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红楼梦叙事》
中国的古典小说与西方的“小说”不完全是一回事，西方的叙事文体fiction在汉语中找不到对等的文体，而只有小说与之相近，于是fiction便译作了小说。小说与fiction只是近义词而非同义词。中国作家真正按照西方的fiction文体作起小说来，还是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的，此前的小说，为了区别于后来的小说（fiction），汉学家浦安迪给它提了个名字，叫“奇书体”。
对于“奇书体”，也就是中国古典小说的研究，中国学者历来的看家本事就是传统的历史学方法，搜求，索引，考据……无非是围绕着作者的生平、故事的本事、作品的版本等进行的，至于作品的文本分析和文体研究，就乏善可陈了。以至于中国学者的这些研究成果，作为学术“半成品”，被西方汉学家利用先进的理论方法“深度加工”后，成为了西方汉学研究的皇皇巨著。国内的古典文学研究者要么被偏重考据的传统治学方法所囿，要么被“苏联模式”的庸俗社会学分析所蔽，面对迅猛发展的海外汉学渐渐失去了自己的话语权……而那些对现代小说理论颇具研究的学者，又因为对古典小说不够熟悉而只能埋头于现当代小说的研究了。
这是国内古典小说研究的悲哀！但也正因为了这种悲哀，王彬先生写于10年前的专著《红楼梦叙事》（中国工人出版社，1998年版）也就显得尤为珍贵。落后于时代的学术是落伍的，与时代同步的学术虽不落伍，但也难说具有多少新意；而能够领先于时代的学术，却又往往有着截然不同的命运——当你仅仅领先一步时，你可能被称为“大师”，成为话语权力的拥有者，但当你不仅仅只是领先一步，而是领先了两步甚至是三步时，你却完全可能成为孤家寡人。《红楼梦叙事》就是一部领先于国内古典小说研究至少两步以上的学术著作，于是也便孤家寡人般地坐了十年冷板凳。
以今天的立场来看这本10年前出版的书，其学术的前沿性依然不减，这是一本真正可以与那些西方汉学大师一较高下的著作。而将之放到国内的学界来看，当称之为是一部开山之作。《红楼梦叙事》将传统的“红学”研究，与现代叙事学实践进行了成功的接轨，在对待传统的小说研究方面，作者不仅没有抛弃以往学人的研究成果，而且予以了承前启后发扬光大。也就是说这不是一本“新”得让人感到面目全非的书，而是一本具有传统治学功底的有“根”之作。在运用叙事学等新的理论方法方面，作者也没有照搬西方理论去套用中国文本，而是针对“奇书体”的文本特点有的放矢灵活运用。《红楼梦叙事》的主要研究对象虽然是《红楼梦》，但在分析过程中更凭借着作者对古典小说深厚的学识，旁征博引举一反三，对《三国演义》、《水浒传》、《三言》、《二拍》等有代表性的文本都作了精妙的分析，由此而形成了一整套有系统的“中国叙事”研究。
在对叙述者的分析中，《红楼梦叙事》依次分析了存在于《红楼梦》中的“叙述集团”：1、“顽石”（自称“蠢物”）；2、空空道人，手稿的抄录者；3、吴玉峰，改《情僧录》为《红楼梦》；4、孔梅溪，改书题为《风月宝鉴》5、曹雪芹，批阅十载，增删五次；6、脂砚斋，抄阅再评，改回书名《石头记》。作者通过如此详尽的叙述者分析，对《红楼梦》由超叙述、主叙述和元叙事共同构成的多层叙述结构进行了清晰的把握，并在此严密的文本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两点极有价值的结论：其一是将《红楼梦》的这种多层叙述结构与《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其他古典小说比对，分析了《红楼梦》在从传统的“拟书场格局”向文人化写作过度的文本特征，指出《红楼梦》中的超叙述者虽然在总体上依然没有摆脱“拟书场格局”，但又与传统的“拟书场格局”不同，让“顽石”以“按语”的形式显身出现，这对于传统的“拟书场格局”是一大突破。《红楼梦》是在白话小说的叙述模式中引进了文言小说的超叙述结构，从而开创了一种新的叙事方式，是对“奇书体”小说的重要贡献。其二，以叙述学的文本分析方法对《红楼梦》的作者问题以及续写问题，重新进行了阐释。由于《红楼梦》在文本上虚构了一个叙述集团，致使某些红学家竟对曹雪芹的著作权产生了怀疑……书中指出：这是对叙述学的无知。至于后四十回的“续写”问题，书中以大量坚实的文本分析作出结论：后四十回为高鹗续写无疑，因为高鹗根本就没弄懂“顽石”作为叙述者在《红楼梦》中的作用，不仅将原有的顽石自述删略干净，而且在他续补的后四十回中再也没有出现过。 [FS:PAGE]
