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中的金融海啸前夜——金江波、骆丹访谈

《中国市场图景》系列

《中国经济大撤退》系列

《北方，南方》系列

    关注现实的金江波、骆丹获连州国际摄影年展最高奖项“2008年度杰出艺术家金奖”

    从义乌小商品市场

    预感将有变化

    广州日报：从《中国市场图景》到这次展出的《中国经济大撤退》，都是对社会经济生活领域的关注，你为什么会关注这样的题材？

    金江波：我是浙江人。你知道浙商、温商，浙江人对经济、商业、市场有着天然的敏感。同时，这几年我的创作理念有所变化，我觉得艺术和社会的互动变得越来越重要了。我们需要用艺术的方式介入到社会当中去。从作为一个浙江人的身份上我想用艺术的方式反映经济。

    广州日报：为什么在《中国市场图景》系列中，将镜头对准义乌小商品市场？

    金江波：在义乌小商品市场会发现很多被人们忽略的东西。我们知道的就是那里是全球最大的小商品市场，输出到80%的家庭的，涵盖所有行业品种的等等信息。拍的时候，我就觉得视觉景观非常具有爆炸性，堆积如山的商品，这些商品体现了当代文化的一些特点，就是在快速变化的社会中有很多粗制滥造来不及消化的东西。

    同样的，也看到了整体形势的变化，去年在股市五六千点，楼市高涨，买不到房子的人都害怕最后买到最贵的房子，人们排队买基金，更多人跳入股市，害怕错过奥运会前八九千高点的时机，艺术品也是节节攀高，所有的事情都变得繁荣至极，90%的人在谈这些东西。我在商品市场里拍摄，看到堆积如山的商品，贸易繁忙的景象，我个人感觉形势的转变有可能会发生，我想这是天地间的道理，经济学最基本的原理也在里面，波浪形的发展，繁荣期、调整期都是对应的。

　　金江波：

    用摄影记录经济变化

    东莞有太多东西

    可成为艺术创作的土壤

    广州日报：那么后来为什么又选择距离你那么遥远的东莞进行拍摄？

    金江波：拍了小商品市场之后，引发我的这些感受，我就想去拍制造这些商品的工厂。这些厂集中在珠三角、长三角这些地方。珠三角又不同，因为靠近港澳，又是改革开放的试验田，有一定历史性。加上东莞曾被誉为中国最有生产力的地方，所以，我就想到东莞去。

    我是去年12月到东莞的，当时11月底国家新劳动法出台，中国这种以劳动力为资源、吸引外资进来的格局改变了，相对劳动力成本上升，很多外资企业、合资企业多是以加工型为主的，利润空间很小，劳动力成本上升，挤压了他们的利润空间，一些敏锐的跨国资本开始撤退，我就想过来拍摄这种撤退的感受和景观。

    广州日报：到了东莞后，看到那些撤退后的工厂区，有何感受？

    金江波：到了东莞后，我发现这个城市有太多东西可成为艺术创作的土壤。一个个社区化的工厂，成千上万产业工人在里面生活、工作。我去了几个已经查封的工厂，场面很震撼。企业“敬岗爱业，追求卓越”的标语还挂在那儿，但是“岗”字已经掉下来了，一切都像天意安排一样。“向损害公司的行为宣战”之类激励的标语还在，可以想见当时几万平方米内几千人同时在工作的场景是多么壮观的场面，如今却空空荡荡。其实，这就是个很好的视觉现场。

    广州日报：看你拍摄现场的图片，用的是那种需要把头钻到遮光布下面进行拍摄的老式相机，为什么？

    金江波：对，我拿的是老相机。这种很原始的方式其实是一种创作的动作，手的动作和感觉在创作过程中，就像一个小孩子过家家一样，他享受到这个过程的乐趣。现场很臭，需要带着口罩，在那儿慢慢拍。在一个地方拍两张就要花费三四个小时。这种作品让我远离数码技术快速的模式，让摄影变得有价值。用最原始的摄影方式，扛着很重的三脚架，对着放大镜看取景框调焦，怀着忐忑的心情等待底片冲洗出来，为什么要做艺术，这时那种很原始、很冲动、很朴素的东西就能体现出来。 [FS:PAGE]

