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见真实——中国摄影家协会网安哥专访

安哥近照

陪伴安哥多年的相机对他来说不是武器,而是他默读世界的眼睛.

记：安哥先生，能聊一聊最近在忙些什么吗？

安：最近写了一本23万字的书，名字叫《哥不是在吹牛皮》。这书是作协为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请来四个人写的四本关于广东的书中的一本。我作为一名摄影师，见证了这三十年的民间摄影史，于是由我来把它们记录在这本书里。这些东西以前没有人整理，很多人也已经把它忘掉了，写这样一本书，有记载和梳理这段历史的意思。我原本不是作家，但写起这本书来越写越觉得有意思，于是不光是写改革开放三十年，而是把六十年的民间摄影历史都写了出来——我去年刚好满六十岁，算是通过我的人生来见证新中国六十年吧。现在这本书刚刚截稿，正在设计配图，我自己也参与到书的后期工作中，挺有意思的。

记：您有着多重身份，从摄影记者到策展人图片总编审，现在又多了一项，作家。请问您怎样看待你扮演的这些角色？怎样对待它们？
安：我是一个很笨的人（笑），一段时间里只能专心做好一件事情。这些年来，累计起来也算做了不少事，于是有了你们所说的这些“身份”，但我自己认为的专业还是摄影师和一个好的图片编辑：在做图片编辑方面，广东美术馆的工作经历和在香港进行的六年的图片训练，让我拥有了扎实的读图能力，我觉得自己算是一个好的图片编辑；而摄影，是我一直的坚持。
 
记：您是中国摄影重要的见证﹑记录和创作者，能讲讲您经历的这一段摄影史，是一段怎样的历史吗？
安：我入行的时候三十二岁，虽然还很年轻，但经历了文革，在西双版纳当了七年知青，还在广州工厂做了四年工人，对社会﹑对生活的体验不可谓不真切。当时，报刊摄影还属于“公共摄影”，所拍摄的也有不少是通过摆拍﹑“美化”制作出来的一些与我们的生活不相符合的，很不真实的东西。把“公共摄影”放在新闻摄影里让我们这些新一代的摄影师感到很痛心，我们努力“纪实”，是想要用真实的镜头还原一个真实的中国社会。这些青年摄影家很有胆识﹑勇气和社会责任心，也付出了很多。在大家的努力下，到八十年代时，对于摆拍﹑真实性的讨论在民间展开，纪实摄影在民间的话语权空间越来越大；而以后，随着民主与自由度的增大，这样的话语权空间还会更大。

记：同样是纪实，您的作品并不会让人感到过于沉重，而是在透露着一种智慧和幽默，这种您特有的摄影语言来源于什么呢？
安：中国人本来就具有生活的智慧和幽默感，这是我用镜头捕捉到的真实。我觉得对《阿Q正传》里阿Q“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评价只是解读的方式之一，还可以有另外一些角度的解读。在复杂的社会怎么生活，怎样才能好好生活？这就是中国人生活的智慧。毛主席说过的“高贵者最愚蠢，低贱者最聪明”，是对这种生活智慧的一种肯定。现在，也有越来越多的人理解了这种幽默。而我的幽默感，哈哈，是上山下乡时跟着一帮四川知青学的。

记：说到摄影的真实性，现在的观念摄影﹑艺术摄影，常常进行摆拍和制作，这算不算“虚假的图象”？
安：我所说的反对虚假，并不是反对摆拍和制作。在观念摄影中，摄影是工具和手段，摆拍和制作也是工具和手段，是为了完成一件能更好地传达观念的作品。评价艺术摄影的真实性，要看是否有思想深度和真实的艺术性追求。而如果创作观念摄影的人只是当下艺术经济发展时期，商品经济的同犯，他的作品，就是另一种“虚假的图象”。

记：那么，真实的摄影具有什么样的力量？
安：不论纪实还是观念，还原真实性，都是为了追求自由；希望当政者能以民为本，百姓们能过得好一点。

安哥作品

人物简介: 安哥，著名摄影家，原名彭振戈。生于1947年，籍贯辽宁大连。1968年从北京到云南西双版纳当农垦工人七年，1975年回城到广州做工人，1979年任中国新闻社广东分社摄影记者，1988年底奉调到香港《中国旅游》画报任记者、编辑，1994年9月调回中国新闻社广东分社任摄影记者。2001年在广州集成图像有限公司任高级顾问，并由羊城晚报出版社出版了《生活在邓小平时代》。2002年在第二届平遥国际摄影大展中，策展《南方十一人》影展，并获“欧莱雅中国当代摄影师大奖”铜奖。2003年担任由广东美术馆主办的《中国人本》摄影展策展人。2005年1月担任广东美术馆主办的《2005广州国际摄影双年展——城市•重视》策展人。2005年任《沙飞摄影选集》的主编。2005年12月，在首届连州国际摄影节任策展人。[FS:P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