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斯里科的建筑学景观（上）

他的照片让人联想起契里柯的油画或者安东尼奥的电影，那些精致而闪动光芒的氛围，从影像的深处慢慢晕化出来。也许他最大的成功，就是将存在主义的精神世界和发展中的武断的教条主义时代巧妙结合在一起。这些独一无二的视觉保留了纯净的纪实文本，同时又将当代世界以象征的手段从心理学的层面揭示出来。

在上世纪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人们看到了战后乌托邦的终结，学生革命遍及巴黎和德国，从伯克利到罗马，西方世界的信仰和生活形态被彻底击碎。巴斯里科似乎对此有所警觉，意识到流行的创造模式似乎在意大利的那个时代难以承担揭示或折射更为深刻的社会和政治转折关头的使命。他把目光投向了建筑结构、工厂和办公大楼，以象征性的符号表现隐藏在被称之为意大利奇迹背后的活力，同时聚焦于变革中的世界所带来的挫折感，包括恐怖主义和当局之间的冲突。他的影像既包含宏大且朴素的纪念碑状态，以及现实世界所构成的不和谐的对撞。他的作品并非是对建筑的赞美，或者简单的象征符号价值，而是讲述了一种建筑的审美价值，呈现出和社会功能之间始终如一的巨大张力从而在寂静之中透露出人性的力量。

当时一些意大利的摄影家，还沉浸在建筑的光影之间。而巴斯里科意识到这样的方式是一种对历史的逃避，而无法深入都市的心理学层面。他的拍摄可以借用他所喜欢引用的罗兰·巴特的名言——不仅仅是一个建筑但恰好是一个建筑。

巴斯里科大部分作品都是都市景观，是民居或工厂。他很少拍摄自然风景，而是尽可能选择都市的环境，因此他所凝视的，不再是一个疲惫的独立的都市。他更像是一个朝圣者，从一个城市迁移到另一个城市，风景仅仅是过渡时期的短暂瞬间，只是意味着从一个都市到另一都市的间歇。

他的作品是寂静无声的。照片中很少出现有特征的人物，一旦出场都是有所暗示。于是面对没有人出现的场景，观众似乎面对的是一个宵禁的现场，或者是一个受到疫情入侵的都市，就像是加缪的长篇小说《鼠疫》，或者是一个面对大难来临的撤离后的都市。也许他不希望让观众介入更多的空间，只是想捕捉一座城市的灵魂，包括建筑和大街。人的缺席也许暗示了时间的缺席，这也是建筑学中常用的象征手法。他似乎扮演了一个视觉心理医生的角色，照片就像是一类教堂，等待着接受心理分析的煎熬。和卡蒂尔—布列松不同的是，照片中没有决定性的瞬间，但是却告诉人们，整个地球静止的这一刹那是什么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