    金江波这次连州摄影年展带来的最新作品系列《中国经济大撤退——东莞现场》，记录下了金融海啸爆发前夜触目惊心的经济图景，用影像的方式预示着即将到来的全球经济走势。金江波是一位新媒体艺术家，但近两年他选择回归最原始的创作模式——抛弃数码相机和vedio，将传统的大画幅老相机对准中国正在变迁的经济生活。他去年完成的《中国市场图景》和这次的参展作品中表现出的前瞻眼界令人惊叹。连州国际摄影年展策展人鲍昆评价金江波是“第一个记录中国经济转变最准确的艺术家。”

    骆丹：

    “在路上”把镜头对准偶然

    你绝对无法用美、丑来评价骆丹镜头下的世界，那些散发着尘土味道、兴许不那么雅致美观的照片紧贴着活生生的现实。那是他在路上邂逅的人、邂逅的风景。村庄、道路、田野、城市、河流、丘陵……这些背景中总会有人，疑惑地、漠然地、好奇地、高兴地出现在镜头中。

    至今为止，骆丹最为人所知的作品有两个系列，《中国318国道》，以及作为此次连州展览“在路上，在那儿”将呈现的《北方，南方》。他像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杰克·凯鲁亚克，将上世纪50年代曾令无数人为之疯狂的《在路上》演绎在21世纪初的中国。

    2006年以前，骆丹是一家报社的摄影记者。2006年以后，他辞职成为了一名自由摄影师。生活中，骆丹看起来远远比40岁的真实年龄年轻许多，也许是“在路上”的状态和理想主义的情怀赋予了他孩子般的容颜。

    丰富和变化令我着迷

    广州日报：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勇气决定辞职做自由摄影师？

    骆丹：我们这个年代的人特别喜欢卡鲁亚克，受《在路上》影响很深，很认同那种轻物质、重精神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和社会主流价值观不同，当很多人毕生寻求物质改善时，他们恰恰把物质看得很淡，反而更重视自我的修炼、精神的完善，对固定的工作、按部就班的生活不屑。《在路上》的状态更接近我的内心。也许，上世纪60年代末出生的人理想主义的色彩比较重。

    广州日报：为什么全部用胶卷拍摄？

    骆丹：用底片拍摄能保持原来的味道，细节很丰富，数码达不到这个效果。比如，同样拍摄天空，胶卷出来的效果颗粒感、细节，是数码无法达到的。用胶卷拍摄更接近我想象的效果。

    广州日报：为什么喜欢在路上的状态，最吸引你的是什么？

    骆丹：丰富和变化，就像甚或一样，永远不知道接下来等待你的是什么，会不断带来惊喜。

    当我结束旅途，回到家中，恢复到安定、固定的生活节奏中时，晚上睡前，我会强迫性地从我出发的第一天开始，让那些细节在脑子里一遍遍地过。躺在那儿，这样想着持续一会儿后就不知道自己在哪儿了，时间、空间会产生错觉。

    对人的关注贯穿始终

    广州日报：在旅途中，如何选择将镜头对准谁，对准哪里，有没有标准？

    骆丹：把镜头对准偶然的东西，这些表面偶然发生的东西其实有必然的东西在里面。然后就像串起一串项链一样把无数个偶然穿起来，会发现就像一部戏剧或电影。

    广州日报：那么在拿起照相机时，你最关注的是什么？

    骆丹：对人的关注，对当下人的精神状态的关注，以及人和自己之间的关系的关注。他们和我之间是什么关系，我能改变他们什么，他们能改变我什么。从头到尾，两年多时间走过那么多路，经历了很多，生活对人来说太苦了，每个人都不容易。 [FS:PAGE]

    广州日报：你希望通过照片传达给观众什么样的信息？

    骆丹：每一幅照片都像剧照一样，是生活的剧照，看的人能在里面发现他感兴趣的东西，是他们之间的对视。看的人推断照片中的人在此之前，在此之后是怎么样的，挺有意思。没必要下太多判断，把空间留给看照片的人。(许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