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彼得•凡•阿格迈尔对话

　　彼得•凡•阿格迈尔(Peter van Agtmael)“毕业于耶鲁大学历史系，曾依靠奖学金的支持在中国拍摄过因三峡大坝建设而将被淹没的长江沿岸地区。2005年彼得在非洲度过了一年的时间，拍摄广袤的黑非洲(sub-Saharan Africa，撒哈拉沙漠南部的非洲地区)土地。目前他正在关注的长期项目是美国战争在国内外所带来的后果。2006年，彼得入选杜克大学(Duke University)纪实研究中心(Center for Documentary Studies )评出的‘25岁以下的25位摄影师：美国摄影新希望(25 under 25 - Up and Coming American Photographers)’。2007年，凭借其对伊拉克夜间行动的报道作品获得荷赛一般类新闻组照二等奖。”(资料来源)在我评论了他的伊拉克战争作品之后，彼得给我发来了电子邮件，联系以后我问他是否愿意进行一次交流。我非常高兴他接受了这个请求。

士兵杰森•汤姆森正等待护士清除他脸上的血迹与污渍，他与另外两名士兵在车中遭到自制爆炸物的袭击受伤。三名士兵在治疗后都回到了自己的岗位。© Peter van Agtmael

　　琼克•柯尔伯(Joerg Colberg，下简称JC)：在过去的几年时间里面，你一直以报道摄影记者的身份呆在阿富汗以及伊拉克，我个人认为在这种战争地区从事报道摄影随时都是有遇害的可能性的，你为什么要这么去做？

　　彼得•凡•阿格迈尔(下简称PA)：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就对战争充满好奇。我喜欢战斗机的外形，也喜欢戎装的威武。有一段时间我一直想成为一名军人。不过我那时只是个小孩子，对于战争的没有一点实际的概念。后来的一些事情改变了我。第一次海湾战争爆发的时候我十岁大。我当时疯狂的去收集关于战争的一切，告诉每个愿意听我说话的人战争的信息，从纽约时报上剪下美军的照片随身携带。在战争过去后，一天我在当地的图书馆偶然看到了战争期间的摄影作品回顾。里面既有那些配合宣传的作品，同时也有拍摄那些伊拉克战争的死难者的作品，如肯尼斯•杰拉克(Kenneth Jarecke)的烧成灰烬的伊拉克士兵尸体，以及大卫•特雷(David Turnley)的在装着好友的裹尸袋边痛哭的受伤美军士兵。这些影像震撼了我。而在这之前死亡在我心中不过是传统战争片中的烈士形象，高尚而没有痛苦。

　　与此同时，我还在一个夏令营中学习射击。我的成绩非常好，于是我把我的靶纸带回家中给我妈妈看。但是我在她的眼中只看到了恐慌，她告诉了我这一显而易见的道理，射击只有在你想要夺取某人生命的时候才显得有用。我不记得究竟是什么时候我把妈妈的话和那些照片联系在一起的，不过在这之后不久，我就打消了参军的念头。不过我对于战争的兴趣倒并未因此而终止。

　　在大学的时候，我开始天真的认为一幅照片可以在某种程度上结束战争。照片彻底改变了我对于世界的态度，而我想要让这一力量延续下去。在十九岁那年我拿起了相机，而瞬间我觉得人生的拼图被补上了重大的一块空缺。大四那一年，美国入侵伊拉克，我知道我的时间来了。

　　毕业以后，我获得了一份奖学金，我用这笔钱在中国度过了一年的时光。当我回到美国，我加入了一家图片社，那时候他们正需要一位摄影师为他们在南非工作。于是我又在南非待了一年，学习如何用照片来传达我的情感，这一年时间，我也变得更加自信。我获得了一份时代周刊的固定稿约，而其它的空余时间我则大多用来拍摄圣毛约(Holy Moyo)的生活，这是约翰内斯堡以南地区简陋的津巴布韦难民营。

