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凌宇：十年后，谁还记得他/她们？

　　九十年代末的某个午后，我走出家乡小城的图书馆，昏昏沉沉的脑子里还是《光与影》封底那张老乞婆和小姐交错而过的图片。彼时我正处于懵懂无知全身的各个细胞又都张开准备吸收新汁液的青春期，《阿V姑娘的日子》（以下简称《阿V》）和这本杂志上其它关于麻风病人的拍摄一起混入了我那不甚清晰的小脑子。九月我上了本地一所普通高中，在听着看着班上女生退学嫁人、小混混们火拼的无聊日子中，半心半意地梦想着文艺青年的未来。不知不觉间，《阿V》的作者赵铁林从那本曲高和寡的杂志走向了主流媒体甚至文学地摊，到我上高三，《另类人生——一个摄影师眼中的真实世界》早就和《中南海最后的斗争》《海特性学报告》一同大大方方地摆上了图书地摊的显要位置。

　　十年后，我从外省青年变为“海漂”一员，小姐也早就不是“改革开放前沿”的特产，住处附近便是一溜烟的“粉红屋子”。每日早起冲冲冲赶去公司打卡，走在高楼下只觉得自己和众人都如蝼蚁，我练就了足够硬的心肠足以对这城市剧烈的贫富分化置之不理，对路边虚荣浮华的夜景视而不见，下班直奔菜场拣关门前的便宜货色。生计当前，不容人歇停，阿V连同我少年时对未来不切实际的想象一同被抛到了脑后。直到那天北京的朋友告诉我老赵病了，肺癌晚期，大家都想为他做些什么，才重新翻开《另类人生》和他后来更多的作品。

　　书中收录的影像基本摄于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海南特区。海南经济发展暴起暴落的十年，是老赵从研究所辞职下海，从体制内的科技人员转为特区经理，又沦为替小姐们拍照谋生的自由职业者的过程，也是无数女性从内地小城乡奋勇捐“躯”奔赴特区前沿，周旋于政府官员、老板、打工仔和家乡父老之间的过程。这是浮出照片的部分，冰山下面是中国十年政治、经济体制从转型到逐渐形成今天的大体格局，改革从特区扩展到内地基层的微观层面；清谈论道受挫之后数十万知识分子纷纷下海以身试水，有人借此成就商业霸权，更多的人黯然回归学院或流入民间；整个社会的道德和精神氛围从紧缩到放松，性产业和消费社会成形的关系有目共睹，普通人的伦理底线日渐模糊。

　　掩卷之后，惹人感慨的不光是小姐们特殊的命运，她们和男友新型的两性关系、外来者和当地原住居民的矛盾、流民后代的身心成长、小姐带给家乡的经济支持和道德影响……都是值得深思的话题。激荡的岂止是沿海特区，沉浮的又岂止政商两届的风云人物，更多是老赵这样的普通知识分子、小丽这样普通的妻子和母亲、以及无数连带而起的身边男人、当地渔民、流浪平民、家乡亲人。

　　十年后重温这一系列，却容不得“忆苦思甜”的喘息，怪现状不曾消失，仅仅是泛化和扩散到了普通人群中，以更隐蔽的形式存在。类似的故事如今在南方的报刊中并不少见，只是人们开始习以为常。老赵的影像语言也许尚未成熟，但他九十年代无意中将纪实摄影的社会性推到了前沿，在普通人群中激起了强烈的反响，作为摄影和社会互动的先行者，自有不可磨灭的历史意义。它们是对改革十年特区“经理满街走，小姐手拉手，广告商多如‘苟’”的如实记录，也是普通人被裹挟而下与之牵缠交错因之爱怨纠缠离合迭出贫富消长生死相继的人生镜像。

　　作品的难能可贵由天时地缘人力合育而成，彼时的海南充溢着浮躁而热闹的氛围，乱哄哄官、商、民，黄、赌、毒各方齐亮相，唯有在这般松动和错位的秩序中，“落魄文化人”赵铁林才有机缘与来自祖国各地的“流莺”们相识，结成友谊，逐渐自觉地记录下她们和身边人的故事。照片以故事的形式连缀而成吸引读者，从摄影观念的角度看这种方法或许失之陈旧，但在那段特殊的历史语境中，他的讲述和她们的图片恰恰共同构成了一段完整社会实录，而时过境迁之后的回望，我们又惊觉这是一段必将被遗忘被抹去的历史见证。若干年后的史书多半只会从宏观经济发展的角度叙述海南（深圳）改革的历程，而资本积累时期的血腥和残酷、流民的生存之痛、性产业的经济和道德影响终究是见不得光的“黑镜头”。[FS:PAGE]

