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孙犁老人的珍贵合影
回 望 芸 斋
芸斋主人是孙犁晚年所做“芸斋小说”中的叙述者。现在老人走了，芸斋主人也将从此沉默了……
一
上面这段话，是我正在写作中的论文《狷者的反抗——〈芸斋小说〉与晚年孙犁》的题记。论文是从孙犁逝世时就开始酝酿了的，光是提纲就已经写了八千多字。
十年前，我曾有幸与孙犁老人有过一次长谈。那时我供职的出版社的工作还不很忙，我便又在工商报社兼了个副刊主编的差事。那时傅正谷先生也还在世，我时常地到他家去请教，傅先生家里有许多孙犁赠给他的手书条幅，我们的话题里自然也少不了孙犁。一次，傅先生说，孙犁的八十二岁寿诞快到了，哪天我带你一起去看看他吧。于是，傅先生便打电话给孙犁，订下了拜访的时间。 1995年4月20日上午，我和傅先生来到了孙犁家（鞍山西道寓所），保姆开门后，孙犁还特意迎到了门口，老人的兴致极高，话也很多，完全不是在多伦道旧居时我第一次见到他时的样子了。傅先生和孙犁很熟，所以我们聊得很放松也很随意，不知不觉间已经过去20多分钟了。一般拜访孙犁的客人，为了不影响老人休息，坐到20分钟时便会主动起身告辞的，这似乎已是一条不成文的规矩了。可当我和傅先生也准备告辞时，孙犁却极力挽留，说他今天精神儿很好，多聊一会没有关系。于是我们便又坐了下来……那天我们聊得很多，从文学到学术，直到日常的生活起居……坐到将近1个小时的时候，我和傅先生再次告辞，我请孙犁有时间能为商报副刊写点稿子，孙犁当即欣然允诺，还答应可以为副刊题词。我和傅先生还分别与孙犁合了影，每人各拍了两张。拍照时，孙犁还让我搬椅子坐在他的身边来。我说这可不敢，就站在您的身边吧。
出门时，老人又送到了门口，嘱咐我们常来坐。
与孙犁老人的这次零距离接触，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非常美好的印象。回来后，我立刻写了《孙犁老人》一文，发表在了1995年4月27日的《天津工商报·月末版》上，详细地记述了这次拜会孙犁的经过。文章刊登时还配文发了一张我与孙犁的合影，可惜那张照片后来被制版的工人给弄丢了，幸亏当时拍了两张，弄丢了的是张横幅的，另一张竖幅的，我一直珍藏至今（照片上打印的日期是1995年4月20日，据孙犁研究专家刘宗武先生从日期推断，这大概是孙犁病重住院前与人最后的合影了，故弥足珍贵）。
过了没多久，就在我与傅先生商议着再访孙犁的时候，老人却又病倒住院了，这一病就是好几年。再后来，恩师傅正谷先生也罹患肝病撒手人寰了。芸斋聚往，遂成绝响。
孙犁去世后，天津《每日新报》的记者曾专门采访了我和北大的张颐武，记得我当时说：现在学术界对孙犁的研究是远远不够的，尤其缺乏相关的文本分析和文体研究，晚年孙犁在文体上的变化，是有深意存焉的，而这在今天的研究中，还几乎是个盲点……
随后，我便开始了有关孙犁的研究和思考，并把一些新的观点陆续地写在了一些文章里。
二
我以为，孙犁的不凡之处即在于：1、孙犁并非文学天才而是个道地的老实人；2、孙犁也并不是学者，孙犁的学问与解放区作家比，自然是硕儒，但若与五四时期的作家比，用他自己的话说，只是个“中学生”；3、他60岁以前的作品，虽比其他解放区作家写得好，但终属一个档次，甚至就很难超越梁斌……但孙犁的晚年却创造了一个奇迹，他从60几岁开始写到80多岁，在疾病和衰老的情况下，写了10本小书，而这10本小书可以说改变了他的一生也改变了文学史上的既定格局。他靠这10本小书，不仅超越了他的解放区作家的背景的局限，而且毫无愧色地进入到了包括五四作家在内的一流作家的行列。可以负责地说，他的晚年成就，至少已经超过了冰心和巴金。 [FS:PAGE]
孙犁成为大师，一不靠才气，二来也不是全靠“学问”，他最大的成功来自他晚年的特立独行的知识分子立场。晚年孙犁在精神上已经非常纯净了，他从不参与社会上的任何活动，包括他自己的学术研讨会，更不用说世俗的追逐名利了。但他又绝不是不问世事的，他对社会上尤其是文学界的人和事，批评得非常严厉，一点也不留情面；他的回忆文章，也追求司马迁的境界，力求讲实话，连一些老朋友的“码密”，以及他自己的一段婚外恋情，也照说不误，为此他在晚年是得罪了不少人的。他的“芸斋小说”自创一体，看似简单，其实是很“前卫”的文本实验，即便以当今最新的话语理论分析之，也绝不敢有所轻视。他的散文，可以说是直追二周，深得所谓“小品”的真传，尽管路数有所不同。在五四新文学里，当以周氏兄弟等人为代表的散文成就最高，其次才是小说，再次是新诗，这已是不争的定论了。而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受破坏最为惨重的其实也是散文。
