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城”里的“六本书”

无论是传统文人还是现代知识分子，在中国文化中始终都是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的。知识分子自身的操守，一向被视为是道德的最后一道底线。然而这样一道底线，又常常是靠不住的，常常会堕落到比市侩更为不堪的地步。好在这个群体倒一直没有丧失自我反省和自我批判的功能，于是才有了“舐痔结驷、正色徒行”的疾呼，有了《儒林外史》、《围城》这样的经典。倪学礼的《六本书》（《十月》2008年第3期）就是这个谱系中最新近的一篇。

倪学礼本人就是大学里的教授和博导，教授写教授，博导写申博，写得驾轻就熟入木三分，于是《六本书》有了“小《围城》”之称。有人说《六本书》就是《围城》中三闾大学的当代版。既是，又不全是。《六本书》里的林若地像极了李梅亭，E大学也像极了“三闾”，也照例是欺世盗名、蝇营狗苟、不学无术、蜚短流长、争名夺利那些事。但《围城》是从一个“上帝”的视角去俯瞰众生，是从人性的弱点入手去笑看大学，看这些道貌岸然的衣冠人士是如何一不小心露出“猴屁股”的……由此《围城》从中看到的是作为人的知识分子的“常态”。而《六本书》是从“人间”的视角看人间，从人文精神的委顿看大学，更从知识分子的那点“常态”中看到了“变态”。

徐尘埃小气吝啬死要面子，还有窥视霹；林若地偏狭自私，乱扔垃圾；郁君子喜欢搬弄是非浑水摸鱼……但这都还属于人性的弱点，属于可以是历来如此的“常态”。徐尘埃小气，但也并没耽误他做学问，没耽误他成为浊浪中的“清流”。但《六本书》没有停留在这些“自古而然”的文人习气的描摹上，而是继而写了这些人性的弱点是如何被纵容，被放大，被“合法化”的。于是这些人性的“常态”便演变成了异常可怕的“变态”，就如惊悚片里基因变异了的怪物一样。林若地若只是偏狭自私、乱扔垃圾，那倒也还罢了，偏偏大学体制出了问题，成了名副其实的第二官场，人们不重学问而重地位重权势，一个个趋炎附势丑态百出，于是林若地们的恶习便极大地膨胀了……林若地每天偷偷地跑到厕所去为书记“舔腚”，成了“舐痔结驷”的现代大学版。

大学里的这些问题，与其说是人格堕落，说是学术腐败，其实还不如说是体制的弊端使然。“官本位”就像一种权力病毒，早已感染了校园的每个角落，于是权力支配思想，行政操纵学术……在此语境中，教授们的人格分裂可以说是一种必然的结果。曾几何时，大学里的“跑点”（申报博士点），像极了官场里的“跑官”，也需要请客送礼，拉人情走关系，甚至需要权钱交易权色交易。“所谓教授”也不再只是一种标志着学术地位的职称，而是成为了一种“官”，甚至可以直接套上什么“局级”……就如《六本书》里所写的“谁当了博导谁就是学术权威谁就可以卡住要评职称的人的脖子，谁就可以得到数目很大的科研经费……”至于“博导”是否懂学术，是否称职，是否会误人子弟，反倒是无足轻重的了。于是大学在成为“学术衙门”的同时，与真正的学术却渐行渐远了……

《六本书》写的正在这种放逐了“学术”的大学里的群丑图，作者虽嘻怒笑骂，但却没有停留在嘻怒笑骂上，而是在嘻怒笑骂的背后，怀抱着深深的人文忧思，寄托了挽狂澜于既倒式的希望，这点从小说喜剧式的结尾处不难看出。作者对教授们的精神状态也没有仅仅停留在暴料和揭丑上，没有像其他同类作品那样停留在学者们人格异化的表层，而是写出了他们夹在学术追求与生活实利之间委曲求全的人格扭曲，写出他们人格变异后内心深处的痛苦。这是《六本书》最为难能可贵的地方。

作为一篇学院作家的小说，《六本书》在叙事技巧上也表现得非常娴熟，以一个中篇的篇幅，却容塑造了众多的人物，容纳了不亚于长篇的内容，微讽、反讽、漫画式的夸张，都恰到好处，无愧于其“小《围城》”的美誉。只是故事的解决方式有点过于“大团圆”，而且太寄托于某个人的美德。大学的弊端既是体制性的和结构性的，那么个人的美德就只能是其中的一点“亮色”，而不可能靠几个人就改变全局。在这点上《六本书》有些太理想化了，多少冲淡了其思想的力度。[FS:P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