摄影的时代使命与摄影师的历史责任

  主持人：D.J. 克拉克（研究生导师、中英合作摄影硕士班英方主任）  

                     杨晓光（研究生导师、大连医科大学影像艺术学院教授/院长）a    

    日  期：2006年12月18日下午

    地  点：大连医大影像艺术学院教学楼研究生教室 

    参加者：来自中国、英国、美国、西班牙等国家的近二十名摄影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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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D.J. 克拉克：大家下午好，首先介绍一下今天研讨会的嘉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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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     罗伯特·普雷基，美国联系图片社总裁；a

        蒋少武，原辽宁日报摄影部主任；a

李振盛，原黑龙江日报的摄影记者，因《红色新闻兵》画册和展览而享誉海内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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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我们今天讨论的主题是，作为一个摄影师，怎样将自己的工作与时代联系起来，以及摄影师的历史作用。他们俩的经历是这个研讨主题的一个很好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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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个问题请普雷基回答：作为一个摄影师，怎样为一个社会或国家的历史做出自己的贡献，并能使后人正确理解一段史实？特别是关于李振盛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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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普雷基：在摄影的历史上，确实有几位摄影师可以用自己的独立工作反映一段特殊的历史时期或主要事件。据我所知，李振盛就是为数不多的其中一位。a

        这还要看怎样来认识历史，在我们西方国家里，19世纪、20世纪的主要历史影像是随着社会的潮流。我想，像埃德伍德·科德斯那样，用了几十年的时间在美国拍摄关于印第安民族的纪实摄影，可能是现今唯一尚存的、具有那个时代特征的照片。a

        李振盛，用他的照片记录下一段特殊的历史时期。还有蒋少武，同样拍摄了大量的图片，如果能够很好地整理出版，也会像李的书一样为人们认识一段历史做出个人的突出贡献。这种贡献不仅是对本国人民，对世界历史、世界文化史也是一种贡献。- a  

        大家都知道罗伯特·卡帕，他曾经记录过很多重大历史事件，比如二战时期的诺曼底登陆。那幅著名的焦点模糊的照片被作为经典，而卡帕则成为精彩的照片不一定非要焦点清晰的例证。后来他又拍摄了解放巴黎，记录过美军进入德国等事件，等等。尽管如此，没有一个摄影师能够自己记录下整个二战的历史，那是不可能做到的。a

        但是，李振盛是一个特殊的例外，他在那段时间里只工作在一个地方。可是当时在中国的其他地方都发生着同样的事情。而他拍摄的照片本应与全国的其他报纸都是一样的，因为当时的宣传有同样的形式和内容的要求。其实不仅是报纸，但是报纸在当时承担主要角色。可是李的照片却让我们看到了真实的历史，这对于我们今天去认识过去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视觉影像的作用是非同小可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对五百年前、五千年前的事件很难理解，就是因为没有视觉形象。a 

        克拉克：下一个问题请李振盛和蒋少武回答。在文革时期拍摄这些照片是要顶着巨大的压力的，您认为自己的照片真实地记录了历史吗？作为文革的当事人，是否主动地要记录这段历史？[FS:PAGE]a

    蒋少武：当时拍摄这些照片，是受一个很有名的记者影响，他说：作为一个摄影记者的责任，就是不让历史留下空白。大概是六十年代初，就这么一句话，就使我的拍摄责任拓宽了。我特别理解这句话的真正含义。摄影在见证历史的时候，它是最有优势的。所以我拍摄这些照片时，不是为了“工作”和发表，是我有幸抓到这样一个可遇而不可求的机遇。我曾经想，哪怕是一百年以后，就像敦煌壁画发掘出来那样，它就会非常珍贵的。还有一位著名的摄影记者说过：当重大事件发生时能够在现场，这是上天对一个摄影记者的最大奖励。当时自己在这个“文化大革命”的现场很兴奋，因为能碰上这样一个难得的机会。还有，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我似乎没有那么强的派性，我认为不是你死我活的敌我矛盾，有时甚至认为大家都在“胡闹”，加上当时我还算是一个小有名气的摄影记者，于是“天时地利人和”在现场拍摄就方便多了。记得有两次红卫兵不让我进入批斗现场，当时把我急得实在没有办法了，我就豁出去了，把我的M-3莱卡相机调好了速度、光圈和焦距给了红卫兵小将。（记得一次是给了沈阳音乐学院的“井冈山”战斗队，一次是给了沈阳鲁迅美术学院的“红五星”战斗队。）结果这些大学生拍的那几张还真不错。a 

