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摄影师詹姆斯.惠特洛.迪兰诺(图)

　　一个回族村民走过村子，这里几十年前还是草原，现在已经全部荒芜了。

　　宁夏，沙坡头，一个人工湖旁边新种植的树。这是为了抵挡邻近的一个流动沙丘而种的树。

　　春天沙尘暴带来的风沙，堆在内蒙古牧民家用黄泥垒起来的房子前。

　　专访摄影师詹姆斯.惠特洛.迪兰诺

　　“我要记录中国成长之痛”

　　由于对中国沙漠化问题的专题摄影报道，迪兰诺去年被《时代》周刊评为“环保英雄”。在中国大西北的沙漠中，他为了寻找更有冲击力的场景，使用了除飞机之外所有可能的交通工具，包括骡子。接受《外滩画报》专访时，他说：“我所熟悉的中国，在我常乘坐的长途巴士上，这种巴士通常满地烟头，电视上永远放着最大音量的港台武打片，车上没有空调，总是开着窗。

　　”

　　文/ 丁晓蕾　图／詹姆斯.惠特洛.迪兰诺

　　2002 年，长驻日本的独立摄影师、美国人詹姆斯.惠特洛.迪兰诺（ JamesWhitlow Delano）乘飞机从北京到乌鲁木齐。他选择了靠窗的座位，想借机观察一下黄河流域的地貌。飞机经过内蒙古上空，他惊奇地发现，在内蒙古呼和浩特东部靠近黄河的地方有着大片的沙丘。当飞机飞离黄河流域，来到腾格尔戈壁的上空时，迪兰诺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沙丘连着沙丘，一望无际，高低起伏，像是“静止不动的波涛”。

　　“沙丘与沙丘之间，间或有小的湖泊出现。”迪兰诺回忆道。迪兰诺无法理解当时呈现在他眼前的景象，“按照常识，戈壁、沙漠中的湖应该是咸水湖，但这些湖的周围有小的牧场和草场，这说明它们是淡水湖。”迪兰诺决定亲自到这些地方去看一看，“调查并拍摄这里的情况，解答我自己的疑惑。”

　　迪兰诺后来才知道，这些沙丘以前还是大面积的草场和绿洲，但因为沙漠化日益严重，迅速移动的流动沙丘带来大量的沙土，淹没了草场，绿洲不复存在。而迪兰诺在飞机上看到的小淡水湖和周围的绿色植物，是原来生机勃勃的牧场“遗骸”。

　　迪兰诺决定将这一切用镜头记录下来，这就成了后来的《中国沙漠化》专题。

　　记录沙漠化

　　“春季的沙尘暴堆积在内蒙古一户农民的窗口前，村子里的水井还没有枯竭，曾经绿草环绕的这里已经被腾格尔大沙漠吞噬。”——这是迪兰诺为一张作品写的注释。照片上，沙土把农民的房门堵住了一半，房门上早已钉满了加固用的木板；而一边的小窗上遮着厚厚的棉帘，这是当地的居民在每次沙尘暴来临时所做的防护措施。

　　2006 年6 月，迪兰诺在宁夏和内蒙古境内旅行、拍摄。8 月，他再次返回这一地区，完成整个题材的拍摄。他向来都是独自旅行，使用莱卡相机和黑白胶片，借助翻译与当地的居民沟通。“当地人非常害羞，而我又只会说一点点汉语，所以我还是选择住在城市的旅馆里，然后每日乘车往返于住所和拍摄地点。”迪兰诺说。

　　去拍摄之前，迪兰诺对中国沙漠化做了大量研究。通过查阅资料，他了解到，中国目前有大约三分之一的土地受到不同程度的荒漠化影响，尤其是宁夏和内蒙古阿拉善地区。这片区域是通常所说的“大西北”，从宁夏的西夏王陵一直绵延到内蒙古阿拉善盟的巴彦浩特。这里是沙尘暴的“中心地带”，我们通常说的肆虐整个华北地区的沙尘暴，都是从这里起程的。

