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丹青：无言的劝告——读吕楠“精神病院系列”

　　今后，我将在我的博客中陆续转载多篇关于吕楠的重要评论，希望能对大家理解吕楠的作品有所帮助。下面这篇文章是陈丹青在2007年撰写的，刊登在《影像》杂志的创刊号上。

无言的劝告——读吕楠“精神病院系列”

陈丹青

　　中国当代摄影家，吕楠是一位自始即抱持“大师意识”的实践者。这不是说，他刻意想要成为、或自视为“大师”，而是指目击“猎物”的一瞬，他从不稍或忘却影史经典的伟大训诫，这样猜测，我的意思是，吕楠对于“学习”怀抱敬意。当他决意走上这条自我折磨的道路时，恕我妄断：布列松、柯特兹的幽灵可能悄悄跟着他，时时被他不自觉地植入自己的目光，作为中介，挑选作品。

　　这是一道又一道严酷的课题，濒临精神病院般的无望：我不知道吕楠废弃的照片数量是多少，出于何种理由。目前所见，他大部分作品的“图像”均被赋予近乎完美的“不可更动性”。诚然，但凡严肃的中国摄影家都已学会将自己交付给以下折磨：空间的安排、视线与向度、光与光源的把握、人物的动静、主次、避让、张弛、单数与复数……但在吕楠那里，这些不容闪失、不予商量的“原则”——我甚至愿意说是“伦理”——格外呈现为一种紧张感，并不曾透露丝毫紧张。

　　这可能便是我所谓的“大师意识”。

　　在我看来，吕楠作品的说服力不是震撼性的“内容”，而是构图的审慎与均衡。关于他的评论注意到这一层么?譬如这组精神病院系列中有两件作品出现裸体女子。前者是被铁栅囚禁的青年患者，但玉成构图的是那位监门外枯坐的老妇;后者的主角则是右侧那位仰面发呆的疯孩，公然坐在廊下的赤裸者虽令人感动而羞耻，但严格说来，她犹如莎士比亚剧中的配角(景深中次要的女子也必须在，否则，如此难得的一景虽已捕获，“大师意识”仍会主张删除，而吕楠是会听从的)……在院墙内转圈环步的人群不能没有居中的那位仰躺者，六位玩牌的病人，顶在头上的白枕正好是三枚，乒乓球桌的围观者有三位举臂欢呼，在三副双拳的高低错落间，我又见到“大师意识”。此外，人物的坐站、正斜、居中、靠边、二比二、一比三，以及在其它类似构成中，吕楠的苦刑——也即他的狂喜——如同布列松给出的谜：我们永远不能解答这些局面的判断、捕捉是属人意抑或天意?出于耐心还是决断?这谜底，若以理论词语推断，乃因作者擅于将“必然”强行制服于“偶然”，且本领深藏，置身事外，或如布列松所言：屏神静息。

精神病院，天津，中国，1989

精神病院，黑龙江，中国，1989

精神病院，陕西，中国，1990

　　摄影必须无情。布列松惯常顾左右而言他，但仍然声称：“我不关心其他，除了形式。”在上世纪他那一代人，“形式”仍是神圣不可亵渎之词。布列松的天纵其才，则无不透射法兰西人的雅腓而机警;柯特兹的妙不可言则有斯拉夫人的诙谐达观，而后闪露他胜于布列松的朴素与自然——吕楠的品性显然内敛而执拗，默默之状，几乎触及他周旋其间的精神病人，这位中国人与欧洲同行相较，另是一种秉赋。所有苛求于构图的摄影家均难摆脱布列松式的影响，吕楠的功力却并非超人的机敏，反倒出于三分笨拙，以及，超常的忍耐——同样是抢救瞬间，他不属于卡帕一路，卡帕以“事件”为性命，无暇分神于校正景物边框线——吕楠则将视象通常置于均衡端正的水准，尽可能以日常而平等的视线观看对象(一如小津安二郎架设机位的谦逊意识)。极微妙地，我从中窥见柯特兹般的体贴，这体贴的可读性来自人性还是艺术性?

　　我无意时时将吕楠与大师相并列，虽然他可能是最为自觉秉承欧洲美学大传统的中国摄影家，但他从来与浅薄的“洋味”与“现代性”划清界限：他懂得“形式”不是表象，而是对创作的忠诚，尤其是对主题的全部了解，惟其如此，本土题旨才能见骨肉、有血性。柯特兹没来过中国，布列松早年的中国系列毕竟出于“他者”的锐眼。中国不缺乏摄影家，然而摄影的严肃美学直到八十年代这才苏醒。有鉴于摄影无可疆界的题材，观看与选择于是非关艺术，而诉诸于人性与人文——这时，我们或许可以偏离形式，略微谈论吕楠的慈悲心。[FS:PAGE]

　　瞩目于卑微的人群，探寻社会真相，吕楠是这类摄影众多介入者之一。但我们都会同意，仅只可数几位摄影家具有经典性的概念，吕楠无疑是其中翘楚。他从精神病院系列到西藏系列，呈现漫长而清晰的自我陈述，丰实厚重，气质深沉，早已被公认。最高意义上的现实主义创作通常具有如下品格：沉潜、耐苦、同情心、宗教感、自我放逐……那是可能拭练的，但并不必定换取作品的经典性。据说吕楠常年在藏区游荡，伴随哥德的读本与巴赫的音乐，我看他西藏系列，他于绘画图式的认知涵括过去数百年的欧洲经典，并深知绘画画面的完满性与摄影瞬间的凝固意味着什么。总之，他并非在摄影时才是一位摄影家。精神病人与藏民在他镜头前不止是人性的对象，而是中介，与他自己一起迎向他追念的境界。那境界与他所见无关，除非进入影像，成为切片、构图，也即所谓“形式”，否则难以安顿所谓悲悯与良知——我指的是：摄影的良知。

　　这良知构成经典的稀有时刻，其中包括影像主体的“伴奏”与“复调”。吕楠专擅于人物摄影，尤其是二三人一组的群像，但他在空无与物件中也能处处看见“人”：在几幅孤单病患的动人作品中，使他心惊的不止是面目神态，更兼无情的“周围”——空床破败、甬道浊暗、被抛弃的工地、绝望的墙(那位不知何故进入病院的美术教师身后，贴着他描绘的“雷锋”)，在纠缠于后园荒草的两位疯子头上，吕楠摄入晴空和云，我们的目光于是“想起”墙外的“人间”……这是一组卒不忍睹的影像，重重封闭的空间令人窒息，所有病患苟活着，生不如死。这悲惨景象被如此“艺术地”拍成照片而竟免于罪过，实在因为作者无比善良。奇异的是，笼罩其间的非人氛围被赋予一种介于死活之间的存在的庄严，如此庄严，唯无可辩驳的真相才能显示。

精神病院，云南，中国，1990

　　我忽然明白这些照片难以阻止我们的遗忘，它们成为照片，其实不是为了精神病人，而是一份再恳切不过的劝告——请好好活着吧，戒除种种不安与罪孽，因为你们健康、正常，没有疯。我愿提醒诸位不该遗忘的是：这无言的劝告来自吕楠的作品，而不是病院中那一个个不幸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