        李振盛：蒋少武先生比我年长8岁，参加工作也比我早得多。我想，当年如果我不是在黑龙江日报社摄影组，而是在蒋少武领导下的辽宁日报社摄影组工作，我会拍的更多更好。我当时没有遇到这样一位“明君”，蒋少武当时是摄影组长，他竟带头去拍“给文化大革命抹黑”的照片；而我的工作环境却很痛苦，在五个摄影记者中我是年龄最小的，谁都能管我。他们经常打我的小报告：李振盛又拍没有用的照片了——凡是报纸不能发表的照片就是“没有用的照片”，这就是浪费公家的胶卷。所以我是偷偷地拍、悄悄地藏，最后把“给文化大革命抹黑”的底片都藏在自家地板下面，才躲过批斗抄家的灾难。因此，今天当我看到蒋老拍的文革照片时，就在想我当时真是怀才不遇啊，如果当时在你蒋少武手下工作我就能撒了欢儿地拍。a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来说，蒋少武是既听党的话，又不听党的话。当时是不准拍这些“抹黑”照片的，又不准见报，你能做到这一点让我欣佩。a  

        我和蒋先生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在某个时候受到某个人的影响。美国最大的中文报纸《世界日报》记者曾慧燕采访我时，她写过这样一句话：“一言定终身”。也就是一句话决定了一个人一生的追求。确实如此，当年我在长春电影学院学习的时候，受到东方和西方两位摄影大师的深刻影响，一位是中国的吴印咸大师，一位是法国的亨利·卡蒂埃-布勒松大师。a吴印咸当年是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主任兼副院长，他应邀为我们讲课时说的话给我的印象十分深刻，他说：摄影记者不仅是历史的见证人，还应当是历史的记录者。a

        卡蒂埃-布勒松大师的“决定性瞬间”理论影响我一生的摄影实践。1960年8月中国文艺界把他当成西方资产阶级摄影的代表人物大肆批判，我向来有从批判中“逆向思维”的习惯，边参加批判边感受到他的“决定性瞬间”不是个坏东西，是很重要的指导性理论，便暗地里领悟其真谛，研究其作品风格，默默实践“决定性瞬间”理论。做梦都没有想到43年后的2003年7月，竟然会受到“我心目中的导师”卡蒂埃-布勒松大师的邀请与他会面，并为他拍照及合影。

        是这两位大师影响了我的新闻摄影生涯。文革时期，拍造反派集会的照片要突破重重阻力，有时我戴上红袖标让红卫兵认为也是他们的战友，想方设法尽可能多拍一些照片。可是几十年过去了，当年曾举报我[FS:PAGE]“拍没有的照片”的老同事见面时说：“我们当年是一心一意听党的话，只是记录了历史的一半；而你是三心二意听党的话，却记录下完整的历史”。所谓“听党的话”就是领导叫拍啥就拍啥，那时有一句话“党指向哪里，就打向哪里”，报纸上不准用的照片一律不许拍。我的老同事的话也算是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吧，也就是蒋老刚才说的，摄影记者应当具有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这话我过去总是不敢这么明说，今天要大声地说：我们肩负着历史的责任，我们要对后人负责，我们要对未来的世界交出自己的答卷。a  

    克拉克：下一个问题是对所有来宾的。中国在上个世纪中期发生了两个重大的灾难事件，一个是“三年自然灾害”的饥荒；一个是“文革”。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拍摄得很好的文革照片，但是却见不到饥饿时期的照片。你们是否认为照片可以影响人们对历史的认识？也就是说，照片在历史的进程中是什么样的一个角色？a

        蒋少武：那个时期（饥荒年代）的照片也是有的，但是没有文革时期拍得那么多，或是保存得那么多。它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大家还比较幼稚，报纸上需要什么就拍什么，让去拍什么就拍什么，自主的观念还没有形成，我不是受到什么限制。当然胶卷是控制使用的，比如，一张见报的照片只有三张胶片可以用。后来随着经验和学习的增长，新闻理论的思路也拓宽了，就能够主动地记录了。但是那时的照片虽然少，却仍然有。a 

         另一原因是，饥饿时期的历史是一个比较平稳的走向，不容易引起大家的注意；而文革是历史长河中突如其来的变化，打下了非常深刻的烙印。作为记者来说，拍摄照片的历史烙印越深，它的作用就越大，所以要不惜一切去拍摄下来。“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可能饿死过人，但是要说饿死几百万，几千万人，我没见到这种场面，当然也就没有拍到这种场景。a