　　在2005年底，我告诉自己，我可以去伊拉克了。我已经能够在严酷环境下应付自如，也有一些大的媒体愿意接收我的作品。同时，我也无法抑制自己内心想去的渴望。我告诉了我的代理以及我的父母(虽然他们对于我的决定感到震惊、气愤以及痛苦，但是他们却并不惊讶我做出这样的决定)，同时和美国军方安排沟通，一个月以后我站在了伊拉克的土地上。[FS:PAGE]

一名在巴格达等待转移救治的伤员，下一班飞机会将他带离战场。受伤后的第一个小时是与死神赛跑的一个小时，在接到流血事件发生的电话后救伤直升机会在数分钟内起飞赶往出事地点。© Peter van Agtmael

　　JC：当你去到了伊拉克，你用了多长时间来适应战争？你最开始一段时间是否被战争所震惊？你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时候是如何开展你的摄影工作的？

　　PA：在我还没有真正去到战场之前的那一段时间是最难熬的，也是孤独的。那种你随时可能被杀死的念头对我来说是一种非常沉重的负担。如果我只是无牵无挂的一个人，这算不上什么，但是我们家人的感情都非常的好。我舅舅在我出生前不久去世，这一伤痛在我的整个幼年时期都伴随着我们整个家庭。尽管我认为现在做的只是我本就应该去做的，但是我依旧觉得自己非常的自私。不过当我踏上飞往伊拉克的飞机时，我的心顿时平静了。

　　我没有用多长时间就适应了摩苏尔(Mosul，伊拉克第三大城市)的生活。当时那儿一个记者也没有，所以上下打点关节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直升飞机在伊拉克境内的几个主要基地按时巡逻，因此基本上只需一天的时间你可以去到这个国家的任何一个地点。在我到达基地没有多久，我就尝到了飞行的滋味。我永远忘记不了我踏出飞机后的第一感受。尽管之前的恐惧与担心在脑中徘徊，但是我却有一种奇妙的畅快感。当然，不久以后我就尝到了现实的滋味。就像所有人一样，这一段经历现在带给了我负担，同时也带给了我骄傲。

美军一次突袭行动中，一名恐怖分子嫌疑人在家中接受审问。© Peter van Agtmael

　　我相信我的作品中是能够代表我的感受的，但是当我越深入我就会变得越迷惑。什么是善良，而什么又是邪恶？这些词语到底表示着什么？从我个人而言，我非常喜欢这些士兵们。我能够体会到他们尽量希望自己变得公正而正义的想法，但是他们始终只是在扮演着入侵者的身份，并且遭人厌恶。当我与一位被审问的叛乱分子双目相交时，我并不觉得我正看着的是一位冷血杀手。他们看上去只不过是一些受惊的年轻人，一些苟存性命于乱世的大男孩，而不是疯狂或冷血的极端主义分子。与我们的士兵相比并没有什么不同，真的就是这样。我试图在我的所有作品之中捕捉这一矛盾。

　　这样的感受是需要一定时间去积淀的，起初我只是被暴力所震撼，提不起兴趣去拍摄任何东西。我永远记得我刚到那儿不久后的一天。我向几个大兵抱怨说这里太平静了，他们看着我就好像我说了什么胡话一样。他们已经太熟悉这里的情况了。就在几分钟以后，我们乘坐的汽车就被一阵气浪波及，我们险些被一个土炸弹给炸个正着。在我们逃离街道的过程中，又遭到了枪击。我们遭到了迫击炮的袭击，而稍远几个街区的巡逻队则遭到了自杀式炸弹的攻击，有几名士兵受了重伤。而另外一起土炸弹则造成了一些平民伤亡。自此以后，我再也没有抱怨过日子太平静了。