　　迪兰诺通过Google　Earth 寻找沙漠化“前线”的确切位置，“在地图上，你可以清楚地看到风沙就像一支正在行进中的大军，一天天向前推进，吞噬着农田和草场。”

　　通过卫星地图，迪兰诺惊喜地发现在内蒙古境内的大片沙漠中，还散落着一些绿色的“点”。到了实地，他才发现，原来那些绿色的“点”是一些通过还未干涸的水井灌溉的小片农田。当地人告诉迪兰诺，这些农田“随时都会消失”。迪兰诺说自己“从未见过这样的景象”。

　　“我读过很多中国对沙漠化问题的报道，有些言之有据，有些则似乎对这个问题缺乏调查研究。”迪兰诺说，“并不是所有的沙丘都是一样的，或者至少它们的重要性并不相同的。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和敦煌河西走廊的沙丘，与腾格尔戈壁的沙丘看上去很相似，但却有着非常重要的区别：前者一直以来都是沙漠，那里的沙丘已经存在了上千年；而我所拍摄的腾格尔戈壁，它的边缘50年前绿草茵茵，而现在却像‘斑秃’一样，之前这里有800 个湖泊，现在只剩200个，而且都在迅速的干涸中。”[FS:PAGE]

　　2007 年，凭借《中国沙漠化：驯服黄龙》对中国沙漠化问题的深入报道，迪兰诺被《时代》周刊评为“环保英雄”，一同上榜的还有美国前副总统阿尔.戈尔、苏联前领导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等人。

　　过去的15 年间，迪兰诺无数次到访中国。他拍摄了大量关于中国的照片。

　　除了中国的沙漠化问题，迪兰诺也曾对东南亚，特别是菲律宾和马来群岛的热带雨林迅速减少的问题，做过深入报道，并拍摄了名为《走向死亡的雨林》的专题。

　　“环境问题就好像深植在我的DNA里，让我无法回避。”迪兰诺说。　　

　　“比起明星，我更喜欢拍摄普通人”　　

　　但在数年前，迪兰诺却是好莱坞一些明星摄影师的助理。

　　“1980 年代初，我在美国科罗拉多州立大学读物理，我一点都不喜欢自己的专业。偶然的机会让我在学校的图书馆里看到了布勒松（Henry Cartier-Bresson）、罗伯特.弗兰克（ RobertFrank）、安德烈. 柯特兹（AndreKertesz）等人的摄影集，他们的作品像锤子一样击中了我，让我立刻爱上了摄影。”

　　布勒松被公认为20 世纪最伟大的摄影师之一，他一系列经典的街头抓拍作品开创了“抓拍”之先河，其“决定性瞬间”理论对摄影史有里程碑式的贡献。与布勒松同时代的摄影师柯特兹则被布勒松奉为“真正的老师”；曾拍摄了《美国人》的弗兰克则因颠覆了布勒松的理论而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大学还未毕业，迪兰诺就全身心投入到摄影中。他“继承”了布勒松的工作方式，使用轻便的莱卡相机走上街头，拍摄黑白照片。

　　上世纪80 年代末，迪兰诺搬去纽约，后来又到了好莱坞。他开始寻找机会，为一些大腕摄影师做助理。他曾与被公认为当代最著名的肖像与名人摄影师的安妮.莱博维兹（Annie Leibovitz）共事，甚至还有安吉丽娜.朱莉的前男友、著名时尚摄影师米克尔.孔德（ MichelComte）。

　　如果选择留在好莱坞，迪兰诺完全有可能成为另一个安妮.莱博维兹。但是，迪兰诺没有选择这条光鲜大道，他厌倦好莱坞浮华的生活，向往像布勒松一样周游世界，拍摄对自己来说更有价值的照片。“罗伯特.弗兰克出生于瑞士，他却深入美国，拍摄出了《美国人》那样一部让人惊叹的作品。如果有可能，我也想要像他一样。”

