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配合上海美术馆即将举办的我父亲金石声的摄影回顾展，父亲生前的忘年交和影友杨元昌先生从我已经整理出来的一千多张相片中选出六十多张，准备刊登在他编辑的《上海摄影》杂志上，并约我写一篇文章。他说他选的主要是一些有关人文的照片，而父亲擅长的风光和静物则暂未顾及。我想，父亲摄影的介绍文章由他的亲人来写，恐怕难免要影响到评价的客观性。但是我又想，提供一些我所了解而别人不熟悉的情况，还是可能给有兴趣的中国摄影史研究者提供一些或许有用的资料线索。我又想起元昌先生一年前对我说的一句话：“应当把金老的摄影作品推向社会。”这句话使我想到两个问题：１，父亲的摄影作品为什么很少面世？２，整理父亲留下的摄影作品有怎样的社会意义？
拍得多放得少
父亲在进初中之前已经开始拍照了。后来除了５０年代，因为他在同济大学主持的全国第一个城市规划专业处于草创阶段，编写教材和备课实在太忙，拍得稍少一些；在70多年里几乎没有一天停止过摆弄照相机。他留下的负片和反转片数以万计，但留下的印放照片，尤其是高质量的印放照片却并不多。推论起来，没有充分的时间，没有暗房，经济条件的限制，固然是主要原因；他对质量的固执要求，我没能尽力帮助，也是原因。抗战前创办《飞鹰》杂志时，父亲向冠龙照相材料行的老板提出的第一个条件就是能使用冠龙的暗房；他很高兴作为杂志股东的老板同意他的这一要求。不久，父亲在《飞鹰》上分三期连载了他写的《贝松分调放大法》。在这篇文章里，父亲用自己的放印试验为例，介绍了如何用德国摄影家亚非·贝松创造的用两张负片（一张为原始负片，另一张为由原始负片翻制的强光负片）分次叠放的方法，以增加放大照片的暗部和亮部的层次。这些３０年代编辑《飞鹰》时期放制的高质量的照片至今还使西方艺术博物馆的收藏专家颇感惊讶，认为它们丝毫不比西方同时代的照片逊色。《飞鹰》停刊之后，父亲前往德国留学；到德国后不久即买了放大机。可惜在以后的欧战期间，感光材料在德国民用市场上的供应很差。父亲后来曾向吴寅伯先生介绍过他是怎样在买不到适当反差度的放大纸的情况下开动脑筋，用湿放法来解决困难的。二战过后，父亲回到上海，结识了摄影家吴寅伯先生；印放照片常借用吴先生的暗房。50年代，吴先生因工作调动迁居北京，父亲偶然印放照片就只能采取四处游击的方式了。４９年后，父亲开过两次展览会；但是选择作品都受到一定的限制，制作质量也是差强人意的。
先说第一次。１９６１年下半年为贯彻双百方针，由中国摄影学会策划，上海先开一个吴印咸的个人影展，然后父亲和刘旭沧合开一个影展。当时上海摄影学会的郑瑞之先生（字典编纂家郑易里先生的侄子，郑编辑英汉大字典得到他的资助，）主动表示愿意将他私人的暗房借给父亲用。当时用的放大纸五花八门，是从上海人美出版社领的。柯达和矮克发放大纸都有十年之陈，效果很差。后来主要用了上海牌，以及匈牙利和苏联的纸，还在显影液里添加了防雾剂。据父亲说效果还算可以。在那个时代，有了这样的条件已经算是很难得了。展览会在上海展出后又去杭州、南京、北京继续展出。在南京展出时，父亲在座谈会上向去观看展览的摄协领导人石少华先生介绍了使用小型相机的经验，体现了当时有一个短暂的城市艺术摄影家的和老解放区新闻纪实摄影家各自发挥长处的宽松气氛。那次展览还算成功，不过当时对摄影初生兴趣的江青在北京观看时的批评也给展览带来了一些阴影。因为那次展览的材料是由公家提供的，展览结束后，照片就交由当时的上海摄影学会收藏，可惜这套照片在文革中都遗失了。
