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半醒来,居然破天荒地睡不着了。不知为什么,黑暗之中,那张我以为早已忘却了的脸庞再次清晰地浮现眼前,她的表情,依然是那么痛苦与扭曲,鲜明如昨。
应该是2000年吧,我和同事去广东茂名采访。正准备返程之际,同事忽然从茂名日报上看到一张照片,不大,黑白的,甚至不是特别清楚,但能看出是一个躺在床上的女孩子,画面上突出的是她的一条腿,肥大得和她的身材已不成比例。文字说明写着,这个女孩因为受伤没有及时医治,现在伤腿肿大异常。我们立即与当地的通讯员联系,赶往那个偏僻的山村。 显然这是一户穷困的家庭,除了厅堂因为有大门显得敞亮一点儿外,其余的房间窗户又高又小,特别阴暗。迎接我们的是女孩的爷爷,她的父母都出外打工了。老人把我们带到女孩的床前。眼前的景象远远比那张黑白照片更令人震惊。这位十多岁的少女瘦得只剩下皮包骨,脸色发青,几乎是奄奄一息。而那条伤肢,宛如象腿,几乎比她的腰还粗,上面敷着一层糊状的草药。我们向老人说明了来意,希望能拍照发稿,为女孩争取救治的机会。老人家连连感谢。但床上的女孩忽然脸面扭曲,呻吟着挣扎起来。她不愿意! 爷爷抚摸着孙女的额头,喃喃地说着,哄着。女孩慢慢地安静了。 同事举起相机,我把脸扭到一边,我想他的心里也不好受。快门声停下来,同事掏出身上带的几百块钱塞到老人手里。我看着闭上双眼的少女,想着她在用多大的气力忍受身体的痛苦和绝望,在这个偏僻的角落,任由花季片片凋零。 她在一个雨天的上学路上不小心掉进了沟里,腿摔伤了,流了血。她期望伤口自己能长好,或许以前她像很多山村孩子一样,有过这样的幸运,但这次没有。伤口不但没有长好,反而越来越严重,她渐渐地不能走路,不能下床,不能坐起......父母在千里之外,即使在身边又能如何? 第二天,图片和文字见了报。毕竟是省报,当天就有许多好心人表示愿意捐助,一些人流着眼泪说他们看到照片:太可怜了,一定要帮帮她!著名的南方医院表示可以为小女孩免费手术。他们用救护车专程把女孩接到医院。病情并不复杂,感染嘛,没学过医的人都能判断。 但这一切积极的救援依然太晚了。医生说,拖得太久了,截肢都没有意义。她撑了不到二十天。 在她逝去后的一段日子里,我总是想要是早一点知道这个事该多好!要是早一点看到她的照片该多好!报道可以救人。我从不怀疑这一点。可是,她面对镜头时的痛苦和不情愿,同样挥之不去。 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忽然想起了她,甚至也不知道她的故事能归纳出什么理论和意义。或许可以谈谈摄影记者的职业两难和人性尊严?在一个伤逝的生命面前,这些似乎都显得空洞和无力。她的样子是我无法忘记的,就像一张照片,一直存放在那本相簿里。可能许多年都不会翻阅,甚至浑然忘却,但照片,一直在那里。 我们把生命都存放在一册这样的相簿里,我们不能接受死亡,我们用摄影挽留生命。然而遗憾的是:摄影和生命相遇时,也常常制造悲剧和痛苦。影像是一个结果,一种承接,它没有办法决定世界是怎样的,它只能承接这一切,就像生命本身,有时候也只能承受。所有的摄影技法,终究还是在为了模仿得更加逼真。 我们在影像中唏嘘人生的悲欢离合,岂知它们其实都远远地在地平线的那一端,而眺望,只是青春的一种姿态。那个在夜梦中挥之不去的女孩子,她短暂的一生都在眺望,或许正是她这种永恒的眺望,才让我不由得在岁月的这一端向她眺望。 生命的留影,模糊或清晰,美好或丑陋,我们,到底是摄影师还是被摄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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