五四新文学的实践证明。中国白话散文的最高境界应是：魏晋的骨、明人的肉，加上英国essay的谈锋。鲁迅偏近魏晋，知堂则独得公安派的情怀兼英国essay从容，而钱钟书、梁遇春一路自是做essay的中国高手了。
这种中国白话散文的优美境界，倒是在学术界的学术随笔里得以保存了一些，加之海外董桥等人的文章，总算还不至于大雅云亡；但在文学界，若没有孙犁、汪曾祺等少数几个人的那点凤毛麟角，可真就要斯文丧尽、全军覆没了。之所以会有这种情况，盖因为写散文不比弄小说，靠灵感是不管用的，要求学识、见识、人品、情怀……样样须以本色出之。那些根基浅薄的作家，靠装神弄鬼地编小说还能蒙蒙，但要一“本色”，就不免露出马脚来了。
真正的散文（狭义的），其实正是知识分子写作的极适当的文体；而孙犁的价值，也正可从其散文的写作里勘出一二。
三
学术界向有早年孙犁与晚年孙犁之分，或曰“新孙犁”与“老孙犁”之分，而我则更愿意以“孙犁”与“芸斋主人”别之。有研究者认为，“新孙犁”与“老孙犁”各代表着孙犁文学创作的高峰，是所谓的“双峰并峙”。而我是不能同意这种观点的，理由有三：
1、话语的主体不同，早年孙犁是以“革命队伍”中的一个“文艺战士”的身份写作的，作为一名“文艺工作者”，其“主体”是“集体化”的，而非“个人化”的。虽然孙犁一向以其清新淡雅的独特风格著称，但那也仅仅是对那个集体的主流话语的某种游离，而非脱离。而晚年孙犁则是以一个特立独行的知识分子的身份写作的，他以司马迁、蒲松龄相期许，以“芸斋主人”自居，以其特有的方式独立地思考着历史、社会和人生。
2、话语的资源不同，早年孙犁的话语资源，主要来自已经高度意识形态化了的“革命文学”话语。孙犁的早年小说之所以没有成为当时标准版的“革命文艺”，乃是由于其在另一方面又得益于五四文学中以鲁迅、废名等人为代表的“乡土小说”的滋养的缘故。而晚年孙犁则对极左思潮及其话语体系进行了高度自觉地扬弃和批判。在那个后文革时期的特定语境中，他开始从古代典籍中寻找话语资源，以抵抗当时那已被极左意识形态深度污染了的社会语言环境。
3、文体不同，文本的功能亦不同。这一点后面将详加论述。
孙犁正是凭借其晚年的文学写作，才最终超越了“解放区文学”，而始望“五四”一代作家之项背，并成就其一代文学大师之地位的。故此，孙犁研究的重中之重，在于晚年孙犁研究。然而，目前制约着晚年孙犁的一个瓶颈，便是学术界对那部言近旨大巧若拙的《芸斋小说》的解读上的困难。 [FS:PAGE]
国内的孙犁研究，由于缺乏相应的理论方法，始终处于一种滞后状态。不是把孙犁在文学上的成功完全归之于他道德、人格上的完美，就是归之于他的博学，甚至于连他的某些生活习惯也都被神秘化了。而他的那些极具特色的文本，却很少被真正的解读。
《芸斋小说》是孙犁小说写作的颠峰，更是中国20世纪文学中一个绝无仅有的另类景观。可以说，解读晚年的孙犁必经之路，就是解读《芸斋小说》，但《芸斋小说》却又恰恰是一部反虚构的具有“反小说”性的“小说”，而当今以叙事学理论为核心的小说理论，还只是还停留在叙述者、叙述视角等基础的叙述学层面（近几年的小说创作其实也深受此影响），这对于故事层面的分析还有效，但对话语层面的分析，就有些无能为力了。对于像“芸斋小说”这样既无多重的视角，又无复杂的情节，太过“单纯”太过“简单”的“小说”，自然会无从下手。于是便构成了有关晚年孙犁研究的一个难以逾越的障碍。
四
20世纪中国小说的每一次发展和变化，都不可能是某种单纯的形式上的“进步”或“倒退”，而是文本深层意识形态编码或解码过程的某种表征。只有在此种认识的前提下，才能真正理解芸斋主人（晚年孙犁）文学活动的独特价值。我们知道，传统的中国“小说”，并不就是西方的小说（Fiction），“小说”只是Fiction的近义词而非同义词。中国的现代小说，是在进入晚清之后，才逐渐Fiction化了的。从文言到白话，从小说到Fiction，当然也不是纯粹形式上的问题，而是那个时代的文化先驱们，对新的话语资源的探寻。他们相信，以白话取代文言，就可以有效地消灭那些潜藏在文言中的封建专制毒素，并且可以开启民智；他们还相信，以Fiction改良传统的小说，就能够使之成为最强有力的启蒙利器。
