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陈寅恪·消逝的绝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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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两天在北戴河，不能上网也没看电视，不知道季羡林老逝世的消息。昨天回家后听说了，感到很突然，因为一直以为季老是能活过百岁的。与季老曾有过多次接触，他给我留下的最深的印象，就是他的“寿者相”。

    我在去年写的《闻道录》中，还提到了这一点： 

    记得大概是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北大搞校庆，北大的比较文学所则在校庆的当天下午搞了个座谈会。会的规模并不大，但档次很高，那时的季羡林先生还能骑着自行车到处跑呢，杨周翰先生也还健在，两位老人都出席了当天的会议。我坐得离季老不远，能清楚的看到他耳内的耳毫。季老的耳毫很浓密，浓密得像在耳朵里塞了团小棉球儿。我以前曾在一本相书里看到说，耳内有毫是寿者相，当时心想季老也一定会是福寿绵长的吧。

    当然，98岁也已经是寿者了,季老的“寿者相”还是不虚的。

    后来又见过季老几次，还一起吃了饭，合了影，为的是编“东方文化集成”的事。现在想再找出当年与季老的合影来看一看，却怎么也找不着了，因为是胶片拍的，没有电子文档，混在浩如烟海的照片簿中，找起来颇不容易。有人总留恋胶片时代，我就不留恋，胶片太麻烦！

    最后一次见到季老，是在北大参加一个会，九十几岁的季老被人搀扶着前来出席了，乐黛云老师也出席了。季老在发言中又重申了他有关东方文化在未来将成为引领世界的主流文化的观点。然后是乐老师发言，乐老师的发言很技巧很委婉，她更强调不同文化间的交流、影响与融合，而避开了东方文化是否会引领世界文化的话题。我当时是听明白了乐老师的弦外之音的，心想，这就是君子合而不同。

    老实讲，我也不能同意季老的“东方文化中心论”，作为一种文化理想，季老对未来的预言是美好的，但作为一种学术观点，我以为还缺少证据，有失严谨。

    季老的逝世，自然又引发了一代绝学消逝的诸多感慨，其实绝学真正的消逝，是从季老的老师陈寅恪那里开始的。陈寅恪是个历史学家，为了搜求史料，他不仅精通汉语言的历史典籍，更通晓包括梵文、巴利文等在内的多种东西方语言，以及多种少数民族语言，总共竟达20种左右。一个人能掌握这么多种语言，这本身就已经是了不起的事了，但对陈寅恪来说，却只不过是他历史研究中的“工具”而已。

    陈寅恪的绝学虽然非普通学人所能望其项背，但其实也还是有可能被弟子们继承至今日的，然而实际上却没有。为什么呢？《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里讲得很详细，我这个外行人就不多说了。

    据说真正有希望继承陈寅恪衣钵的，是他的得意弟子周一良，而非季羡林。然而周一良在文革中却被政治势力所利用，人在旋涡，身不由己……一个天赋异禀且最有希望成为新一代学术泰斗的大师，就这样地被废了“武功”。真的是造化弄人啊！

    有关这方面的故事，大家可以去看周一良自己写的《毕竟是书生》。

    其实在季老的弟子中，也不是没有可以继绝学的人，那个因走上“百家讲坛”才为大众所知的钱文忠就是。上世纪80年代，我在北大的比较文学所里见过他多次，那时的钱文忠还很年轻，从德国留学归来后，正在北大读季老的博士。他的个子不太高，戴着个黑边的大眼镜，谈笑间完全是大才子的派头。印象中他好象从不谈学问，更看不见他读书，到比较所来主要就是聊闲天儿。他的口袋里总是揣着各种希奇古怪品牌的高级香烟，见朋友就发一支。那时诸如“大重九”、“黄果树”之类的烟还很高级且很少见，而他的口袋里就总能有，而且还能不断地换牌子。我当时就没少抽他的烟。

    钱文忠虽然不如他的老师季羡林，更不如他的师祖陈寅恪会的外语多，但也是精通梵文以及多种西语的，而且极其聪明，其才气真的是有望直追师祖的。然而就是这么个不可多得的大才子，毕业后却又因故被各大高校拒之门外。于是大才子无奈中下海经商竟又成了大款，一时被称作“有学问的人里最有钱的，有钱的人里最有学问的”。后来还是王元化先生出面，钱文忠才进了复旦教书。[FS:PAGE]

    对于普通人而言，成为腰缠万贯的大款，自然是人生中不可奢求的幸事，但对于一个有望成为一代宗师的学者来说，是幸还是不幸，就很难说了。

    以往的学界，人们只知钱中文，而不知钱文忠，还是走上“百家讲坛”之后，钱文忠的大名才为一般人所知。一个最有文化的人，因为去了个最没文化的地方才出了大名。这就是今天的文化语境。

    一代绝学的消逝，不是因为没了可以继绝学的人，而是没有了可供绝学生存的语境。

    还好，虽说学问就这么给绝了，学统就这么给灭了，但学者毕竟被空前地供奉了，犹如远古的珍稀标本，供人们去凭吊……故事的结尾还是喜剧的，只是喜剧得多少有些反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