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奇摄影家布勒松与他镜头中的名人

　　为《女王》杂志拍摄名人肖像

　　1960年初，卡蒂埃－布勒松受英国杂志《女王》(Queen)委托，拍摄了一套15位名人的肖像。这组照片被冠名为《轻触华丽》。虽然他对肖像摄影轻车熟路，但这次任务有点不同，因为他被要求以报道一个重要事件的手法来“报道”每一位名人。问题在于他将如何把决定性瞬间运用到现在这些要事先构思好的照片中。

　　他观察了著名指挥家莱昂纳德·伯恩斯坦同他家人之间的亲密关系，以及他同纽约爱乐乐团的排练，注意到他的精彩表演和他穿的名牌皮夹克，与他身旁的苏联钢琴家的严肃服饰形成鲜明的反差。

　　在英国，他拍摄了在俄国出身的芭蕾舞演员斯维特兰娜·贝里索娃在皇家歌剧院排练《安提戈涅》时留在不同化妆间里的身影，还同她的丈夫、一名来自巴基斯坦的著名精神分析学家成了好朋友。卡蒂埃－布勒松克制住自己，没有把贝里索娃描绘成美丽或是性感的象征，而是更关注于她为了职业的需要刻意压抑自己的女性气质。看着她的舞蹈动作，卡蒂埃－布勒松想起保罗·瓦莱里曾在《灵魂和舞蹈》中说过，身体的自然力量要比精神力量更能改变事物的性质。

　　他的下一个拍摄对象是留着大胡子，长得像个大家长的画家奥古斯塔斯·约翰，这个人物形象让他想起了丢勒画里的某个传教士。约翰的表情总是很严肃，不是因为悲伤，而是因为他把他罕有的微笑都留给了那些他特别喜欢的人了。约翰不是一个看上去待人待事轻率随意的人，他会全神贯注地注视，避免见任何可能激怒他的人，而且会吓跑那些钻营拍马的人。他在索尔兹伯里的家中准备好接待摄影师夫妇的拜访，这一事实本身就是个好征兆。更好的是，他准许卡蒂埃－布勒松一个人带着他的莱卡相机进入他的私人房间。他热爱法语，而且说得很好，他还喜欢法国梅多克地区产的葡萄酒，喝起来和他的法语一样在行，这两样成了卡蒂埃－布勒松打破沉默的最好的工具，而且拉特纳温柔的个性也让他轻微地放下了戒备，约翰很快就和他俩开起了玩笑，讲起了故事。虽然有这些有利条件，但要拍摄一个肖像画家的肖像，而且这个画家还总是处在戒备状态，无论如何都是一件棘手的事。卡蒂埃－布勒松主要将镜头聚焦在他零乱的家中摆设，他和猫玩耍的瞬间，他的双手，他放下铅笔或画笔拿起烟斗时的纤细的手指。

　　接下来拍摄的是当红作家阿兰·罗伯－格里耶，《橡皮》、《偷窥者》和《嫉妒》的出版奠定了他的声望，他被认为是一个新文学流派的领军人物。卡蒂埃－布勒松见到他的时候，他正在为阿兰·雷斯内的电影《去年在马里昂巴》写剧本。摄影师立刻意识到这位作家需要绝对的平静和安静，决不能在工作时打扰他。机会就在他编写剧本的时候——这是一个比写作小说更技术性和机械性的过程，所以也更少地依赖于与世隔绝的写作状态。然而，卡蒂埃－布勒松并不满足于他已经拍好的照片，尽管他认为那些照片已经可以让他不虚此行了。他继续跟着拍摄对象去了他在纽里的公寓，在那里，小说家和他的姻亲们一起采草莓。他又跟着小说家去了《快报》的办公室接受了一个记者的采访，然后还去了午夜出版社的办公室，罗伯－格里耶在那里和年轻的菲利普·索勒斯谈论着他们各自的小说观念。卡蒂埃－布勒松在旁边听着，并没有围着他们走来走去拍照，他惊异于他们的想法，和当代科学观的结论完全吻合。他希望他当时能记下那些谈话。即使后来在罗伯－格里耶家拍摄他的时候，卡蒂埃－布勒松都在悔恨自己怎么不会速记法。当时突然有一处水管漏水了，罗伯－格里耶打电话给大楼管理员，并在当时的紧急状况下，向他有条不紊地讲解了水管裂开的技术原因，这个情景很值得写进他的小说里。[FS:PAGE]