　　在战地呆了几个月以后，我需要休息了。我回到美国休息了六周，并且好好思考我所看到的。我看了我拍的那些照片，上面的美国人永远都是那些带来恐惧的阴暗人物。尽管我和他们是朋友，但是我没有让他们看上去更人性一些。我决定回到战场，再去拍摄一些不同的东西。我这样做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已经再不能习惯平静的生活了，甚至我会害怕去尝试这种生活。拍摄那些暴力的画面有些时候是必须的，但是它们同时也太刺眼了。很少的人都能够适应这样的作品，于是我觉得我的作品中需要加入一些怜悯、一些幽默以及一些勇气。所以我选择了与巴格达的急救室共同行动。这个我们奋力去拯救我们自己的恶行受害者生命的场所是一个见证战争矛盾性的绝佳场所。除了痛之外，在急救室里能感受到最多的就是爱。不幸的是，爱与痛的交织留下的只能是遗憾。几名年轻的医生开始给自己瞎开药方子，最终导致了我的一名朋友因为错误用药而死亡，另外几人带病离开了战场。[FS:PAGE]

来自密西根州弗林特市的士兵尼克•斯普洛托夫在睡前观看在家中拍摄的照片。斯普洛托夫24岁，自18岁加入海军陆战队以来的第三次作战任务将在一个月后到期。他驻扎在阿富汗东部地区的一个偏远哨所里与一队阿富汗士兵共同执行训练与巡逻任务。他之前两次任务都是在伊拉克度过的，在那儿他经历过激烈的交火，并且失去了他最亲密的一位朋友。© Peter van Agtmael

JC：我读到过很多关于战争的内容，其中常常提到的一点，就是当人们离开战火硝烟之后要面对的创伤后压力心理障碍症(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PTSD)。即使不是所有人都是如此，但是大部分军人都不想谈起他们的经历，因为无论是他们的家人或者是他们的朋友，基本上都无法理解他们所经受的一切。我想这一点对于那些战地摄影师来说也应该有一些类似的吧——很明显你应该经历过一些我所无法想象的事情。在经历过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战争之后，你是否受到了某些影响？如果是的，你怎么样去处理它们？

　　PA：所有那些受过足够刺激的人都会患上创伤后压力心理障碍症。尽管不同人的表现形式各不相同，不过我肯定是有这一症状的。对于我来说，这一症状的表现是相当典型的，一阵一阵的低潮；没来由的生气；以及破碎的人际关系。

　　我能够自己解决我所遇到的大部分症状。作为一名摄影师，你的大部分最糟糕的回忆都是可以有照片为证的，这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我用了很长的时间去检视我的作品，特别是在巴格达的急救室里拍摄的作品，这些照片背后的故事使得我平静。这使得我十足相信报道摄影的力量，尽管这种力量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

　　我最喜欢的一句名人名言是中国周恩来总理所说。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有人问到他如何去评价法国大革命的影响时，他回答到现在说这个“下结论为时尚早。”尽管我内心悲观的一面认为每一代人都会不断重复前人所犯的过错(毕竟人们几千年都确实是这么过过来的)。但我始终相信这一点，总有一天，在所有这些照片，影片以及文字力量的影响下，绝大部分民众会摒弃战争。尽管那时候我们早已化为一捧尘土，但我仍想趁现在尽自己的一份力量。

　　我从不带枪，于是我也没有机会扣下扳机夺走某个人的生命，这对我来说是一件好事。大部分有过杀人经历的人都很难再从这种经历中恢复过来。几个月以前，我与几个从Walter Reed退下来刚刚伤愈的朋友一起玩飞镖，进入尾声的时候，其中一个人告诉我他在伊拉克杀死了一个小女孩。当时他们的父母正把非法武装从家中转移出来，他们给了她一枚手榴弹，告诉她如果美军士兵如果发现了他们，那么就把这颗手榴弹投向美军士兵。如果我能拍摄下他对我讲述这个故事时候的表情，那么你们能够从上面读懂很多关于战争的故事。当然我还有更多其它我希望留下了照片的回忆。

在摩苏尔地区的一次步行巡逻中，一名美军士兵试着和伊拉克儿童玩足球。© Peter van Agtmael

　　我尽量试着去弄清楚我的这一段经历给我带来了什么影响，但是我不能知道那些我自己也搞不明白的事情，于是我最近开始去看一位专注于创伤后压力心理障碍症治疗的心理医生。我非常感谢我的朋友Ashley Gilbertson做出的好榜样，他是一位异常勇敢的摄影师，战争刚一打响就开始在伊拉克从事拍摄。他最近刚刚出版了新书《威士忌•探戈•狐步舞(Whiskey Tango Foxtrot)》(这是兵偐“搞什么鬼啊(What the Fuck)”的意思，我觉得没有什么比这句话能更好的形容战争了)，他在这本书里开诚布公了讨论了他自己的创伤后压力心理障碍症的经历。如果我们之中最勇敢的一员都能够承认，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呢？我希望有更多的记者们出来面对这一现实；我们应该正视创伤后压力心理障碍症。