        李振盛：当我们回顾历史时，切忌用现在的历史观去谈过去，否则就会扭曲历史，使历史与现实脱节了。三年大饥荒时期我正在读大学，每天受的教育就是党在看着我们呢，看你能不能经受住“三年自然灾害”的考验。肚子饥饿难耐，但还是喊着要接受考验的口号。那时的思想是很纯真的，真的在想要接受党的考验，接受国家的考验，渡过这场难关。如果用现在的思维去想，这是不可思议的。所以尽管有的地方有饿死人的事发生，甚至有更严重的死很多人的事情，但是没有人去拍照，因为当时的摄影人都有一个“觉悟”——那绝对是社会主义的黑暗面，曝露这些就有反党反社会主义之嫌。现在，我们说“要客观记录历史，这是我们的责任”，这是用现在的思维去谈历史，那时真的没有人会有这种明确的责任感。

a        文革时期就不同了，那时毛主席说文革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破四旧、批斗牛鬼蛇神，整个社会都在动乱中，在乱世之中有些胆大的人就把“黑暗面”记录下来了。因此说记录历史的图片之多少，与当时人们的历史观是有关联的。年轻人千万不要仅用现在的观念去看待过去发生的事情，不能因为时代的发展和认识的进步，就用现在的观念去看待和研究历史，这样的结果将使历史不真实。一定要用历史的唯物的辩证的眼光去看待历史。a

        普雷基：我同意那时是非常困难的，如果摄影师当时有不同的观念，就应该拍出不同的照片。当时的事实是，中国六十年代的媒体是国家和地方政府控制的，尽管当时的饥饿情景四处可见的，但是摄影是作为正面宣传的工具，再加上胶片的短缺，没有足够的设备和训练有素的摄影师，所以没有留下大量的影像。[FS:PAGE]a  

        文革时期却不同，当文革开始时，媒体被用来发动革命，打破原有的社会机构，摄影师有机会去拍摄大量的照片。可是真正有目的去记录的摄影人却不多，这里在座的两位就是那些为数极少的、恐怕是仅有的人。他们当时可能还没有十分清醒地理解这些照片的作用和意义，可是他们认识到正在发生着什么重要的事情，加上年轻气盛，自己参与其中，所以他们突破阻力去拍照。但是我注意到，他们都说，在自己拍照片时没有想发表的目的。因为他们知道，这些负面报道的照片是不会被发表的。也就是说，在重大事件面前，大家本来是都能拍摄照片，但是只有很少的人能做出别人做不到的事情，而获得的丰硕成果，就像是李振盛的这本《红色新闻兵》的书。当然，经过编辑、整理，可能还有蒋少武的另一本书。凭着个人的敏感，他们做了应该做的事情，这给社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因为这让我们今天可以明白历史上的事件。a

        中国在五、六十年代的两次灾难，只有一次被很好的记录下来，可能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文革在世界的影响。我记得当时生活在巴黎，见到过少量的文革影像，人们都非常感兴趣，媒体想利用这些照片来吸引读者，但是我们生活的境遇相距太远，不知道真正发生了什么。所以照片是非常重要的，大家还在发掘，可是我怀疑除了李、蒋之外还有什么人拍下了文革时期更好的更完整的照片。a

        克拉克：下一个是把文革的照片在国外发表的问题，这一点曾在研究生中间引起激烈的争论。这些“损害”中国形象的照片，是否有必要在国外发表？a

        李振盛：一个人、一个民族，乃至一个国家的历史，不会都是一帆风顺的。有光明的一面，也会有不光彩的一面。光辉的是历史，不光彩的也是历史。我们说应当尊重历史，就是说要尊重完整的、全部的历史，不加修饰的历史，才是一部真正的历史。文革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显然是不光彩的一面，难道建党85年的历史能把这十年抠出去吗？难道新中国57年的历史能把文革十年抹掉吗？显然是不能的，既回避不了，也绕不过去。a

