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言人:鲍昆
作为历史意义的影像价值
(一)影像作为记忆和传播媒介的社会价值远远高于其它视觉媒介 人们常常把能够进行传播的视觉媒介混乱地称其为摄影艺术,并且认为艺术标准是判断其价值的最高准则。其实摄影影像作为记忆和传播媒介的社会价值远远高于其它视觉媒介。这尤其显现在人类社会历史在急速地现代性转折时期。当只有影像才能记忆人类瞬息万变的历史脚印时,人们会发现影像的记忆远比艺术的想象力要重要得多。艺术摄影作为艺术门类的一个枝蔓,承担了人们情感、观念叙事表达的任务。但它叙事的个体性,注定它在肯定人类想象力和智慧以及认识方面的优势之外,根本无法和人类的大历史进程本身所呈现的力量所比拟。因为摄影所记忆纪录的社会发展,其复杂的内容程度和情感冲突的激烈,比任何其他记忆表现媒介都要在真实上更为具有力量。真实的记忆,总是在解释和演绎着一个永恒的命题,就是我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这是个体艺术叙事根本无法达到的。可以说,最壮丽的还是瞬息万变的历史生活。它在解读我们的存在、和判断我们的未来时充满了魅力。秦风先生的收藏就说明了这一点。它所收藏的"南京政府政要的最后合影",充满了诡厄的历史氛围,可以让人们从那些真实的脸庞和他们相互形成的结构关系中,一下子就抓住了大历史的转折。 (二)中国的现代影像史工程急需尽快实施 近现代中国影像资料收藏有着结构性的缺陷。中国共产党方面的资料相对完整,但民国时期影像资料因文革等原因受到大规模的破坏,因此目前散落在民间的影像资料越发珍贵,而且也已经开始市场化,这对民国影像史的研究带来困难。 在近代史影像收藏方面,中国共产党方面由于有沙飞和石少华两位先生的历史存在而相对保护完整。沙飞先生在抗日战争初始阶段,就在摄影底片的保存方面制定了严格保护纪律。他要求属下不惜一切代价要保护好底片资料,提出"人在底片在"的口号,并相应制定了一系列的保护措施。在1942年残酷的反扫荡战争中,晋察冀的革命摄影人以自己的鲜血,保护了珍贵的革命影像资料,这些珍贵的影像资料目前幸运地得以在档案室中存在,这是沙飞等革命先驱的功劳。沙飞先生一生都在实践着珍惜底片视如生命的诺言,以至于在他不幸遇难的时刻,身上还珍藏着他在上海时期拍摄的鲁迅先生的底片。这好像是一个巨大的生命隐喻,从另一个侧面完成了沙飞传奇般的人格。 石少华先生在沙飞不幸遇难之后,接续了对革命红色摄影的领导工作。他在长期的领导位置上,坚持贯彻沙飞对历史资料的保护意识。他制定了许多相关的措施和纪律,其中最主要的是"密资"制度。他要求核心部门的摄影记者将全部的拍摄资料上交,对没能发表的照片一律封存,以"秘密资料"方式保存。这项措施让许多珍贵的影响资料得以留存下来,现在还封存在档案库中。由沙飞和石少华制定的这些制度,后来由他们所培养训练的革命摄影干部随着解放战争的开展,分散到全国各地,结果成为新中国各主流传媒摄影部门的普遍制度。现在在各地还有大量封存在库房内的影像资料没有整理,光是新华社一家估计就有上千万张底片有待整理。这些资料基本可以说比较完整地覆盖了1949年以后的中国各段历史,甚至包括文革期间的影像。 在取得政权的中国共产党方面影像资料除开官方的主要单位外,各地地方文化馆宣传部系统可能还有大量资料,有些因为地方部门的不重视,散佚现象较严重,但有相当一部分流落到原来那些摄影干部的私人手中。最近几年潘家园、报国寺等地不断出现成规模的文革期间影像资料就是证明。一些特殊部门的影像资料,也因为保管人有意或"无意"的散佚,不断在民间收藏市场上出现。[FS:PAGE] 和中共方面的影像史相对比较完整不同的是,民国期间的影像资料相对就显得少而且珍贵。前些年在民间收藏市场上出现的民国的影像资料,主要是家庭私人性的影像,很少社会性的影像。最近这两年由于一些文物贩子在国外有意收购有关中国的影像,一些早期曾到过中国的外国人私人像册开始回流到中国。