　　JC：最近比较流行的方式是让记者部队“共同行动(embed)”。毫无疑问这给记者们的生命安全提供了诸多保障，但是这似乎与新闻报道实践有些背道而驰。理论上来说，记者应该尽可能的以一种客观的方式去报道所发生的一切。这样的共同行动方式是否会造成报道的偏颇？这种情况下我们所看到和听到的伊拉克是否还是实际的伊拉克？[FS:PAGE]

　　PA：我想，根据不同的记者所理解的新闻公正性(integrity)的不同，这是一个可以有着很多答案的问题。我只能够以我自己的理解来作答。我期望以我自己的双眼去解读伊拉克或者阿富汗，没有编辑或者截稿期的限制。从很多角度上来说我是带有一些与生俱来的偏颇。我是一名美国人，而当我第一次去伊拉克的时候，我24岁，和那些大兵们年纪相若。当我们共同行动的时候，我与他们生活在一起，常常就是同一屋檐下。我们会成为朋友。他们大多都是善良的人们。

　　但是我的作品的主题是反战的。当我举起相机对准他们的时候，我试图把他们表现得更像一个活生生的真人，而不是我们的文化所需要的那种自欺欺人的英雄主义，我从来不拒绝那些他们创造的苦难和恐惧的画面。这样的画面在午夜行动的时候特别的多，士兵们涌入那些嫌疑分子的家里，一边用枪胡乱比划一边大吼大叫，在女人和儿童的尖叫与哭泣声之中把他们家的男性从被窝里给拽出来。我经历了数不清的这样的场面，但只有很少时候这些士兵们能够真正抓住他们的行动目标。

　　每当我就这样的场面扪心自问，我都会感觉到惭愧。有一次我跟随一个车队在摩苏尔执行巡逻任务，然后听见条街以外传来枪声。我们马上去往枪击现场，看到一个被打成了筛子的尸体躺在街上。死者是一名警察，在回家途中被谋杀，凶手是从驶过的汽车中开枪的。当我们到达现场的时候，死者的家人正从他们的家中冲了出来，所有的人痛苦的哭成一团。巡逻队员们也深受现场气氛的感染，蜂拥而出，挨家挨户的询问他们是否听到或者看到了什么。邻居们很害怕作证，都说他们什么也没有听到，甚至连枪声也没有。在我们挨家挨户查问的时候，几个年轻人开始出现在周围，用恶毒的眼光盯着我们。一个大块头的士兵对这场谋杀与民众的麻木感到愤慨难忍(他在那儿已经呆了六个月，毫无疑问对这种事情已经司空见惯了)，他冲向那群年轻人，捉住他们中一个的双手把他按在墙上。巡逻队的队长也跑了过去，掏出枪比在这个人的头上，问他是否参与了这场谋杀行动。当然这一举动是徒劳的。我迟疑了几秒钟，当我举起相机，队长看到了我，把枪放了下来。尽管我还是按动了快门，但是我已经错过了。我对这些人有好感，而这会影响我的判断。

　　不过在大部分时候，这一共同行动的机制效果是很好的。我从来没有被士兵们为难过。有一次，我所在营队的首长想要制止我跟随行动拍摄，不过当我把这件事告诉给安排我过来的官员时，他笑了笑就取消了这个命令。当我跟踪拍摄巴格达的急救室时，我一周七天每天拍摄十六个小时之多。长时间工作后，我已经处在一种神志不清的状态了，不过每当有带着伤员的直升机来到营地的时候，就有一名医务人员过来把我叫醒，而他们也总是在狭小的急救室里给我留出一个位置。这些都令我非常的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