在今天看来，单纯地争论文言/白话、小说/Fiction的优劣高下，是没有意义的。问题的关键在于，在西风东渐的晚清“语境”里，传统的“旧文学”已经蜕变成受专制主义意识形态“污染”了的“超隐喻”修辞（“载道”周作人语）和“俗套”文学（“死文学”胡适语）。而“文学革命”、“白话文学”等运动的真正意义，即在于彻底颠覆了这种“超隐喻”话语形式和“俗套”文学（周作人所谓“人的文学”、“言志文学”以及胡适的“不用典”、“不用陈套语”等“八事”，几乎全都是对此而言），并且为重新的编码提供了新的话语资源。然而，中国的现代小说，经过了复杂的话语方式和叙述形态上的嬗变，到了“十年动乱”期间，也已彻底沦为政治的工具。“回归五四”或“反思五四”，是直至90年代，才在学界逐渐形成的共识，而在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期，则是根本不可想象的。当时，文学话语之贫乏，已到了令人震惊的地步，只要一张嘴，套话和俗语就会言不由衷地冲口而出，人们已彻底陷入了极左意识形态话语的操控和压制之下。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文革”时期的知青地下文学，翻开那些作品就会发现，知青们已经没有属于他们自己的话语了，他们只能用那些“文革”套话来表达自己的感受。于是，对于那些普遍地存在于“失语”焦虑之中的人们，寻找新的话语资源，就成为了那个时代（所谓“新时期文学”）最迫切的事情。
我认为只有在此语境中，才能真正理解80年代的那些并不“现代”的“现代派”文学，何以能激起人们如此之高的热情。我更坚信，惟有在此语境中，才能真正理解孙犁晚年文学活动的意义和价值。
“芸斋小说”的最大特点，倒不是什么文字上的渐入老境、艺术上的炉火纯青（这是教科书的套路）等等，而是其在叙事方式上的特殊选择——远Fiction而就小说。晚年的孙犁没有继续写作他在“荷花淀时期”便早已轻车熟路了的Fiction式的小说，却另辟溪径，做起了传统意义上的小说——“芸斋小说”；这或许与他晚年的读旧书以及生活际遇乃至健康状况等都有关系，但我更关心的是，他这样做的深层意义与效果。 [FS:PAGE]
Fiction是重虚构的。其中至少包括，由事件（事件往往也是虚构的）而虚构（生成）为故事，故事又虚构（生成）为文本。这对于今天像余华那样的小说家而言，或许正是Fiction的妙不可言之处；但对于那个时期的作家来说，虚构即意味着意识形态的编码，虚构即意味着被话语“说”成一个俗套化了的“政治”故事。从西方现代派那里寻求新的话语资源固然是一条出路，但却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绝非一日之功。现在我们回过头去看当时那些所谓“现代派”的作品，不免会有种啼笑皆非的感觉，比如以所谓“现代派”话语写老套故事，表面上看起来像是“新”了，但其文本深层仍为意识形态编码所操控——当然即便如此也还是有意义的，因为文本表层的任何变化，都势必对其深层结构形成影响，都势必使其深层意义复杂化，并因此而对意识形态编码造成了松动。后来中国文学界对此进行了反省，于是有了所谓的真/伪现代派的讨论。现在看来，那次讨论的结果如何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讨论本身，它证明中国文学在探寻新的话语资源方面，已达到了一个更高的层面。
与继续向西方寻求话语资源的路径不同，孙犁走的则是另外一条道路。与西学相比，他更长于中学，他当然不会在自己的晚年，再去舍长而求短，弄自己本不熟悉的东西了。另外，他属于被现实主义话语塑造起来的那一代人，虽然他的话语实践其实已经发展乃至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现实主义，但他的话语方式却仍是现实主义的。
