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一篇外国媒体报道的解读

以下是法国《photographie》杂志记者对连州摄影节的报道，由一个上海朋友翻译的。这篇报道因为是报道我们亲历的事件，所以恰好可以做一个两个不同世界相互了解和相互阐释的一个有趣的个案。东西方这两百年来的相互的往来是一个历程，而且随着互联网和快捷的交通变得好像越来越没有障碍。于是前几年， "世界是平的"之说随着一本书甚嚣尘上。但事实果真如此吗？

在连州时，十多个西方记者很活跃，一直在跟踪采访摄影师和策展人们，我就接受了几拨人的采访。

除了休斯敦、巴黎、阿尔勒和莫斯科等主要城市之外，在中国或其他地方举行的摄影节还是提供了许多契机，可以让我们感受全然不同的摄影舞台。那些看了又看的参观者表明公众对此双重的兴趣。因为籍此我们即可以跟踪摄影的趋势，又可以追寻中国的发展

去年的摄影节以"影子的炼金术"为主题，段钰婷与高士明举行了一系列反映邓小平上台后三十年中，中国征服世界金融市场之路（鲍昆批注：上届连州展览的主题是"影子的炼金术"，但并不是利用摄影来和金融发生什么关系。"金"字在这里只是一个挪用，有双重的意思。一是描述一个过程状态，指摄影媒介在社会发展和自身的发展中就像一个炼金炉，是一个复杂和丰富的过程；二是有些暗喻艺术品的市场化）其中之一的展览展现了珠三角地区，被誉为世界工厂的东南区的经济繁荣，广州的天空充满了成群的起重机，当时我们谈论的只有奥运的筹备。参展的摄影作品与艺术市场衔接紧密，表明了艺术家希望借展览兑现摄影与中国当代艺术价格飙升后增加收入的企图（鲍昆批注：此点理解有些对路，但不是绝对。实际上上届连州展最后的兴趣落脚点是在摄影作为艺术的可能性上）。这一现象饶有趣味，且是近来国际市场上最盛行的风格。金融泡沫到达顶峰后的绝唱。

仅仅一年，一切都变了！中国与其他世界都遭遇了经济下滑。钞票蒸发了，吊车不再盘旋，工厂关闭了，工人们回家另谋生路了。奥运期间就冒出但被压制下的关于粮食系统问题的话题（鲍昆批注：没有听说"压制粮食系统问题"，实际上倒是谈了很多的农民的土地流转问题，比较敏感，但也没有压制啊？），如今再次变得尖锐起来。地震摧毁了四川的同时，也揭露了一味追求利益的承包商种下的建筑物质量的恶果与腐败的当地政府，同时也显示出了底层老百姓救援幸存者的自觉自愿。农民，工人，甚至警察（鲍昆批注：有吗？）对低工资和偷工减料的行为表达了抗议。记者们抗议放逐受欢迎的编辑。当然，奥运取得了巨大成功，而之前许诺的媒体自由总归是被保留了，尽管无处不在的防火墙的存在，使得自由的程度并不很让人欢欣鼓舞。

（鲍昆批注：以上这段表现了这些西方人对中国政治的强烈兴趣，或许说是他们自己的兴趣。这段中提到的一些问题有的是真实存在的，有的却有点道听途说的感觉了。把这些问题放在一起综述时你就能感到语言的魔力了，尤其是它说给一些根本不在现场和没有语境感的人们说时。）

不管怎么说，在中国表达空间正在开放，抗议，言论自由正在加强。这不仅体现在是能否登录上BBC或者其他西方媒体，也表明共产党开始愿意给公众了解中国社会现状与在转型时期面临问题的渠道。这点在连州摄影节对主题的选择上表现的很明显："我的相机和我"。摄影节的委员们希望回归从前一度被禁止的主观的表达，与对现实世界的分析上来。正如东德从前那样。这一记录与见证，即是现实世界的有效声明，也强烈或微弱的表达了对当代中国生活的评价。