        我在国际上举办文革影展，出版这本《红色新闻兵》，并不是我主动选择了国际，而是国际选择了我；我心里想的当然是首选在自己的祖国出书、办展。但是由于大家都能理解的原因，目前还做不到这一点。既然我一时不能向自己的同胞们讲文革，那我就向全人类讲文革好了。另外，庆幸的是我有这样一个机会和条件，能够站在国际舞台上对世界主流媒体讲话，向全人类讲述我的故事。那么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呢？在外国的媒体采访我时（到目前为止，国际上称为主流媒体的几乎都采访过我），我对他们说自己的理念：让历史告诉未来。这是在1988年我的20张文革系列照片参加“艰巨历程”全国摄影公开赛时就想好的一个题目，也是原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张爱萍将军为《红色新闻兵》的题字。我想告诉今天和明天的人们，告诉全世界的年青人，在我们这个地球村里，任何角落发生的人为造成的大灾难，都应当成为全人类汲取的财富，绝不能让历史悲剧重演。一个敢于正视自己历史的民族，方为伟大的民族。a

        我的环球影展已在20多个国家和城市巡展，三年来欧美观众累计达到70多万，他们不是借此嘲弄中国，对中国人民不怀善意；恰恰相反，世界人民关心中国的文革，就是想了解中国的全部历史。这就如同男女青年搞对象一样，首先想知道恋人的优点，然后也想知道缺点是什么，想知道一个完整的真实的人，这样就会爱得更深。现在，全世界都非常的关注中国的经济在腾飞。例如，美国刚刚派出内阁[FS:PAGE]1/3成员组成庞大代表团到中国来参加中美经济论坛。那么中国的经济腾飞是怎样起来的？我认为没有文革的苦难，就没有改革开放。a

        十年前后，我两次应邀在哈佛大学作讲演，第一次是1996年12月，我自定题目“文化大革命与改革开放”。出于自我保护的目的，我将他们事先确定的题目“文化大革命”故意加上“与改革开放”，还随身携带中共党史专家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七十年》，以其中的“文革十年”作为依据，演讲很拘谨，我怕在国外讲错了话回国会遇到麻烦(其实一点麻烦也没有)。第二次是2006年4月，我又一次登上哈佛讲坛，演讲题目大致如前，我完全是放开来讲，内容也宽泛得多，也没有恐惧心理了。现在，我在国际上经常作“文化大革命与改革开放”的演讲，但是，这完全是发自内心的。我对外国人说，邓小平先生之所以能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就是因为他在文革中受尽磨难，同时也看到国家与民族蒙受的巨大灾难。文革结束后，他痛定思痛，锐意改革。让中国人民走上一条不可逆转的改革开放之路。我们不妨来一次假设：假如文革中邓小平是在“四人帮”一伙中间，或者是跟着跑的话，他就是受益者了，那么在文革结束后他还会义无反顾地搞改革开放吗？然而，历史是不可以假设的。a

        所以说，苦难总是在孕育着美好的未来。因此我在国际上讲述祖国的文革苦难，是为了通过对比说明中国今天为什么会这么好。这是我的一片拳拳赤子之心，可不是在给祖国抹黑啊！a 

        杨晓光：在研究生们讨论李振盛的书时，有人提出疑问：在国外出版这本书是否还有其他的目的？说得尖锐一点，比如张艺谋的电影，有人说是为了在国际上获大奖，不惜用暴露国人的阴暗面来换取外国人的好感和地位。李振盛的书是否也有同样的问题？a

        蒋少武：我不懂英文，我的孩子为我翻译介绍了李振盛的这本书，我感觉李振盛做了一件很大的事情。说真话，我没有这个胆量。或者说，当时我没有这个胆量，去获得他的那种特殊身份。（李振盛插话：文革时你的胆量也不小，拍的照片也不少啊。）我说是竟敢拿到国外发表。我没有这种勇气，没有条件或者说也没有必要,急着将这些东西向世界公布出去。

    看到他在国外发表，我受到很大的触动，但是我没有这个胆量。今天在座的大连日报摄影部主任王大斌同志曾跟我说，你这些东西一定要好好地保护好。意思就是说，将来总有一天会有用处。这是一种朋友的忠告，我也认同。但是我不敢，（李振盛插话：现在还害怕吗？）现在也还是有顾虑。（李振盛插话：我已经在前面探路了，我趟过雷区了，你还不敢走？）今年在连州国际摄影节上，经过中国摄影家协会的推荐，我拿去30几幅照片展览，这是我第一次把它们拿出来。a

        我不认为讲文革是在给国家的脸上抹黑。过去一直是说，国民党是反动派，而我们党的主席胡锦涛在抗战胜利60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中就说，在打击日本侵略者的正面战场上国民党也做出贡献（大意）。我想告诉大家：在1943到1945年我在山东胶东抗日根据地当区儿童团长时，不知道国民党也抗日。我还想告诉大家：为了保存好这几万张文革资料，我想建一个“家庭珍藏摄影馆”，为此我将二十年的工资积蓄起来；我告诉三个孩子，那怕等到我去见马克恩以后，这些珍贵的资料也要好好保存好。当这些资料放在国家手里比放在自己家里更安全更能发挥作用时，将全部交给国家。因为它本来就是属于社会的。