　　媒体宣传以“另类”“底层”“边缘”为卖点，学界评论的重点也往往强调“我们”知识分子对“她/他们”弱势人群的道德和社会责任，此类善意的论说无意中强调了社会区隔的成见，这些作品如老赵自己的界定，表现的是一个“灰社会”。它不是存在于各种权力中心之外的边缘，而是各种力量交汇的的场域。黑“江湖”和白“主流”看似恰逢对手却又相亲相爱，小姐们以卖身所得供养“保护人”，应付小混混的胡搅蛮缠，如果不巧警察“临幸”，办事之后还可能遭遇不给钱反遭殴打拘捕的惨境，不明确的地位让她们处处为难却无处伸冤。旧道德与新观念握手言和无所谓胜负，姑娘们回乡不会再遭遇白眼，父老沉默接受她们“对家乡经济建设所作的贡献”，羡慕的乡邻甚至央求把女儿带出去见见世面，改革开放前沿的价值观逐渐侵染了内地偏僻乡村。美好与丑恶的评判在此悬隔，小丽不忘带女儿到渣滓洞接受革命人生观教育，可官员们在权钱交易的时候是否会想起大会上自己口中“为人民”的堂皇说辞？另类、普通人、主流的界定逐渐模糊，老赵和阿V们被钱这道门槛挡在高级会所之外，后者隐身酒店不容窥视却熠熠生辉，即便如此光顾发廊的客人也是各色纷呈，从苦力、老板、文化人到警察、干部不等，让人啼笑皆非的是那些有身份、年龄长、“扣子扣到嗓子眼”的贵客完事之后还要教育小姐端正人生态度。

　　十年后经历种种视觉“震撼”的我们已经足以认清世界并不如看上去那么分明，黑白正邪常常不过是赤裸和隐蔽的代名词，幸或不幸的真相是我们生活在同一个现实中。这些泥沙俱下的影像，颠覆了我们对改革、发展、正义、道德、爱情一厢情愿的想象，小姐和男友、子女、家乡、原住民、各种人群的关系勾连出一个复杂的社会网络，自以为清晰的纯洁与污秽、权力与金钱、主流与边缘、沿海和内地、传统和现代、上层与卑污的划界需要重新界定。主流社会的行为模式可能以夸张和变形的形态存在小姐生活中，她们看似背离常规的生活也许和主流的默许不谋而合，姑娘们笑贫不笑娼的信条大可将最后一个字替换为“贪污”“走私”“择校”等各种交易活动。阿V、小丽、纪明文和他的伙伴们是欲望/财富怪兽最底层基座上的生产者和承受者，影像使其赤裸而真实的存在得以显形。

　　《阿V》等几个重要文本在老赵往后的几本书中被反复改写，最大的变化之一是“浪人”老赵所占的比重逐渐缩小甚至消失，文字简化为干巴巴的社会学档案，读者光盯着照片上艳丽的女子不知所以。其实这样的“净化”大可不必，《另类人生》打动人心的恰恰在于老赵与小姐们在生存的相互体谅中达成的默契，在“体验”中“考察”，才能达到既“间离”又“深入”的效果。小姐们面对镜头如此坦然，恐怕不仅仅是摄影者和被摄者姿态的平等，甚至不只人格的平等，更是面对生存这条底线的平等。小姐出卖肉身换取金钱，老赵替她们拍照赚取报酬，说来都不过是待价而沽的卖主，也是随这个新兴城市应运而生的浪子浪女。他的镜头中不乏当地渔民相对恒定的生活，也有大量老北京老胡同的留影，可关注最多捕捉最到位的仍然是经济大潮涌动早期的的城市游民。

　　中国文人自古有书写妓女/穷人抒自家胸中之块垒的传统，可惜生活的真实面目容易被自恋的云团遮蔽，同情弱者的檄文不免沦为文人们自哀自伤的致幻剂。老赵的字里行间确有“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意味，不过他将这种情感呼应控制得恰到好处，不让主观的同情和怜悯压倒被摄主体自在的生活，画面和文字一样不升华、不诗意、不隐恶，将小姐和周围人的关系极具张力地统一到构图中，比如阿V兴高采烈地带着一队靠她养活的男人下馆子，李拐子和旧相好相见时两人的仰天欢笑，纪明文皱着眉头倚在村里那根贴满“特效包治”的电线杆前等等。而这份从生存根底产生的深刻的理解和尊重，也使他能捕捉到最能表现人物心理的微妙表情瞬间，在社会之上我们还能体会到“人”，老赵的沉浮和小姐际遇共同融合出一股厚实的人生况味。[FS:PAGE]

　　这些影像一度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界内却不时有人批评不具有摄影的自足性，这个评价也中肯也偏颇。他的作品唯有将文字和影像结合才是完整的，而那部分将社会实录与作者个人的际遇感慨融为一体的文字最动人，相应的照片也最能捕捉被摄者情绪最放松、表情最丰富、人物关系最微妙的瞬间。老赵此时的身份集江湖客、摄影师、写作者、社会工作者于一身，这是单纯的摄影师或社会工作者难以望其项背之处。而这种身份恰又好在得之天然，无从把握的人生境遇将他推至此境地，逐渐明确的责任感和专业追求又将这份“自然”磨练得更具表现力。即使在今天，这批作品看来仍充溢着鲜活的生命气息，阿V、小丽、李拐子、纪明文的笑骂忧喜以及背后的勾连关网呼之欲出，它们的不可复制正如真实人生的难以模仿，恐怕连成名后的老赵也难以回复这份状态。这是他/她们与时代相遇甚深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