这些影像非常芜杂,从清末民初到抗日战争都有,但很少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国民党一方的影像。秦风先生这几年的收藏,很大程度上弥补了这一缺憾。 现在中共方面的影像资料比较完整,可以和中共一方的历史进程相对应,但有较强的宣传色彩,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历史的完整和真实性。国统区一方非常紊乱,需要社会各方面的历史性梳理。一些地方档案馆虽然存有一定数量,但也是缺少专门专业的力量整理。而且,由于部门之间的互不通气与研究意识不强,这些影像实际上是死影像。现在亟待有识之士和政府相关部门尽快成立全社会性的中国现代影像史研究,调动整个社会的影像历史意识,组织各方力量开展现代影像史的研究与出版工作。在影像出版方面,这些年山东画报出版社作了非常有价值的努力,但显得并不系统,多数书籍是一些单幅照片的个案研究,构不成大的历史景观。一部中国现代的影像历史,远比文字记述的历史更为重要,照片的证据作用可以勘误许多历史的误区。这些年不断出现的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照片,就有力的还原了历史真实的一面,是对党派历史叙事的最大校误。 (三)影像收藏的意义并不仅是照片的收集 照片在没有具体文字说明解释状态下,其社会历史价值会受到严重影响。它的意义仅仅是一件"老物",而不具历史文本的意义。也因此,对历史影像的文本解读完善,才能提升影像收藏的真正价值。我们有必要尽快成立对历史影像的研究机构,展开对所有影像的鉴识工作,让死的影像活起来。最近北京老照片收藏家赵庆伟先生发给我一幅1958年北京纪念康南海先生百年诞辰集会的合影,那上面有众多的民国重要人物,但结果除了几位之外,多数人的名字和身份无法辨认。我把照片发给认为可能会辨认的章怡和女士,结果她也是仅辨认出几位。她同时还告诉我,去年也曾因为考证几位民国知识分子的真实面貌,不得不到北京大学的档案馆去查这些人的早年履历表,对照他们年轻时的面貌才勉强认出几位。这个案例说明,如果我们不尽快开始这些方面的研究,无数的老照片对我们来说仅只于是一些形象而已,再不具翔实历史的内容。另一个案例是现在已经进入耄耋之年的侯波女士曾经在几年前请求新华社派人协助她整理和重新注释她存在新华社档案馆中她拍过的许多照片,但没人理睬。那些照片因为过去的工作习惯,仅仅是标注了时间、地点和人物与简要的在今天看来是政治正确的事件说明。但侯波女士实际上在拍照时一定还知道许多在那个时间和人物发生的其他相关故事,而且那才是更为重要的历史信息。但现在她这一愿望再也没有实现的可能,她在也无能力做这项艰苦的工作,有关那些照片后面的众多历史细节将会被她永远地带走。还有一个案例是收藏家刘刚先生在网上拍卖中以三万元的价格收购了800多张上海王开照相馆的老底片,除中间少部分孙中山北京奉安大典的照片外,绝大多数都是一个富有家庭的私人影像。刘刚先生将这批影像公布在网络上动员博友们共同考证,结果在五湖四海的朋友们共同努力下,发掘出民国期间一位重要的民族实业家与新闻人何联弟一家的故事。这些影像完全可以串接起一个现代家族的历史,也可以映衬出中国现代史的一个重大侧面。 以上这些事例,说明建构中国现代影像史的工作绝不仅仅是收集无数的照片。任何一个历史影像,没有文字文本的说明根本就是残缺的,而且还会是最不可靠的。摄影界一句老话就是"照片是任人打扮的婊子",指的就是这个意思。对于历史影像的研究,是整个工作的一半,认识不到这一点,就遑论建构中国现代的影像历史。[FS:PAGE] 影像民国研讨会由陈丹青主持。 秦风先生在演讲。 《老照片》主编冯克力先生在演讲。 曾璜先生在演讲。 演讲之后,嘉宾和听众进行了众多问题的交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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