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报记者焦素芳郭现中
关于朋友：没有人比侯登科更理解我
商报记者：对于一个有人格魅力的人来说，他的身边总是会围绕很多的朋友。您怎样看待朋友？
李媚：朋友在我的生命里占据着很重要很重要的位置。当时去深圳办杂志，就是苗小康的一个电话，我就去了。如果说人跟人之间的交往需要一个理由和借口，那么杂志就是我认识朋友，跟朋友们交流的一个最好的平台。《现代摄影》最好的那段时间，几乎每天都有读者来编辑部，我们习惯了一个人来人往的编辑部，那种热闹，就像个家一样。
《焦点》并入深圳商报那天，我一个人呆在办公室。已经快春节了，这个移民城市基本成了座空城，连街道上也没了行人。我坐在大玻璃窗前呆呆地望着窗外冷清的街道，心也空得无处放置。突然送信的送来了十封信，十封朋友们的来信！那天傍晚，我把那十封信紧紧地抱在胸口从办公室走回宿舍。最后离开深圳的时候，我只带走了一个大箱子，那里面是几百封朋友的来信。我发觉这个城市我什么都没有带走，带走的就是这些朋友们最温暖的惦念。
商报记者：看了您写的《河南往事》，里面您提到了您一生的知己侯登科和于德水，能说一下你们认识的经过吗？
李媚：和老侯（侯登科）、小于（于德水，现为河南省摄影家协会主席）的认识是在１９８３年，《大众摄影》举办的一个展览上。当时小于的一个动作，就让我认定了他可以是一生的朋友。那时我跟一个女同学坐在前排，因为地面不平，桌子有点晃。我用手晃了两下，也没在意就跟别人聊起来。一会儿小于进来了，手里拿着块小石头片，他蹲下身，不吭声就垫好了。当时我没有说话，可是这个动作打动了我，一直到现在。
和老侯的认识比较复杂。老侯是个内心很丰富的人，当时他是以一个很另类的形象进入我的视野的。那时候的人参加会议，不管贫富，起码衣着上是很正规的。可老侯不是，穿一身工作服就来了。他甚至用一根鞋带来当皮带。可是他一样地坦然自若，我在开玩笑的同时也不得不承认他就是酷。
商报记者：能说一下你们交往过程中最难忘的一个片段吗？
李媚：１９８５年５月，我到了河南，参加黄河之行摄影。那也是我最后一次拿起相机。
我们一行沿着河南境内的黄河一直走到陕西与山西交界的地方。晚上，我和小于去壶口看瀑布。我从没有见过那么黑的夜，我站在岸边，就那么一会儿的时间，巨大的恐惧就攫住了我，轰鸣的水声仿佛形成巨大的深渊，要吞没我们站立的岩石，把我们卷入无底的黑暗！我浑身颤抖……如果身边没有小于，我想，那一刻，我将被带离人世。也许就是从那一刻，我懂得了敬畏，敬畏的不仅仅是自然。它让我知道，人在世上，有许多东西是不能超越的。
和小于相比，老侯是个内心很复杂的人。我们之间的情感，不能用欢乐、痛苦等几个简单的词汇概括。在我创办《现代摄影》的初期，他说我偏离了摄影大众，我们为此争论过。可到了上级要我写检查的时候，每一次，都是他替我写。我只能说，他比我自己更知晓和理解我的痛苦。
商报记者：侯登科去世后，是您和于德水把他的作品整理出版并在北京举办了展览。去年是侯登科三周年的祭日，看到了您在坟前的照片，没有泪，可是那种哀伤比眼泪更让人心碎，能说说那一天吗？
李媚：那不是哀伤，是绝望。当他走了的时候，我突然觉得，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人像他那样知晓我的痛苦了。那条连接两个灵魂的纽带，突然之间被生生地砍断了。一个人怎么可以说没就没了？三年了，每一次想起他，他还一直在那里，而且一次比一次清晰。
商报记者：记得看过一个蔡琴的访谈录，那时候她刚刚结束了婚姻，她说真正的感情只有一次，您认为呢？
李媚：是的，真正的感情永远只有一次，永远不可能被复制。２００３年，父亲和老侯相继离开后，我突然发觉我灵魂的基座塌了，那不是可以用孤独、荒凉等来形容的，就是空了，心里有一个地方空了。也许还可以有很好的朋友进入内心。可是人的心里有不同的板块，不同的格子，没有一个格子可以替代另一个格子。那扇敞开的大门忽然就关上了，是我自己关上的。现在的我，更愿意接触的是女性朋友，那种轻松、细腻的感觉是我更乐意接受的。[FS:PAGE]
关于八十年代：那是激情与理想的年代
记者：查建英写过一部《八十年代反思录》，余杰更把80年代说成是我们这个民族少有的青春期，您怎样看待80年代？怎样看待那时候的你？
李媚：80年代是一个激情与理想的年代，对我而言，也是。
记者：现在的你还有激情和理想吗？
李媚：激情不多了，更多的是平和。至于理想，以前是想做个乡村女教师，估计是受了苏联电影的影响（笑）。后来是想做个好的摄影杂志，现在就不谈理想了，我觉得我那个朋友说的很好，与其大而无当泛泛空谈，不如做好当下的小事情。
记者：有人说80年代是个诗歌的年代，您也为诗歌激动过吗？
李媚：当然，我最喜欢舒婷，还有北岛。我跟老侯真正的交往，是在昆明的一次会议上。我在看舒婷的《双桅船》，他走过来借走了我的那本书。我想那首诗应该也打动了他。
现在很多人一说喜欢诗歌，或者说起诗歌别人就会感觉这个人特傻冒，跟这个社会脱节了。其实诗歌是很纯粹很内心的东西。是物欲毁了诗歌，也毁了人们心里那种干净的感觉。
