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是马可·波罗能用照片来证实他伟大的东方历险，那么后来的人们就不会长久地讨论他的记录是否可靠的问题了。”苏格兰摄影家约翰·汤姆逊（John Thomson）这样开始他的书《镜头中的中国》的序言。该书出版于1898年。很多西方人，从他的书中，第一次看到如此真切的中国人形象。而百余年之后，他留下的影像记忆，同样也成为我们重新认识传统、认识自我的途径。
正在北京世纪坛世界艺术馆展出的“晚清碎影——约翰·汤姆逊眼中的中国”，展出了汤姆逊100多年前在中国拍摄的148幅摄影作品。“我们希望通过展览，多角度回望历史，即过去的外国人如何看待当时的中国，现代的中国人如何看待自己的过去，以及现代的中国人透过外国人的眼光如何看待自己的过去。”中华世纪坛世界艺术馆馆长王立梅这样解释举办展览的初衷。
影像志作者的艰辛旅程
“从1868年开始，汤姆逊四次从香港出发，带着沉重的设备北上内地，开始拍摄中国。”展览策展人、嘉信文化总裁姚詠蓓介绍道。汤姆逊一生在东亚和东南亚度过了漫长的时间，拍过泰国、柬埔寨等等诸多地方，不过他最为人所称道的，还是他镜头中的中国。5年前，姚詠蓓第一次在英国维尔康姆图书馆看到这些照片的原作，经过努力终于促成这次展览。
这个1837年出生于苏格兰的摄影家，比摄影术早诞生2年。就算在当时的西方，摄影也是非常先锋、科技含量很高的活计。汤姆逊深受当时活跃在苏格兰的两位摄影师大卫·奥克塔维乌斯·希尔（David Octavius Hill）和罗伯特·亚当逊（Robert Adamson）的影响，热爱拍摄山川景物、日常生活，因此在摄影史上，他被归入了影像志作者的行列，而且他的拍摄也有强烈的人类学特征。
他那个时代的摄影技术，还是达盖尔式银版摄影，没有胶卷可言。“和现在非常不一样，每一张照片都保存在涂上药水的玻璃板上。拍摄时间也比较长，同时要现场把影像洗印在玻璃板负片上。”姚詠蓓觉得，汤姆逊的工作十分艰辛。一整套摄影器材，就是一套巨大的装置，玻璃制的负片和实际影像的大小相同，每一块负片都十分沉重。她很难想象，汤姆逊在中国的旅行是如何完成的。但汤姆逊在自己的书里却写道：“照相机是我旅途中最好的伴侣，能够描摹我对旅行最客观也最精确的感觉。”
捕捉19世纪中国鲜为人知的活力
“汤姆逊对中国最深入的旅行，是从1870年开始的。之前1868年，他主要在香港和广东之间往来，留下了很多当时香港和广东的影像。”姚詠蓓说道。她看过很多19世纪的旧中国影像，在她看来，汤姆逊的独特之处，在于“他有纯粹的对中国的热爱，对东方文化的好奇，和对不同人种文化的偏好，用人类学、社会学的眼光，以摄影艺术家的敏锐为我们记录了大量珍贵的中国影像，并有力地捕捉到了当时中国那种鲜为人知的美和活力。”而其他人的影像，更多是猎奇，“突出旧中国落后和丑陋的一面，看不到中国人的本来面目。”
汤姆逊镜头中的中国人都十分安详，自然，“究竟他是怎样做到的？我觉得他一定是个沟通大师，很善良，态度友好，能够说服被拍摄者自愿地、自然地被他拍摄。”汤姆逊拍摄的人物身份殊异颇大，从端坐王府假山下的皇亲贵胄恭亲王奕忻，到院落中正在梳妆的不知名的满族妇女。
而汤姆逊去过的地方也颇多，“1870年到1871年的两年间，他从广东进入福建，北上游历华东和华北，到达北京，此后又南下长江流域，行程长达5000多英里。”他不仅拍摄人物，当时的山水风物、市井百态，也在他的镜头下一一呈现，“他拍摄的对象和视角非常广泛，不仅有皇亲贵族和宫殿楼阁，而且有很多市井生活写照。”万里长城、长江、庙宇、煤矿、废弃的教堂，都是汤姆逊拍摄的对象。
后来汤姆逊回到英国，由于他对中国的描摹记录，人们开始叫他作“中国汤姆逊”。在去世之前，汤姆逊已经积累了在世界各地拍摄的650幅玻璃板负片，已是登上英国王室名录的著名摄影师。从1920年开始，他试图将这些负片卖给收藏家维尔康姆，后者同时也是药剂师，销售摄影术所需要的药水。但这个交易进行得并不顺利，在汤姆逊1921年去世之后，维尔康姆从汤姆逊的继承人手中买过了这批庞大的负片。
此后，这些照片尽管不停地出现在各种印刷品上，但直到今天，才第一次回到中国，它们诞生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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