    李振盛：我在北京与原长春电影学院摄影系一些老同学聚会时，有人跟我开玩笑说：[FS:PAGE]“你吃着共产党的，拿着共产党的，还骂着共产党。”我说，谁骂共产党了？我是希望共产党好，只有党好了，国家才能好，人民才能好。我又问，几十年来总是说共产党养活了老百姓，就没问问是谁养活了共产党？这话听起来剌耳，但是在理儿。a  

        2005年9月胡锦涛到墨西哥访问之前，我的影展刚在墨国首都开幕，墨西哥总统的中文女译员为我担任影展开幕讲话和在大学作演讲的翻译。一周后胡锦涛主席到访，她当面赠送了我的《红色新闻兵》，胡锦涛接受了。后来这位墨西哥女翻译还打电话问，胡主席给你打电话了没有……（研究生单韬光问：你有没有碰到什么麻烦？）没有，一点都没有。a

        普雷基：我想补充几点。既然这本书当时在中国出版暂时是不可能的，那就应该在外边出版。我是外国人士，所以我认为我可以做这件事情。因为中国人的这件事情不仅属于中国，还属于整个人类。世界是一个大家庭，我想我有知道中国发生了什么的权利，就同中国人民想知道的一样，不多也不少。同样的，中国人也有权利知道美国是怎样的，欧洲是怎样的，俄国是怎样的，世界的其它国家是怎样的……这是最基本的道理。a  

        作为新闻摄影师，而不是摄影家，我想我用他们作为一种媒介和工具，来了解和知晓世界。从另一个角度看，这对中国也是一个极好的机会去看过去。世界上不缺少正面的报道，可是有了负面的才是真实和完整的人类社会，就像一个人一样，不能感情用事。这本《红色新闻兵》给人看的是历史真相，不是虚弱的假象；不仅是给中国人看，还有全世界，让大家更好地了解中国，不仅是经济的飞速发展，还有其他的起因和联系，以及与世界发展的相互关系。a  

        现在我们坐在这里轻松地谈论过去，议论那段历史，可是在那个时期的人却完全不是这样。我有时感到很着急，一些25岁以下的年轻人对以前的这些事情一无所知。那段历史对于他们的父辈、祖父辈来说是沉重的，可能他们不想对孩子们提起这段悲伤、难过的历史，但是这样并不能有助于他们成长为健全的成人，除非教会他们面对历史。这不仅是中国人的问题，这是全世界要面对的问题。就像李振盛说的，每一个国家、民族、社会都有负面的经历，不应该将他们隐藏起来。a  

        当然每个人都想掩饰自己羞愧的东西，就像是在我生活多年的法国，人们都不愿意提起战争，在战争中死去了无数的无辜人民。但是不能因为死人就否定换来的民主社会；在美国的黑人奴隶时期，甚至不能通过对他们的教育法令；俄国、德国都有过集中营的经历；日本甚至一直不能承认二战时期对中国犯下的罪行，让中国很愤怒……如果你不讲出自己国家和社会的负面，这就是不真实的，世界就不会认可。只有正视历史，才能帮助人们更好的理解，才有助于不重演历史的错误。a  a

        胡锦涛说出国民党也和共产党一起抗日，这是很重要的标志，说明更开放，更实际。当年蒋介石迫于强大的压力开始反对日本的占领和侵略，但毕竟是抗日了。我们应该以前就知道这样一个事实，可是由于国际关系的策略和大陆与台湾的关系等等，真相没有告诉人们。但是事实就是事实，事实不能因为感情和政治的因素而发生变化，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有权知道事实真相，包括中国人。（李振盛插话：国外研究文革历史的学者认为，文革发生在中国，但它是属于世界的。文革的历史是全世界和全人类共有的财富。）a  

        亚当（英国籍研究生）问：李振盛先生，当年你拍摄这些照片的时候是怎样想的，是否想到有一天会公布于世，或有其它的什么目的？[FS:PAGE]a  

        李振盛：准确地说，当时只是认为这些照片将来会有用，具体有什么用？完全不知道。我只知道记录了历史是对后人负责，但是将来怎样用这些照片却不知道。没想到文革后来还会被中国共产党彻底否定，没想到中国还能搞改革开放，没想到我们曾梦想“去解放世界上2/3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人类”，现在却要笑脸相迎招商引资，把资本主义好的东西引进来，还要向他们学习取经。所以那时绝对想不到我的作品会走向世界，这是改革开放和全球经济大融合给我带来的机会。当然，我也没想到会遇到普雷基，我们会在一起合作几年出版了这本《红色新闻兵》的书。a  