关于内心：只有在大理，心才能放在地上
商报记者：看了您在博客上的一个帖子：内心安宁的症状。想问一下李老师，您有过内心焦灼的时候吗？您怎样解决这种不安？
李媚：我有过。那应该是在《现代摄影》改为《焦点》的后期。那段时间，我面临着很大的压力。这里面有主管部门对于杂志方向的关注，也有经济方面的原因。那个时候几乎所有的同事都忍受过我的坏脾气和严厉，传言中的我的凶悍和凛冽，应该就是这个时候。（大笑）
让我真正改变应该是２００３年。那一年，我的父亲和我最好的一个朋友都离去了。一个是在年初，一个是在年尾。有一段时间，我感觉几乎走不下去了。２００４年的初冬，一个朋友来怀柔看我。那天我俩在湖边的树林里散步，满地的落叶在脚下沙沙作响。他突然对我说，我们从小就觉得自己是坚强的、骄傲的，是人定胜天的。其实在这个宇宙、这个星球上，在你现在站着的这个地方，人是很渺小、很无奈的，那么这些情绪，这些世俗的身外之物，就更加渺小。最后他说，其实人的尽头就是新的开始，人真的可以把自己完全地交付出去，也许是命运，也许是无常。我抬起头，头顶是北京常见的那种灰蓝的天，下面是落光了叶子的杨树。就在那一瞬间，我忽然感觉心里一下子静了下来，放下了很多东西。人的尽头就是新的开始，我真的可以把自己完全地交付出去。我相信这句话，我的焦灼也就越来越少了。
商报记者：您说人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类在网上，一类在床上，一类在路上，您把自己归为哪一类人？
李媚：我肯定不是在网上的那一类，因为那一类人是年轻的，时尚的，而我不是。我也不是在床上，因为我不是喜欢享受、追求物质甚于心灵的那一类。我应该是属于在路上的那一种吧。
商报记者：在路上的人肯定不是盲目乱走的，都应该有一个方向，或者说是目的地，那么您的目的地是哪里？
李媚：灵魂的目的地是天堂。（大笑）现实生活里的目的地是大理。我已经准备在那里定居了，现在正着手安排那边的房子。我去过很多古城，像丽江、凤凰，还有平遥。可是我到了那里，却很失望，觉得不是我想象中的那个样子。只有在大理，我忽然感觉，这里的雪山、蓝天、湖水和旧石板路是如此的亲切，我感觉在这里，我的心是可以放在地上的。人和一个城市的相遇，就像和一个人之间的邂逅一样奇妙，喜欢和不喜欢，都没有理由。
商报记者：作为一个艺术家，您觉得保持一种什么样的姿态是既可行又让自己内心可信的？
李媚：你的这个问题让我想起了我的一个朋友。他从哈佛毕业回国后，做过杂志，也做过报纸，最后他只专注于一件事：农村教育。每年他都要在中国最偏僻的地方建一所学校，他说与其大而无当地泛泛而谈，不如静下心来做点小小的事情。[FS:PAGE]
我现在在做一本《乡土教材》，现在正在进行的是湘西系列。这是ＮＧＯ（非政府部门的协会和社团基金会机构）在中国的一项工作，有很多志愿者参加，是编给孩子看的一本校本教材。
商报记者：能具体介绍一下《乡土教材》吗？
李媚：这是一本关于根的教材。现在的孩子用的都是公共教材，是关注整个地球、整个国家、整个地区的，从没有哪一种教材是给孩子们介绍“我的家乡在哪里，我的家乡有什么”这样具体的东西。对于很多人来说，也许他们一生都要生活在自己出生的地方，《乡土教材》就是要告诉孩子们“我的家在哪里，我的根在哪里”。
关于生活：不必奢华，但一定要舒服
商报记者：能说一下最近的生活状态吗？
李媚：我是图片编辑啊，我做《乡土教材》、策划出版朋友们的摄影集，还经常做一些展览。前一段时间我们在大理做了一个《大理时光》的展览，反响还不错。每天就是这样忙忙碌碌的。
商报记者：除了摄影，还有别的爱好吗？
李媚：当然有啊，我觉得自己就是一个居家的女人。我喜欢读书，听音乐。特别是杜拉斯，她的《劳儿之劫》、《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那种语言、语境和细腻尖锐的情绪，真的太迷人了。
其实以前我是个活得特别粗糙的女人。在《现代摄影》的时候，有一天小于去看我，到了我的宿舍，他惊讶我屋里那么简单，甚至连个暖水瓶都没有。我惊讶于他的惊讶，我想我这么忙，哪有时间去计较粗糙与精致。
后来又遇到了另一个作家朋友，他也同样对我的生活表示了惊讶。他说：“你是个对金钱没有特别欲望的女人，但这不代表你有理由活得这么粗糙。”我觉得很受震动，开始慢慢改变自己。我开始喜欢布置家庭，喜欢做家务。我甚至还应邀写了几本关于女人穿衣打扮、布置家庭的书。现在我的家里，没有奢华，但一定要舒服，要有花，不管是鲜切花还是种的花，或者就是在土瓶里插一把狗尾草，也是好的。
商报记者：记得２００１年的《摄影之友》评选中国最重要的摄影人物，当时对您的评语有这么一句：“对于如今四十来岁的已经成名的摄影家们来说，李媚仿佛成了摄影界的教母。”您怎样看待自己？
李媚：有这说法吗？（大笑）我觉得我就是一个图片编辑，一个眼光还算有点独特的图片编辑，仅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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