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为我们留下了历史

左为约翰·汤姆森。他留下的自己的照片很少。 

他为我们留下了历史

--看约翰·汤姆森的早期中国影像

鲍昆

       我们辨认自己作为中国人的身份时，需要凭借各种各样的文化旁证--语言、历史典籍、器物、建筑以及生活方式，这些共同构成了我们作为中国人的文化身份，是区别于我们和其他文化族群的基本标志。

       摄影术出现后，影像直接见证历史。它以丰富真实的形象更为鲜活地为人类留下了自己在时间中的身影，让历史从语言的叙事想象和画家的模仿现实变成视觉的真实直观。这样的历史文本在摄影的那一瞬间基本可以保留镜头所涵盖的一切细节，这是任何其它历史记录媒介所无法比拟的。

       1839年摄影术诞生后，在欧陆立刻成为新鲜的时髦玩意。达官贵人和小资产者，都对这个新奇的"魔术"充满了好奇。人们纷纷利用摄影术为自己的容颜留影，甚至色情商人也立刻以它拍摄色情照片作为赚钱的工具。1851年，人类发明了湿版火棉胶法摄影术，告别了技术复杂和曝光极慢的银版摄影术。湿版火棉胶摄影感光度比银版法大为提高，在明亮阳光下，曝光时间只需要15秒至1分钟，可以快速拍摄。摄影于是从人物肖像领域快速拓展到具有地理发现意义的信息传播领域。那时正是西方现代传播媒体快速发展的时期，螺旋桨推进器的蒸汽机船也开始出现，以三桅帆船为主的航海业发达，于是欧洲的探险家们纷纷到世界各地采访猎奇。他们是后来信息全球化的最早实践者。在1868年，一个来自苏格兰的探险家和摄影家来到了中国，开始了他长达四年对中国的采访摄影。这个人就是约翰·汤姆森。

       约翰·汤姆森是苏格兰一个烟草小商人威廉·汤姆森和他的妻子伊莎贝拉在1837年6月14日出生的孩子，是他们九个孩子中的第八个。约翰•汤姆森在19世纪50年代初受学校初等教育。毕业他在爱丁堡当地的光学和科学仪器制造作坊学徒。在此期间，他学习了摄影原理。1858年左右他完成了他的学徒生涯。在学徒期间，他还在瓦特学校和艺术学院（原爱丁堡艺术学校，后来成为赫瑞瓦特大学）读了两年的夜校。他于1857年和1858年分别得到了自然哲学和初中数学和化学的毕业证。1861年，他加入了苏格兰皇家艺术学会。1862年4月他决定前往新加坡与是钟表匠和摄影师的哥哥威廉一起做事，由此他开始了一段为期10年的遥远东方之旅。

       在新加坡，他与威廉合作了一个制造海洋计时器和航海光学仪器的小企业，同时还成立了一个摄影工作室，为在新加坡的欧洲商人拍肖像。但汤姆森更感兴趣的是东南亚的人民生活和地方文化。他在工作之余去马来西亚和苏门答腊岛等地去旅行，考察那里的村庄和拍照那里的原住民以及他们的活动。

       1864年10月到11月在拍摄锡兰（现斯里兰卡）和印度的台风灾害之后，汤姆森卖掉了他的工作室从新加坡转移到暹罗（泰国）。1865年9月他抵达曼谷，他拍了暹罗国王和皇室、政府高级成员们的系列照片。

       汤姆森在暹罗时，法国探险者亨利·穆奥（Henri Mouhot，1826-1861）在柬埔寨丛林中发现吴哥窟的事迹正在西方世界引起巨大轰动。它激发了汤姆森的摄影考察灵感。1866年1月，他与在曼谷就职的英国领事官H·G肯尼迪，一起前往吴哥，开始了他自己的首次独立摄影考察。他们在吴哥逗留了两个星期。汤姆森在那里拍摄了大量的遗迹，为今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那里认定的一些世界文化遗产留下了最早的一批照片。之后，汤姆森到金边拍照了柬埔寨国王和王室的其他成员。

1866年5月或6月汤姆森返回英国，在英国演讲他的东方经历。这时他成为皇家伦敦人类学会的会员和当选为皇家地理学会的院士，并在1867年年初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著作《古老的柬埔寨》。[FS:PAGE]

回英国一年后，汤姆森再次产生了重返东方的冲动。1867年7月，他又回到新加坡，后在西贡（胡志明市）短暂停留，最后于1868年定居在香港，并在接下来的4年里拍摄中国人和丰富多彩的中华文化。

       汤姆森在中国各地旅行，足迹从香港、广东，到北京和上海，以及北方的长城和华中的中原地区。从1870年至1871年，他访问了福州地区，与美国新教传教士牧师贾斯特斯·杜利特尔乘船旅行了闽江，然后到了厦门和汕头。1871年4月初，他与传教士詹姆斯·莱德劳·马克斯韦尔博士在高雄登陆，考察了台湾岛。离开台湾后，汤姆森又返回大陆，在接下来的3个月旅行长江，到过湖北和四川，直到1872年返回英国。