        普雷基：李当时是一个青年摄影记者，他记录下身边发生的事情，并不会去计算后来会怎么样。就像你身处摇滚乐的演唱会中，你手中有相机，就会不停的拍摄、记录下沸腾的场面，你不会想将来要做什么，就是拍下来。a  

        单韬光（中国研究生）问：当时是报社派你去拍照片进行正面报道的，是吗？a  

        李振盛：是的。还有一些选题是自己找的，比如有些是我觉得感兴趣：批斗、刑场等等，在有意无意之间拍了并保存了近10万张文革底片。这就像中国的一句话：一不留神，弄出一本书来。更没想到我这本书会成为欧美大学中的历史系、东亚系及中国问题研究等相关专业的教材。a  

        克拉克：最后一个问题是对三位来宾的：对这些年轻摄影师来说，现在他们应该拍些什么才能像你们一样，起到应有的历史作用？a  

        李振盛：我想说的一句话就是“要做有心人”。世上万般事，无心者则做不成事。做有心人，要从点滴小事做起。我拍照片有一个习惯，要作详细记录。当年我拍的底片，先剪下来装底片袋，再把同一次拍的底片都装进剪成半截的信封里，写上拍摄的年月日，甚至写清上午或下午，拍的是什么人物和事件。直到现在，只要拿出几十年前拍的底片，我仍记忆犹新，能说出照片背后的故事。这并不是说我的记忆有多么好，这是摄影人的记忆基本功。任何人对几十年前的具体时间有可能发生记忆差错，但是只要你作好记录就不会错了。当年我还有一个习惯，就是把自己的见报的照片都剪下来，写上见报日期，贴到用牛皮纸自制的剪报本上，从1963年到80年代初我离开黑龙江日报社，20年间留下两大册。现在需要查证某个事情就翻翻剪报本，事件、日期、地点、人物都一目了然。所以我与普雷基在策划国际影展时，我的每张照片都写清楚年月日，很多人对此感到吃惊，其实要做到这一点并不难，就像我经常对年轻人说的那句话：凡想成就大事业者，首先要做个有心人。a  

        普雷基：这本《红色新闻兵》书做起来很容易的原因就在这里。我们用了几年的时间，是因为语言的问题，不得不翻译来、翻译去；同时还作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在中国、在美国调研。我们进行重复检查，检索信息之间的关系。因为作为编辑，我们没有李那样的背景，所以要深入进行了解照片后面的故事。我们之所以能做到这样，是因为李当年的卓越工作。他是我所知道的世界摄影师中最杰出的信息保存者，时间、地点，不仅是城市，有时甚至是街道、地区或是县城。有了这样精确的信息，我们可以在脑子里走出一条当年的路线。今天只要跟随图片记录，不再需要其它的标题等东西，就可以很容易理解和阅读这本书。所以他不仅是很好的摄影师，还是很好的记者。因为记者知道记录的价值所在。把图片信息与图片一起保存好，十年、百年之后，有什么人对它们感兴趣，就可以开展研究工作了。[FS:PAGE]a  

        可遗憾的是，只有很少的摄影师能做到这样。如果有更多的摄影师做到这样，就可以从更多的方面体现事件的整体。那我的建议就是，准确的、详细的记录拍摄信息，为百年后的工作打好基础。从现在做起，过去的每一分钟对将来来说都是历史，应该记录下身边的事情，因为二十年后它就是历史事件了。五年后它可能还是那样，二百年后它一定会消失了。

 a     蒋少武：我对青年摄影师也有两点建议。一是摄影家布列松讲过的话：摄影是发现，不是发明。作为摄影者不能老想着去发明，什么景别、构图等等当然可以有“独到之处”，但是“发明”是行不通的。还有一点是，作为摄影记者，不在于你如何拍照，用什么样的角度等等，而在于你拍到了什么。我很早就提出：摄影艺术与新闻摄影不是一回事，各有各的理论，各有各的工作方法，混淆起来，两败俱伤。a  

        杨晓光：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到这里吧。a  

        克拉克：我想你们的回答非常精彩，谢谢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