（鲍昆批注："一度被禁止的主观的表达"这句话有些绝对了。这个程度的表达实际上一直还是可行的，所以此话不但绝对，而且在面对他们本土的读者时，就有些煽动性了。客观的评论应该说清楚民众的话语权到底有多大的自由，并由此去判断。这样绝对的简单截说，就不客观了。）[FS:PAGE]

本届摄影节所选的摄影师在某些主题上令人印象深刻。首先，包括了台湾的作品，秦风的展览集中展示了1927-1949年这一重要的文化运动时期的景象。这些作品在大陆很少能见到，填补了历史上的空白。其他，诸如石少华和李晓斌对中国1976-1989年的记录审视了从文革结束到天安门事件的一系列剧烈变革（鲍昆批注：把石少华作品的时间跨度说错了，是1949年之前）。这些照片的配文也不错，使得在经历三十年的市场改革，经济繁荣与金融泡沫破裂后，中国现阶段的动向更容易理解。

委员们宣称展出的作品力图回归摄影纯净本源，尽量少受当今的艺术市场取向的影响。它们是个人观点借助相机媒介的表达，比如凌飞或刘一清的作品，更多的是他们与社会对话，尤其是与今天的年轻人。刘一清的作品让人联想起南·戈尔丁，洋溢着只知为自己而活的年轻人的蓬勃朝气。林志鹏的作品则表达了年轻人的冒失。（鲍昆批注：凌飞作品不是，可能记者有误。）

骆丹的公路电影以诗人或者流浪学者的方式讲述中国的农村，他放弃工作自愿以上世纪40-50年代垮掉一代的代表Jack Kerouac（鲍昆批注：我们音译为"杰克·凯鲁亚克"，这里指的是像他一样的流浪写作方式，但和"垮掉的一代"无关。）式状态生活的故事令人印象深刻。

与之相反，黄利平的政治新人（鲍昆批注：错了。是老板而不是政治新人。这个误会解读后会有完全不同的效果。）的肖像与章翔鸥的新富人群（鲍昆批注：不准确。章翔鸥的作品记录的是沿海城市的新人类。），抑或张海儿的作品为我们展现的从经济繁荣中获益的群体（鲍昆批注：张海儿的作品其实是一个艺术话题，和这位作者解释的基本不相干。）。舒勇的作品中充斥着泡泡，且是在珠三角地区新贵们的办公室中拍摄，无疑是对肤浅的金融泡沫的嘲讽。(许多大企业家的办公室里吹肥皂泡泡)这些作品很难有机会在西方其他地方展出（鲍昆批注：有这个问题吗？）。

而更让人难忘的则是某些以种种方式直面政治问题的作品。天地之间的群展中，东南地区农民工的生活，都一一被展现出来。这些男人女人是各种重大工程与工厂的中间力量，如今已经因遭遇危机而被弃如弊帚。通过一个商品的生命轮回与东莞工人的生活，北京的金江波试图关注工人与工厂本身的命运。在世界工厂的中心，金钱消失的速度，工厂人去楼空的速度，着实让人吃惊。在亮出自己研究者的身份，并与当地处置企业破产的法庭取得联系后，他得以以大画幅相机拍摄玩具厂最后的影像。他用空旷的空间强调巨变。也记录了工人们曾经的冰冷的宿舍和七层高的装了铁栅栏的房子，似巨大的铁笼一般。这是为了防止工人自杀而采取的措施（鲍昆批注：不知这是哪来的说法？珠三角广东地区自八十年代开始模仿香港风行所有的窗户安装铁栅是为了防盗。如果说和防自杀有关系就太离谱了，似乎珠三角的工厂成监狱了）。他说这些照片在四月份的时候还不被准许展出，而现在由于越发严重的经济危机，政府已经没有办法隐瞒真相了。这组照片已经受北京方面的关注，cctv和网络都有了报道。

另一组观念性的作品，是曾经的电视主持人，如今的行为艺术家区志航的艺术化的请愿。一个匍匐在地的裸体挑战着这些高楼林立的场所，通过对健美身躯的自恋和投射出的怀疑目光，回应着对权力俯首帖耳、卑躬屈膝的个体姿势，不管是面对鸟巢、核电站或者三峡大坝。而在因为质量问题坍塌的四川地震小学的学生废墟前，他又以另外一种姿势表达了对孩子们的敬意。我们也看到了另外一张，他光着身子匍匐在布达拉宫前的作品（鲍昆批注：特意提到）。