       汤姆森在中国的旅行，是很艰难的，因为他都是深入内陆几乎无人居住的遥远地区。他遇到的大多数人，从未见过西方人和照相机。他的探险也特别具有挑战性，因为他必须携带庞大的木制相机，和许多大而且脆弱的玻璃器皿与具有潜在爆炸性的化学药品。他拍摄的对象极其复杂，底片都是临时制作，而且往往不得不凑合，因为化学品很难获得。他的题材多样而且宽泛：从卑微的乞丐到街头的游民到皇家贵胄；从偏远的寺庙到帝王的宫殿；从纯朴的农村到壮丽的风景。

汤姆森于1872年返回英国，定居在伦敦，除了1878年最后一次出游摄影塞浦路斯之外，汤姆逊再也没有离开过伦敦。在后来的岁月里，他继续发表演讲和出版，介绍他的亚洲经历。他最初发表作品是在杂志上，之后出版了一系列带有丰富摄影照片的大型图文书籍。他写了大量关于摄影，关于媒体报道摄影的文章，还在1876年翻译和编辑了法国人加斯顿·蒂桑迪埃（Gaston Tissandier，1843-1899)）的《历史与摄影手册》一书，这本书后来成为一个标准的参考读物。

       在1866年返回伦敦时，汤姆逊在皇家地理学会认识了激进的新闻记者和作家阿道芬·史密斯。从1876年至1877年，他们共同合作了摄影项目《伦敦的街头生活》。他们以记录照片和文字结合的方式反映伦敦街头的民众生活，同时也建立了早期社会纪实摄影类型的拍摄风格。1878年，这些成果以图文书形式出版。

1910年，他从他的商业工作室退休，汤姆森余生的大部分时间居住在爱丁堡，他继续为皇家地理学会撰写如何使用摄影的文章。1921年10月他死于心脏病，享年八十四岁。

       为了表彰他的工作，在1921年他去世时，皇家地理学会将非洲乞力马扎罗山高峰的某处命名为"汤姆森点"。

       汤姆森的亚洲游历和摄影让它成为19世纪西方重要的人物。他的摄影尤其成为人类现代史上无比重要的历史文献。在他的整个冒险和摄影生涯中，中国的分量是最大的。他关于中国的书就出版了五本，以1874年出版的《中国和中国人》与1898年出版的《镜头前的中国》最为重要。今天我们阅览这些宝贵的影像，可以看出汤姆森高超的摄影技艺和相机取景框后面他那双充满感觉的眼睛。汤姆森当时肯定为了生计也拍摄那些地标性的文化景观，比如人人都会感兴趣的楼阁庙宇，甚至在西方人看起来非常奇怪的贞节牌坊，但他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摄影师，他具有非常宽广的其它学科视野。在他的中国照片中，最为珍贵的还是那些记录普通民众生活的场景和人物。他对妇女和街头引车卖浆者的偏爱，说明他具有文化人类学的眼光。我们在这些照片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清同治年间中国社会的生活形态，那些服饰、器物、居所，甚至人的表情。比如在一些照片中，我们可以知道那时殷实人家已经安装玻璃窗门，让我们对那时的物质生活水平有了一个真切直观的了解。因为这样的生活变化很可能不会在文献中记录。那些寺庙中面庞丰腴的僧侣，让我们知道宗教在当时非常发达，能让出家人远离"苦行"的折磨，甚至可能是一个肥美的"职业"。汤姆森对街头人物活动的拍摄，显示了他深受欧洲风俗绘画的影响，这些照片近乎完美，像在庭院中小贩卖水果和手艺人为人修脚的情节，都说明他在理解和掌控摄影瞬间方面的高超水平。他没有像一般西方人到中国后将主要的视觉兴趣点局限在浅薄的猎奇上，在他的中国摄影中，很少出现那些砍头酷刑类的血腥镜头，绝大多数都轻轻传达着他对世俗生活温情善意的眼光，说明他对他所见到的中国怀有敬意。汤姆森大部分的照片按现在的划分都属于"大画幅"，所以也决定了他在拍摄和观察之时的细致和安静。有趣的是，他那时好像已经使用立体照相机，因为一些并置的同瞬间场景照片有着明显的位差。这说明他的许多工作其实是商业性的，虽然在他所著作的书中并未有相关的记述。他对王公贵族们的摄影基本都是商业肖像的套路，也说明他当时可能会以此获取他在中国游历的费用。他在后来的回忆中明确说中国人喜欢自己的肖像是端正和光线均匀的，可见他对中国人文化心理理解的深度。[FS:PAGE]

汤姆森在他的著作中，对他的摄影照片背景都进行了严格说是游记性质的较为详细的介绍，文笔也非常细腻和生动，对晚清年间的中国社会有着非常全面和较客观地描述，是我们今天解读他的照片和自己历史的重要依据。他在中国的时期，正是中国开始接触现代化的初始时期，而他则能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几个方面都进行了观察和剖析，让他的视觉影像有了非常坚实的说服力。由于我们在那个时代还没有能力记录自己，所以我们今天对约翰·汤姆森不但应该感谢，而且应该心存一份敬意。不管他在当时做这项工作时是否还有其他的动机，但重要的是他为我们留下了历史。

鲍昆

2009-3-10

本文刊载在《摄影之友》杂志第4期

中国和那里的人们（1873年至187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