　　迪兰诺决定不再从事名人肖像摄影。上世纪90 年代初，他成了一名独立摄影师。他的同行纷纷表示不理解，劝他不要丢掉这个“金饭碗”。在他们看来，迪兰诺想要做的事情只会让他穷困潦倒一生。

　　“实际上，我觉得那是我一生最重要、也是最好的一个决定。”1993 年，一个刚刚从日本回来的摄影师朋友告诉迪兰诺，那里“ 超乎想象”。怀着对东方的好奇，这年春天，迪兰诺乘上了去日本的飞机。

　　东京颠覆了迪兰诺对这个国家的想象，城市里夜晚绚烂的霓虹灯震撼了他，而这个国家高度现代化与传统共生的状态更是让他倾倒。原计划在日本进行9个月拍摄任务的迪兰诺，一待就是十几年。

　　至今，迪兰诺已经在日本呆了15 年。日本成了迪兰诺深入了解整个亚洲的大本营。亚洲，特别是中国与西方完全不同的地理、文化、经济发展状况，给了他数不尽的拍摄题材。他的作品陆续出现在《时代》、《国家地理》、《新闻周刊》等杂志，作品在世界范围内展出。

　　回忆当年在娱乐圈工作的经历，他觉得自己从这些大师身上学到了很多：“他们非常善于看透明星们的内心，抓拍他们生活中的生动表情。”

　　而迪兰诺在好莱坞学到的另一课则是，比起明星，他更喜欢拍摄普通人。“对我来说，那个世界的人就像是宇宙里的黑洞，把所有的东西都吸进去，连光线也不放过。与其冒着随时被吞没的危险伺候这些耀眼的明星，我还是更愿意与那些生活在沙漠边缘、日日担心生计的人打交道。”

　　如今，他正在地球另一边的墨西哥城执行另一个拍摄任务，“这个城市杂乱无章。但是就在污染严重的高速公路旁，大片大片的向日葵正在欣欣向荣地生长着。人类的所作所为也许会导致其自身的灭亡，但自然与生命是永恒的。”　　[FS:PAGE]

　　对话迪兰诺――“我希望拍摄一部《中国人》”　　

　　B=《外滩画报》D= 詹姆斯.惠特洛.迪兰诺（James WhitlowDelano）　　

　　“我乘坐所有可能的交通工具”　　

　　B：最初是亚洲的哪些方面吸引了你，让你离开美国来到日本？现在十几年过去了，你对亚洲的认识又有了怎样的变化？

　　D：最初是好奇心驱使。

　　但后来，我在日本找到了自我。在日本，我可以尽情拍摄自己想要的照片。而且我还非常高兴的发现，尽管同行和图片编辑们警告拍这样的题材会入不敷出，但我却真的靠这些工作养活了自己。

　　B：为什么会关注中国？

　　D：最初在亚洲的五六年，我想尽一切办法，去到包括中国在内的各种地方。我在中国的各省市尽可能多的地方不断走动，不断改变拍摄的方式和视角。为了找到能有最强烈的视觉冲击力的地方进行拍摄，我乘坐除了飞机之外的所有可能的交通工具：船、摩托车、汽车、马、骡子或者干脆步行。到2001 年左右，我感到中国在某种程度上进入一个新的转折点。我开始更加频繁走访中国各地，记录这个国家在经济高速发展和继承传统之间的种种矛盾与冲突。90 年代的作品集结成册，成了我的第一本个人作品集：《帝国：中国印象》。这本书在2004 年出版，它的意义也在这几年慢慢地显现出来。在《帝国》中记录的那些现象被我称作“成长之痛”，它们鲜为世界所知，中国人自己也很难看到。在《帝国》之后，我没有停止对中国的关注，还是继续这一领域的拍摄。2000 年后的中国进入一个新纪元，自然景观、城市景观都以各种方式被剧烈的改变着，随之而来的问题也愈发凸显：新的财富、环境污染、贫富差距......新的作品集结起来，“中国沙漠化问题”也是这个系列的一部分。

