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异化”的摄影

1966年8月26日，中共黑龙江省委书记兼哈尔滨市委第一书记任仲夷在“红卫兵广场”召开的数十万人参加的“炮打司令部，揭发批判省委问题大会”上惨遭批斗。  李振盛 摄

          摄影有别于其他艺术手段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照相机对于现实的视觉世界的忠实还原与复制。但是它的前提是，掌控相机的人必须和相机本身一样拥有科学严谨的态度、忠于客观事实的精神。在狂热的政治运动和严酷的阶级斗争环境中，作为政治人的摄影师已经无法拥有属于个人的独立思想。无条件忠实于政治意识形态的要求，使他们无法考虑“怎么拍”的问题，而只能专注于怎样体现政治立场和符合意识形态要求的问题。


        在20世纪50和60年代，摄影既是党的新闻事业的一部分，又是党的文艺工作的一部分，但无论属于哪一部分，党性和阶级性都是摄影的根本属性。毛泽东早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就曾对文艺的党性和阶级性作过深入的阐述：“党的文艺工作，在党的整个革命工作中的位置，是确定了的，摆好了的，是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革命文艺是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是齿轮和螺丝钉。”并且强调，“一切文化和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在这一国家意志垄断全民思想的时代，摄影者在特定的意识形态环境中成长并接受教育，他们相信通过政治途径所接受的要求就是摄影所应有的追求。政治和个人命运的高度一体化成就了一个新国家的客观现实，使他们意识到摄影不仅理当协助政治力量将所在阵营中人民的言行和思想归顺于国家政治所指归的集体意志中，而且要努力使摄影成为一种武器作用于政治力量所期望实现的目标之中；这种社会环境下的摄影师，他们视现实生活中偏离政治理想的事物为异端。因此，无论是在景象的获取还是影像主题的表达上，他们都自觉和严格地呼应着理想政治的图景要求。摄影者无法拥有个人独立的见解，只有体现国家和权力意志所决定的政治立场。

大跃进时的高产田。  时盘棋   摄 

        于是，三个姑娘坐在“亩产14万斤”的稻穗上开心地露出笑颜的照片，一炉所炼的钢铁体积竟然比土制的炼钢炉还要大几倍的照片都纷纷出现，这些明显违背事物发展规律甚至就是以虚假的事实为依据的影像，都曾经在报刊媒体作过广泛的传播。这种革命浪漫主义的夸张风格在当时的绘画和美术中的表现，更是令人称奇，“稻谷高大直冲云天，水中的渔船装不下一个大南瓜，一颗麦穗可以装满整个列车，猪的体量比大象还要肥大，一只收获的大豆可以载着众人过江……”，影像充当了权力意志对共产主义社会乌托邦化的生动描绘，也使得忠实于真实世界的摄影异化为忠实于权力意志和政治意识形态的工具。那一年代的摄影，正如新闻摄影理论界的前辈蒋齐生先生所概括的，“新闻媒介＝阶级斗争工具，新闻＝政治，新闻报道＝执行政治任务；只有从上而下的宣传，没有自下而上的舆论监督，只能报喜不能报忧。”报刊上的照片“只讲‘宣传党的政策’，不讲‘反映实际情况’；只讲新闻的政治性和阶级斗争工具，不讲新闻应当传递信息、传播知识、反映人民群众心声；只讲新闻的工具性，不讲新闻自身的特性和规律……”


         在这一历史背景下的摄影，以努力将观看者塑造成为一个好的或者坏的政治动物为前提，将现实的客观世界人为地异化成一个合乎其政治理想和权力意志所指归的主观图景。

        其次，这一时代的摄影，从构图的周正到影调的和谐等诸多技术要素都几乎达到了无可挑剔的程度。观看那些照片，我们可以作贴己式的理解：作为新闻传播者和历史记录者的摄影师，他所接受的职业教育和训练，就摄影而言，在技术和光影艺术上的要求，经受政治教化的熏陶一定超过了对新闻真实性的维护和对新闻价值规律的把握；或者说，科层化的政治训导赋予了一个摄影师一切必须为政治利益服务的思想理念。因为高调的、愉悦的和表达积极向上的照片正是政治意志所期望和要求的，其结果是：对唯美和合乎政治需要的光影效果的偏爱，导致了对即便是拥有很大新闻价值的新闻、但不合政治需要和光影艺术要求的事件的无意识排斥、拒绝。在这里，摄影师将忠于摄影的艺术追求与忠于意识形态的规训作了巧妙的、高度的结合，画面虽然来源于现实，却已经是高于现实、远离了现实，成为貌似美化其实已经异化的影像。[FS:PAGE]

1968年10月1日，国庆十九周年游行中的“全世界人民热爱毛主席”彩车。  李振盛  摄

          异化影像的另一层含义是：摄影颠倒了人们所一贯尊崇的价值观，同时也为后人留下了一份难得的反面视觉教材。在反映“大跃进”时期的照片中，不顾自身生理的特殊性和男人们一样从事苦、脏、累等重体力劳动并以此为荣的妇女，砸了自家的锅台自愿加入公共食堂并视为思想先进的农民，即便是在农田里挑担施肥也要在扁担上插上主席像、脸上喜气洋洋的青年；在“文革”期间，那些高呼口号、狂热追随所谓革命理想的大众，那些肆意揪斗老干部并在镜头前摆出一副英勇无比的“革命闯将”模样的年轻红卫兵，那些将主席像挂满帽子和衣服、以示赤诚和忠贞的宣讲员，……这些影像在今天的人们看来，无疑是可笑和可悲的，但是在当时、在那一特定环境中的人们的眼中，这是一个人身处时代中心的标志，是紧跟政治形势的最佳表现，也是一个人置身于一定的群体乃至生存于世的价值体现，更是一个人有别于那些思想意识差、政治觉悟底的“另一个阶级”的人们的显著标志。摄影参与了这种身份的确认和价值的划分。而在今天，所有那个年代的摄影几乎都实现了价值观的颠倒，都获得了重新的阐释，而“异化的影像”，也就此得到了概念上的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