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真正的杀人凶手

    活着，还是死去。

    在漫长而又短暂的摄影生涯里，这个问题一直像茂密的藤蔓缠绕着他们。在内心的强烈渴望的和外界恶毒语言攻击的撞击下，他们最终还是没有战胜自己，选择了死亡。

    也许，死亡是他们逃离诅咒，正视自己的唯一方法。但是对后人来说，他们的经历和摄影作品却成为了一些人生活的理想和方向。

    谁才是真正的杀人凶手？这是个问题。

黑暗的记录者 —— 戴安·阿勃丝

    戴安·阿勃丝，美国六七十年代新纪实摄影最重要的旗手，也是本世纪公认的摄影大师之一。一生追求“不正常”的影像，执着于自己的信仰，却因无法摆脱理想与现实的错位困惑，最终以自杀结束了自己的摄影生涯。

戴安·阿勃丝

戴安·阿勃丝

    她把穷人、畸形人、流浪汉、变性人、同性恋者、裸体主义者、智障患者作为自己（正常人）和社会（主流）的背面而进行的摄影探索，执拗地逼迫着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正常”与“不正常”、“道德”与“不道德”、“公正”与“非公正”、“尊重”与“侵犯”这样一些根本问题。她的影像作品被抨击为“不道德”。

    美国著名作家诺曼·梅勒曾经这样评价她：“把一架相机放到戴安·阿勃丝手里，就如同把一颗手雷放到小孩手里一样危险。”

戴安·阿勃丝作品

戴安·阿勃丝作品

    阿勃丝对社会边缘人的摄影探索，逼迫着人们重新审视正常、道德、公正、尊严等字眼已有的定义，迫使人们直面人生的现实。阿勃丝善于在正常的、被人们忽视或故意掩饰的地方揭示阴暗的现实，这种窥阴癖式的观察正是其影像令观者不快的原因所在。

阿勃丝本人却是这样认为的：“畸形人有一种传奇性的特质，就像一个神话故事里的人物，阻挡在你面前，逼你回答一个谜语……大多数的人都在惧怕未来生活中的痛苦与创伤，而畸形人与生俱来就带着创伤，他们已经通过了生命的考验，他们是神。”

戴安·阿勃丝作品

    她夜间在纽约的街道上跟踪畸形人，进出社会底层场所，在妓院和变性人公寓里寻找拍摄对象，在黑暗的世界中，她一步步地跨过社会禁忌之门，用相机记录了人类最脆弱之处。

    在生命的最后几年，她患上严重的忧郁症，家庭生活的破裂也加剧了精神上的痛苦。她的照片越发黑暗、诡异、不安，仿佛正向人们预示着什么。1971年7月26日，阿勃丝在家中打开煤气自杀。

戴安·阿勃丝作品

    也许阿勃丝的一句名言可以用来作为她自杀的注解：“当你拍摄他人时，你就是用你的余生与他们沟通”。人们只能猜测，正是这种在黑暗世界中长久的追寻，使她不堪心灵的重负。

捕捉苦难的瞬间——凯文•卡特

    在1994年4月公布的普利策新闻奖获奖名单中，共有14个奖项，“特写性新闻摄影”（Feature Photography）奖项获得者是南非“自由记者”（freelancer）凯文·卡特拍摄的一张苏丹小女孩的照片。

    然而，就在普利策颁奖仪式结束3个月后，即1994年7月27日夜里，警察在南非东北部城市约翰内斯堡发现凯文•卡特用一氧化碳自杀身亡。

凯文·卡特

    1993年，凯文·卡特来到战乱、贫穷、饥饿的非洲国家苏丹采访。
 
    一天，他看到这样一幅令人震惊的场景：一个瘦得皮包骨头的苏丹小女孩在前往食物救济中心的路上再也走不动了，趴倒在地上。而就在不远处，蹲着一只硕大的秃鹰，正贪婪地盯着地上那个黑乎乎、奄奄一息的瘦小生命，等待着即将到口的“美餐”。

凯文·卡特拍摄的引起争议并导致其自杀的苏丹小女孩的照片。

    凯文·卡特之死是记者追求“好的”的新闻、“精彩的”的镜头，与社会公德之间尖锐冲突的结果。

  “好的”的新闻、“精彩的”的镜头，往往意味着媒体和记者在名誉与金钱上的双丰收。但如果处理不当，就会引起大众的不满。

    凯文·卡特的那张照片传遍世界后，人们在寄予非洲人民巨大的同情的同时，更加关注那个小女孩的命运。成千上万的人打电话给《纽约时报》，询问小女孩最后是否得救。而与此同时，来自各方的批评也不绝于耳，甚至是在凯文·卡特获得大奖之后。人们纷纷质问，身在现场的凯文·卡特为什么不去救那个小女孩一把？！就连凯文•卡特的朋友也指责说，他当时应当放下摄影机去帮助小女孩。

凯文•卡特作品

    事实上，凯文·卡特本人几乎从一开始便处于冲突的痛苦之中。他在抢拍完之后，实在不愿再看下去那个极端对立、极其冷酷的场面，于是，他把秃鹰轰走。过了一段时间，他看到，那个小女孩用尽所有力气爬起来，重新艰难地向救济中心挪动……望着小女孩的身影，凯文·卡特内心充满了矛盾、愧疚和痛苦。他在一棵树旁坐了下来，一边抽着烟，一边泪流满面。后来，他曾对人说：“当我把镜头对准这一切时，我心里在说‘上帝啊！’可我必须先工作。如果我不能照常工作的话，我就不该来这里。”

凯文•卡特作品

    正是因为无法忍受外界公众与自己内心的道德困惑和越来越大的精神压力，凯文·卡特在获得大奖仅3个月后即走上不归之路。 他获普利策奖两个月后，在约翰内斯堡死于二氧化碳中毒，一次明显的自杀行为——他在汽车的排气管上套了一截绿色软管，把废气导入车内。人们在他的座位上找到一张纸条：“真的，真的对不起大家，生活的痛苦远远超过了欢乐的程度。”

    作为记者，他捕捉苦难，身临故事现场，屡屡出入生死之境，遭受无数精神上的冲击和折磨。他心存道义，视他人苦痛为自己苦痛，就像听闻刘和珍遇害的鲁迅。当他无力改变这个世界也无力躲避精神煎熬的时候，他只有自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