以一个国家的艺术创作来为其把脉是不科学的，但是在像中国这样一个国家，党即是国，是由它来决定什么是允许的，是可以上网的。从这点来看，这届的连州摄影节还是透露了某些政治文化上的趋向。首先，显然直面经济问题诸如农民工，工厂倒闭问题是可能的，同样政府中的腐败分子这一话题也不再是禁忌。不过，还不能真正涉及有关中央权利，军队或者西藏问题。可以拍摄西藏或者其他少数民族，但必须以某种科学的手法或者只关注他们的民间传说。诸如春天的动乱或者表达西藏未来的作品是被严格禁止的[FS:PAGE]（鲍昆批注：说的没错）。

不管怎么说，利用艺术来表达政治意想的愿望史无前例地强烈起来了（鲍昆批注：？）。虽然摄影节的组委会成员几乎都是党员身份（鲍昆批注：不知道这是从哪了解的，起码我不是，其他多数人也应该不是，是否是指连州本地官员？），同样也欢迎流亡艺术家（鲍昆批注：想不起谁是。），大学学者，甚至官员，连州无愧于它获得的历史性的声望--艺术自由的避风港（鲍昆批注：希望是，但不是。这位外国朋友太乐观了）。它的地域上的相对遥远也鼓励了实验性的作品。

在编辑文章的时刻，我注意到bbc网站，纽约时报，美国之音，亚洲周刊等网站被屏蔽掉了。因为奥运而打开的信息窗口再次被关上，但是看着墙上贴着的展览中的老工厂和与艺术家讨论的摄影节委员会的照片，很明显，政府不能再像从前那样控制某些事情，摄影的力量，尤其是纪实摄影见证当下社会问题的力量，以及年轻人的力量，这一点我们在很多作品中已经感觉到。（鲍昆批注：摄影是有力量的，发表是没力量的，不过还有网络，万幸！）

中国正在激流中，他们说危机带来机遇。问题是，今后几年中国将以什么面貌出现？也许我们可以从下届连州摄影节中找到答案。

鲍昆读后感：

    应该说这是一篇相对比较客观和友好的文字。但是我们仔细阅读后，还是可以发现不同背景下相互观看和评价的"误读"和“乌龙”。首先，这篇评论对连州展览的评论出发点就是单向和误会的。连州展览的基本宗旨是强调艺术家和摄影师对现实生活的关照，其具体指向是对中国这些年来艺术市场化造成的艺术家偏离社会生活一切向钱看的反对式的回答。其中更包括在市场主导方西方买家控制下的"新殖民主义"现象下的"后殖民话题"。我们多位策展人已经在接受采访时有所提到。但这位评论者在这篇文章中把这个话题全面回避掉了。他一如既往多数西方记者的习惯，把一切问题归结在社会政治化上，于是我们这些参与连州展览的人都似乎有着"持不同政见者"的色彩。可以想象这篇文字对那些完全不在场的读者产生的影响。也因此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告诉我们西方在这两年多来和我们有许多麻烦的部分原因。在不同文化历史背景下的相互交流，显然是相当困难的，它需要交流中间媒介的耐心和客观的态度。在采访我的过程中，可以感到这些西方朋友的不耐心和先入为主的预设偏见。他们所设定的问题大都局限在上述范围内，虽然也问了一些具体的艺术方面问题，但并不是他们兴趣的核心所在。他们更关心的是中国将会怎样？潜台词就是未来是不是他们所期望的。这篇文字的最后一句话中的"问题是，今后几年中国将以什么面貌出现？"，最能说明他们的态度。放下具体价值观立场的不同，从地球村文明多样性和相互必须尊重的角度考量，这种单边的价值取向就有些自我中心的嫌疑了。如果所有国家的使者和记者都是这种态度，这个世界的相互理解、相互宽容就很难让人期待了。最后，大家还是各忙各的吧，要对话就按之间的守则来说话--那就是，说什么不重要，先把态度端正，就是要有耐心和相互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