《红楼梦叙事》还对中国古典“奇书体”小说特有的叙述特征和文本关系，进行了极为全面而精到的分析和研究。在对“拟书场格局”、“开科诗与煞尾”、“诗赞”等的分析中，从《红楼梦》而至《三国演义》、《水浒传》乃至《十二楼》，详细地分析和比较了这种特定的“叙述格局”的发生、发展以及演化。作者不同意某些红学家将《红楼梦》视为网状结构的小说，因为《红楼梦》也同大多数的古典“奇书体”小说一样，通过“且说”、“不提”、“休表”等不厌其烦的起止叙述标记，在文本中构成了线性叙述的清晰与完整，即便是网状的事件时间，也被编织成了线性的时间。这一分析无疑是非常有价值的，因为传统的红学家不懂叙事学，他们的分析往往靠的是个人的阅读感受而非文本分析，极容易被《红楼梦》中纷繁复杂的时空关系所迷惑，将阅读过程中想象出来的时空关系误认为就是文本的结构关系。作者还就此深入探讨了古典“奇书体”小说中的“填充与叙述满贯”问题，详细分析了《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小说中为了保持故事时间与叙述时间的完整合一，而以“当日无事”、“一宿无话”等对叙述时间所做的“填充”。作者指出：“从现代虚构叙事作品的角度看，《红楼梦》也好，《三国演义》也好……都不过是某种填充，都可以略去的。但略去了，也就没有了《三国演义》，没有了《红楼梦》。中国古典白话小说之为中国古典白话小说，《红楼梦》之为《红楼梦》的叙事特征就在这里。总之，以各种各样的文字填充保证线性叙述的完整，实质上是对拟书场格局的一种努力。说到底，是传统白话小说的一种叙述满贯。……这是我们在研究古典白话小说，包括《红楼梦》在内的拟书场格局时，不能不注意的问题。”
作者还对《红楼梦》等中国古典小说中的“不可靠叙述”问题，进行了详尽的分析。说到“不可靠叙述”，自然离不开“反讽”，英国小说的“反讽”是举世闻名的，但中国古典小说中的“反讽”，学界却一直研究得不够深入。其实中国古代的小说批评家是很注意“反讽”的，但大都是以眉批的形式点到而止，没有进行系统性的理论研究。而《红楼梦叙事》则对中国小说中的“反讽”以及各种“不可靠叙述”进行了归纳和总结，为古代汉语白话小说中这种微妙的叙述方式，进行了一次盘点。此外，《红楼梦叙事》还对古典小说中的“聚焦方式”、“伪时间”、“漫溢话语”、“动力元”等问题一一进行了分析，其中最具价值的，是对“动力元”和“漫溢话语”的研究，这也是本书中极具学术创新意义的精彩篇章。
我们知道，西语theme在汉语中译为主题，而motif则被译作母题，然而theme其实并不完全等同于我们汉语语境中的所谓“主题思想”，而motif更兼有动力、动机之意。母题是情节的最小单位，其直接构成了故事与人物行动之间的因果关系，把motif译为“动力元”应该说是更为贴切的。“动力元”最常见的有两种，一种是“叙述者动力元”，即由叙述者出面讲述来推动情节；另一种是“人物动力元”，即叙述者隐退，由文本中的人物来推动情节发展。这与格雷马斯所谓的“施动者”有某些类似的地方。《红楼梦叙事》以“动力元”来分析古典小说的故事与叙事，让我们看清了“中国叙事”中的经络。首先，《红楼梦叙事》的作者站在中西小说发展史的高度，分析了小说文体发展与不同的“动力元”之间的密切关系，指出“不同的动力因素，决定不同的小说文体特征。”进而又深入到《红楼梦》中“动力元”的具体分析中，发现了许多用传统方法所难以弄清的关键问题。比如，同属“人物动力元”，在《红楼梦》中就有着若干种不同的微妙用法。作者更比较了程乙本在对“动力元”处理上的简陋。此外，作者还以“动力元”、“次动力元”、“辅助动力元”与“非动力元”的不同组合方式，来比较《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小说与《红楼梦》的差异，其话语分析之精到，在国内学者中堪称罕见。 [FS:PAGE]
对“漫溢话语”的分析，是《红楼梦叙事》的另一个亮点。作者同样站在中西小说发展史的高度，分析了话语自身的独立，对于小说文体发展的重要意义。话语并非只是为了讲故事而存在的，话语会时常从故事中“漫溢”出来，比如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中的大部分文字。以往的红学家一般都没有注意到中国古典小说中的这种“话语狂欢”，而《红楼梦叙事》则对此进行了极为精细的分析，为《红楼梦》的叙事研究，开出了一个新的领地。可以说“漫溢话语”是考察小说“文学性”的一个重要标志，不仅对研究《红楼梦》是必要的，对现代小说的研究更有着重要意义。张爱玲的小说为什么好看？钱锺书的《围城》为什么让人感到妙语连珠？还不是因为他们的叙述话语会时不时地从故事中“漫溢”了出来，而极尽“奢华”！
值得一提的是，《红楼梦叙事》的附录部分，附上了作者还文本时间为故事时间的浩大工程——《红楼系年》，这也是红学史上第一次从现代叙事学的角度，为《红楼梦》故事所做的最为完整的年谱，不仅系年，而且更精细到了系月、系日。《红楼梦叙事》即是一本以现代叙事学方法研究红学的开山之作，同时又是一部有关“小说”的中国叙事学研究的具有填补学术空白意义的标志性著述，随着国内学术研究在“语言学转向”上的日趋深入，其学术价值也必将为学术界所有目共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