再说第二次。１９８８年父亲退休后，由同济大学建筑规划设计院资助，又在上海美术馆开了一次个人影展。这时父亲年高；老的黑白照片选得很少，是请上海摄影学会黄良生先生制作的。彩色照片大部分为当时的近作，是请姚炜曾和姚铿制作的。他们几位自然都是暗房制作的高手；不过当时还在开放初期，用的设备和材料不够理想，照片的质量与同时期海外博物馆和画廊收藏的要求比还是有较大距离的。以父亲的情况为例，我可以推想中国摄影史上好的摄影艺术作品留下来很少是不足为怪的。纪实摄影自然首先以内容取胜，但画意摄影缺了精良的后期制作就难以供人当作艺术来欣赏。上世纪９０年代，我到上海探亲时，父亲曾跟我谈过一次，他希望我能协助他把一些好的底片印放出来；可惜当时我也没有这个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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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鹰》画意摄影圈
现在谈到整理父亲留下的摄影作品的社会意义。说起金石声的摄影，通常都会提到他在３０年代主编的摄影杂志《飞鹰》。摄影理论家顾铮先生曾告诉我，他认识的一个研究摄影史的日本教授认为，《飞鹰》是当时亚洲最好的摄影杂志。如果这确是一个不失公正的评价，那么它不仅是对《飞鹰》杂志的编辑金石声、冯四知、蒋炳南三人的编辑水平的肯定，也是对那个时代中国摄影（主要指画意摄影）整体水平的一个评价。从十九期《飞鹰》杂志上发表的四百张摄影作品来看，说中国三十年代有过一个画意摄影的黄金时代，这是不算夸张的。当时中国社会上确实有着一批既有中国传统文化根底，又了解西方摄影潮流和技巧的摄影家。介绍父亲摄影活动，最好不要割裂这样一个背景。
父亲主编《飞鹰》杂志的时候，他还是一个在校学习的大学生；但是他当时的影龄却已有十年之长了。他在学校里学的是工程；好在那时工科的分科还未如今天这样细，而工程师的训练使他对与摄影技术有关的精密机械，光学，化学都很容易摸到门径。年轻时的父亲也颇喜欢舞文弄墨。他跟我谈起过，在上海浦东中学上高中时，他和后来成为著名诗人和翻译家的卞之琳就各主持一个壁报，你来我去，唱了好久的对台戏。另外，当时同济大学的德籍教授都用德语授课，这也使中学就熟悉英语的父亲掌握了两门对学习摄影最有用的外语。这些都是父亲能编好这份杂志的有利条件。父亲在那个时期的摄影家中资格并不算最老的。刘半农、郎静山、张印泉、吴中行、杨公赞等人，都要比他年长一、二十岁。刘半农去世很早，父亲与他未有过交往。《飞鹰》也从未刊登过刘半农的作品。但是父亲和他主编的《飞鹰》在观念上、风格上却受他很大的影响。父亲和我谈到过几次，说上中学时就读了《半农谈影》，其中一些观点使他服膺终身。比如摄影只能作为业余爱好，摄影与名利无关，摄影以意境为上，清糊要看艺术上的需要，等等。从父亲编辑《飞鹰》时期的日记里，我看到不少他与当时的摄影家交往的记录。除了上海的摄影家，外地的摄影家他也认识不少。比如常州摄影家吴中行，父亲是在冠龙照相材料行老板的饭局上与他相识的。父亲说第一次见面就谈得很快乐。《飞鹰》的积极投稿者、香港摄影家卢德初、程肇民，父亲则是在１９３７年杂志停刊后，率家逃难到香港时才见面的。《飞鹰》还给“黑白社”、“企鹅社”、“青影社”等当时摄影团体在各地的成员作过专辑，介绍他们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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