《王后》的名人肖像系列里还包括了其他许多名人:记者休·卡德利普、斯科蒂·赖斯顿同舞蹈家热罗姆·罗宾斯在一起，人类学家让·帕帕季米特里乌，剧作家阿瑟·米勒，作曲家吉安·卡洛·梅诺蒂，美国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和建筑师路易斯·卡恩。还有两个特别的人物——这不是杂志社的要求，而是摄影师自己的要求，因为他和他们有着许多年的交情。

第一个是安德烈·布雷东。卡蒂埃－布勒松在法国解放后就没怎么见过他。他进入布雷东整齐排列着各种护身符收藏的书房，然后又陪他出去买了报纸《抵抗者报》，标题新闻“德布雷启动了布雷顿计划”。极富超现实主义色彩，该计划后来引发了西方农民的示威。接着他们去了维纳斯咖啡馆，那里有一群年轻的追随者认真倾听布雷东说的每一个字。他们去了丰特街神秘的公寓，还去看了布雷东在洛特的圣－瑟－拉波皮区的房子。那里的人们沿着河岸边散步，在乡村旅馆前停下，坐在藤架下吃东西。4年前，在《超现实主义，母亲》一书中，布雷东披露了他收集矿物的爱好。卡蒂埃－布勒松无法抵抗拍摄他的这一爱好的诱惑，拍摄了他在自家花园的溪流边搜寻玛瑙的照片。但亨利必须比往常更谨慎一些，他一直等着，直到离开布雷东大概20码的地方才用一只手取出照相机，另一只手还在假装翻土。但尽管是在户外，布雷东还是听到了那记快门声。他转过身指着卡蒂埃－布勒松说:“别再让我抓到你第二次！”

卡蒂埃－布勒松拍了不到10张照片，他只喜欢其中的一半。但他在自己的脑中拍了多得多的照片，特别是当布雷东两眼圆睁，尖声朗读波德莱尔的诗时。但一旦卡蒂埃－布勒松拿起他的“偷窥机器”，一切都会被破坏了，只要一看到那机器，布雷东脸上的笑容立刻消失得无影无踪。

有一天，这位超现实主义的“教皇”心情大好，容许摄影师一定的放纵。卡蒂埃－布勒松描绘了一幅充满反差的肖像:在画面中，一个圆胖的人，行动时也形成一个弓形，他的烟斗冒出缕缕青烟，顶一头雄狮般的浓密长发；而他的文字则显示出他是一个害羞但有威严的人，正直诚实，礼貌守时，但性情多变，无法预测；基本上，他是根据别人的态度和道德准则来判断他人的。通常他都不会对意大利说什么好话，但今天，坐在桌边，他最厌恶的对象不是意大利，而是一个画家，他指着卡蒂埃－布勒松说:“你喜欢塞尚，那个人没有勇气告诉他妻子，他为了画那些裸体女人洗澡……”

另一个为《王后》杂志拍摄的他自己认识的名人是阿尔伯托·贾科梅蒂，是他志趣相投的朋友。他们在1930年底认识，亨利毫无保留地崇拜这位雕塑家。作为艺术家，他把他放在顶尖的位置；作为人，他也极度推崇他。贾科梅蒂充满智慧，思路清晰，诚实，有着充沛的生命力并且极度坦率。卡蒂埃－布勒松可以和他无所不谈，甚至是摄影，他们的谈话决不会陷入陈词滥调，同样，装腔作势也不会出现在他身上。他身上绝没有一丝常规传统的印记，不论是他的思想还是他的长相。他的脸就像是他自己的作品——在拍摄他的时候，卡蒂埃－布勒松禁不住觉得他的脸部线条和皱纹都是贾科梅蒂式的，就好像是他自己画上去的一样。卡蒂埃－布勒松在贾科梅蒂出生的家乡，离意大利边境一箭之遥的斯坦帕的村庄里拍摄了他和他母亲。贾科梅蒂还保存着1938年卡蒂埃－布勒松在巴黎的影棚里拍摄的照片，还有贾科梅蒂妻子安奈特的照片和1952年特里亚德的照片。在1938年拍那些照片的时候，贾科梅蒂要比现在年轻四分之一个世纪，而现在他脸上的皱纹和凹陷都在诉说岁月的故事。但卡蒂埃－布勒松捕捉到了超越这张渐渐苍老的脸上的某个永恒的优美时刻，他眼睛里的光亮，他微笑里的温暖，让这个人的形象镌刻在了我们的记忆里:一张拍的是贾科梅蒂在准备梅格特画廊的展览，他在搬动自己的雕塑作品；另一张拍的是贾科梅蒂沿着阿莱西亚路走着，把外衣罩在头上避雨。不论贾科梅蒂是在他的作品中，还是在街道两边的树丛中，似乎都融入了它们中间，成为了它们的一部分。在刚才提到的第一张照片里，贾科梅蒂身体试探性的动作具有某种超凡的诗意，他周围那些僧侣般的青铜雕像更加重了这种诗意，它们仿佛都融入了他的节奏。在第二张照片里，这个可怜的人在一排排树中间寻找着自己的路，最后停在了十字路口的人行道上，站在雨中。卡蒂埃－布勒松就是如此凝固了他的形象——贾科梅蒂，一个行走中的人。[FS:PAGE]