　　B：你在中国的作品涉及了非常多的题材——沙漠化、三峡、深圳、上海......是不是想仿效罗伯特.弗兰克（摄影集《美国人》的作者），拍摄一部《中国人》？

　　D：是的，我希望我在中国和日本的作品，能像弗兰克的《美国人》那样拥有同样的价值。中国的经济发展现状与美国上个世纪中期的情况很相像，高速发展的同时也产生了很多对可持续发展不利的问题，包括对环境的污染和破坏。作为一个美国人，一个外来者，我对很多中国的问题感到熟悉，又对一些问题感到陌生。在修建的高速公路是不是与美国的州际公路体系非常相似？而沙漠化问题，则与1930 年代美国“尘盆”（美国1930年代经济大萧条期间的一连串的罕见旱灾）现象有很多相同之处。　　

　　做典型的行动派　　

　　B：你曾与名人肖像摄影师安妮.莱博维兹等共事，但你最后选择了完全不同的道路。那段在好莱坞工作的经历对你有何影响？

　　D：我先后与安妮.莱博维兹、米克尔.孔德、格里格.高曼合作。通过这段经历，我学到了很多摄影技术上的知识，比如怎么用光；我学会为了拍到好照片应该走出房间，打破一切限制。我认为他们都非常善于看透人们的内心，迅速抓拍人们生活中的生动表情，我学到与拍摄对象互动非常重要，否则你就什么也拍不到。米克尔.孔德则是个非常典型的行动派。为了找到一个好角度，拍到一张好照片，他可以爬墙下水，走遍整个海滩，或者像个疯子似的穿越大沙漠。对他来说，没什么比拍到一张好照片更重要。我也是这样工作的。

　　B：除了布勒松、罗伯特.弗兰克等欧洲摄影家，你是否也受到了日本摄影家的影响？你曾多次表示，你认为森山大道是日本最好的摄影家之一。他对你有怎样的影响?

　　D：我经常说也许森山大道是在世的日本摄影家中最杰出的一位。这样说并不是对别的摄影家心存不敬，而是因为森山大道的作品是我最欣赏、最理解的。他拍出了我所认识的那个日本，他拍出了看上去井然有序、美丽安静的日本社会背后的黑暗面；在钢筋水泥的城市作品中间或出现的山与森林，激烈地打破了现实与梦幻的界限。森山大道开创了属于他的领地，他的这种做法也深深影响了我。[FS:PAGE]

　　B：你曾说，“通过一张照片观察一个社会，往往会得到错误的印象。”你在拍摄《帝国》系列时无数次到访中国，这对你来说为什么这么重要？你怎么样得到“正确”的印象？

　　D：我必须认真对待这个问题。任何人拍摄任何地方都是从第一次开始的，但是像中国和日本这样的国家，他们有着古老的、跟西方不同的文化，他们对外人有数不清的礼节，对外国人更是如此。作为一个西方人，除非你在这些地方待上几年，否则你很难看清楚这些繁复礼节的表象背后都有些什么。而且就算是这样，你还要时刻问自己：我看到的跟我认为我看到的一样吗？日本北海道出产世界上最贵的蜜瓜，一个要卖上百美元。但这些与现实生活没关系，可是游客会被这些东西吸引，以为这就是这个国家的代表。但其实不是的。中国也一样，比如上海有很多摩天大厦，我还被邀请去参加上海和杭州等地的走红地毯的仪式。在这些场合我通常都很享受，因为这些对我来说反倒很新鲜，但我没有从中看到我所熟悉的中国。我所熟悉的中国，在我常乘坐的长途巴士上，这种巴士通常满地烟头，电视上永远放着最大音量的港台武打片，没有空调，总是开着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