在谈到自己晚年的“芸斋小说”时，孙犁曾说：“我晚年所作小说，多用真人真事，真见闻，真感情。平铺直叙，从无意编故事，造情节。但我这种小说，却是纪事，不是小说。强加小说之名，为的是避免无谓纠纷。……”（《老荒集》103页，山东画报出版社1999年9月版）这是一段意味深长的话，强调其是“纪事”，其实是在强调这是一种“史”，一种非正规的，边缘性的历史。而这又恰恰正是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小说。所谓“不是小说”、“强加小说之名，为的是避免无谓纠纷”这些话，其实乃是利用了小说与Fiction之间的差异和张力，做小说而以“小说”（Fiction）名之，取得了类似“名可名，非常名”的话语效果。
本来，“避免无谓纠纷”的最好的办法应是“编故事，造情节”。那么孙犁为什么反倒“无意”为之，却在名/实的问题上做起文章来了呢？我以为这正是“芸斋小说”的一个关键之处，那就是对于意识形态编码的抗拒态度。对于小说而言，编故事和造情节，也就是一个将原始的事件（如有的话），按照某种因果关系重新编码，从而将其纳入某一叙述模式的过程。然而这一编码却往往是一种意识形态的编码，比如“文革”时的所谓“三突出”式的编码规则。而孙犁正是利用了这种重纪事而不重编码的传统意义上的小说的特征，来抗拒“文革”以来的意识形态编码的。当然绝对的无编码也是不可想象的，孙犁对于这种小说文体的选择，其本身就是一种编码，但却是抗拒的“讽喻”式的编码。
乔纳森·卡勒曾说：“文学是意识形态的手段，同时文学又是使其崩溃的工具。”只有站在这样的深度上来看“芸斋小说”，才能发现那貌似“纯净”、“单纯”、“透明”的文体和话语里，其深不可测的维度。
五
孙犁还是一位有着自己的相应的文艺理论的作家。他有关文艺理论方面的论述，如果将其作为学术研究来看待，无疑是不够严谨的。但若只是将其视为一种话语，则对更深入地了解孙犁的晚年创作，有着极大帮助。 [FS:PAGE]
孙犁在有关文艺理论方面的关键词是：现实主义、真实、不“端架子”等。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他所言说的现实主义，绝不是通常的有关“现实主义”的标准定义，而是他个人想象中的“现实主义”。在这种“现实主义”中，就连《聊斋》也被赫然列入其中。沿此思路，他的所谓“真实”，也同样变得歧义丛生了。这种“真实”显然不是专指外部世界在文本中“镜子”似的“反映”，而似乎更包括某种心理的，个人感受上的“真实”，即所谓的“真情实感”。这样一来，如果单从“真实”这个概念来看，也就没有什么太高的理论价值了。但我们知道孙犁有关文艺理论的论述，不仅是有价值的，而且是很有价值的，那么其价值又表现在何处呢？我以为，孙犁的所谓“真”，其实是针对无所不在的“伪”（超隐喻、俗套、意识形态叙事）而言的。其价值并不在于建构一个有关“真实”、“现实主义”的理论体系，而在于拆解那个充满着“伪”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
孙犁其实是他自己的这套理论的最大受益者。他的“芸斋小说”，他的散文，都无不体现出对那些既定“套式”和“套语”（用孙的话说就是“端架子”）的有效抵制。而这一切则又成就了他文学上的大师地位。
这是一个奇迹，又不是一个奇迹。这其实是话语深层编码/解码的运作过程（一般被称作文学发展过程），在一个作家身上的具体显现。正由于这一运作过程是发生于话语深层的，是一般人所根本无法看到和想见的，所以成功才会最终降临到了一个老实人，而不是那些“聪明人”的身上。
晚年的孙犁，是一个清醒的思想者、反省者和批判者，是一个以自己的方式思考着的真正的知识分子。他以自己晚年的文学创作，在后文革时期的那个集体失语的话语荒漠上，发出了划时代的空谷足音。其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独特价值，至今未引起应有的重视。他独特的文学批评活动，也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那个时候文学理论上的一段真空。虽然他的某些观点，现在看来或许还可以商榷；但他的声音，在一个浮躁的时代里，却有如黄钟大吕，是起着振聋发聩作用的。
只可惜上述的这些想法，都是在孙犁病重直至去世以后的几年里才逐渐形成的，而当年与孙犁促膝面谈时，我尚不具备如此见识，白白放过了一次可以当面讨教的难得机会。如今追念往事，实不胜感慨之至！
2005年6月19日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