奇怪的是，卡蒂埃－布勒松从未能靠近过那个被普遍认为是20世纪最伟大的法国人。这并不是因为他没有尝试，而是因为他们的道路从未交汇。我们只能想象他会给戴高乐将军拍出怎样的肖像照，因为对于《王后》杂志的编辑而言，如果真有一个人能称得上具有伟大的质地的话，那就是戴高乐。卡蒂埃－布勒松曾经靠近过他，但还不够近。1958年4月，将军因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危机重回最高政权的时候，卡蒂埃－布勒松写信去请求安排一次私人会面。他得到的回复如下:

你的来信引起了我的高度重视。我思考了这一要求将会引发的后果，我仍然对此有兴趣。然而，至少就目前来看，我认为我还是必须遵守我给自己定的规则，不接受任何摄影报道。

卡蒂埃－布勒松很不走运，时机不对，因为戴高乐刚刚结束穿越沙漠的旅行。但是他没有放弃。1961年9月，当这位共和国总统准备第十二次去法国各省考察时，卡蒂埃－布勒松再次提出拍摄的请求。在他得到的回信中，将军表示，他愿意展示作为一个公众人物的形象，但不愿以私人的状态拍照，因为他不想打破自己定下的规则。卡蒂埃－布勒松于是追随着这位法国英雄的旅程，在阿韦龙、洛泽尔和阿尔代什。但摄影师并不满足这些，发誓他不会被打败。1963年夏天，他给戴高乐寄去了一本他的《匆忙间的影像》，希望能打动他。8月22日，卡蒂埃－布勒松收到一封手写的回信，没有丝毫的官方口吻:

说真的，我很欣赏你书中的作品，还有许多其他你创作的摄影作品。另外，我也以极大的兴趣读了你写的前言，其中你解释了你的想法。你“看见”是因为你“相信”。所以，你不但是个伟大的艺术家，还是个快乐的人。

但除此之外，事情没有进一步的进展。那次私人会面始终没有发生；没有肖像照，这成了他永远的遗憾，但这罕见的失败并没有妨碍卡蒂埃－布勒松在1970年报道戴高乐将军的葬礼。

在1965年1月丘吉尔的葬礼上，他像是拿着新玩具的十几岁孩子，在送葬队伍到达之前就在圣保罗大教堂的台阶上跳上跳下，就为了得到一个更好的视角。“这是在和时间跳舞，同时也是在和时间搏斗。”他说。

拍摄丘吉尔的葬礼就如他在30年前拍摄乔治六世加冕典礼一样，亨利较少关注官方仪式的盛大和环境，而是把焦点更多地对准了街道上普通民众的反应:车站里一个读报的女人，她手里的报纸封面正是这头去世的“老狮子”的肖像；一个在卖《泰晤士报》的小贩；街上那些普通人的悲伤表情。他最喜欢站在边缘的边缘。他的观察从来不会被遗漏，因为即使没有在他的照片里记录下来，也一定会出现在他写的图片说明里。有多少摄影师会注意到11点整，第一个进入丘吉尔遗体所停放的威斯敏斯特大厅的人是一个前一晚就睡在门外的新西兰流浪汉？

他有一双锐利的眼睛，但他总是乐于一丝不苟地关注眼睛看不到的一切，从中得到淘气的快感。他喜欢聚焦在预料之外，在常规的情景里带入不期而遇的惊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