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去的青春——黑明镜头下的知青人生

周臻

杨卫

邓小虹 邓壮

　　1968年12月，毛泽东主席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收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1969年大批城市知识青年开始上山下乡。

　　整整40年过去，当年那些意气风发的年轻人如今年近花甲，他们中的很多人离开了农村回到城市，但也有不少人仍留在农村。

　　纪实摄影家黑明将目光对准了“知青”这一群体，用照片和细腻的笔触记录下这群人的故事。在镜头里，有“知青”们在时代的裹挟下随波流逝的青春，也有在时代的转折点上分道扬镳的命运。

　　周臻

　　周臻，女，1950年生于北京，北京110中学六八届高中毕业生。1969年1月21日到陕西富县茶坊公社马坊大队落户。刚到农村，周臻对着分给知青们的破窑洞直流眼泪，修地、春播、夏锄、秋收，她慢慢地适应了那里的生活方式。

　　1970年7月5日，周臻去供销社当了会计，成了第一个离开马坊村的知青。由于她有文化，人长得也漂亮，还是北京人，因此上门提亲的接连不断。经过选择，她看中了长庆石油局富县采油厂的会计张中华。婚后她随张中华调到油田基地——甘肃庆阳。他当了财务处长，她搞财务工作。

　　1990年7月，周臻患了严重的心脏病，回京医治养病3年，油田领导将她调往油田驻北京办事处当了会计，她既回到了离别二十多年的北京，又照顾了在京读书的儿子。她最盼望的就是丈夫张中华能提前退休回北京安度晚年，按年龄推算，她等他退休得到2010年。那时张中华60岁，周臻61岁。

　　杨卫

　　杨卫，1954年生于北京，北京清华大学附中六八届初中毕业生。1969年1月20日，他主动到陕西延川县冯家坪公社聂家坪大队插队落户。早在下乡之前，在清华担任教授的父母就要求他到农村不要放弃学习。因此杨卫利用劳动之余在土窑洞里昏暗的油灯下自学了高中的全部课程。1973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进入西北工业大学材料与热加工系锻压专业学习。

　　1978年杨卫进入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当了教师。在清华大学对300多名青年教师的一次考核中，他取得了数学、外语两项第一的佳绩。不久他改换专业后以第四名的成绩成为清华大学“文革”后的第一届研究生，1981他又作为清华大学的公费生前往美国布朗大学学习固体力学专业。1984年末他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论文答辩，获得博士学位。回国后历任清华大学工程力学系讲师、教授和博士导师、力学系主任。

　　作为我国力学界一名年轻的知名学者，近年来他不仅在国内外数十家大学任客座教授和学报主编，还担任着国外许多大学和团体的不同职务和国际顾问。到1995年，他参加并主持了16项国家的重大科研项目，开设了8门不同的课程，其中3门是英语教学，指导过多名硕士、博士研究生，发表论文、专著、译著百余篇（部），先后13次获得国内外重大奖项。

　　杨卫现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俄罗斯宇航科学院院士、亚太断裂学会主席、浙江大学校长。

　　邓小虹 邓壮

　　邓小虹，女，1952年生于北京，北京师大女附中六七届初中毕业生。她的弟弟邓壮1953年生于北京，北京13中六九届初中毕业生。她们的父亲邓拓，1966年“文化大革命”初被打成当时闻名全国的“反党黑帮分子”，产生了著名的“三家村”冤案。

　　1969年1月24日，她们走进了延长县黑家堡公社岳口大队，一呆就是7年。身边的北京知青一个个上学、当兵、招工都走了，最后村里只剩下她们姐弟俩。这里的村民尽管不读书，但是很尊重知识，他们天天晚上跑到他们的窑洞里聊天，唱信天游，更多的时候是听她俩讲故事。多次目睹村民病痛无法救治的邓小虹希望能当医生，但那时除了当农民以外，任何职业都不可能和她有缘。她曾两次报考大学都因政审淘汰。

　　1975年，在当地一位县教育局干部的争取下，邓小虹考上了西安医学院，同年底邓壮也被分配到西安公路局当上了汽车修理工，几年后调回北京在北京晚报和中国文联出版社先后任职。[FS:PAGE]

　　邓小虹说她始终忘不了淳朴的陕北农民，更忘不了县上的那位在“文革”时期为她据理力争上学的干部。她很想让他们知道自己没有辜负他们的保荐。邓小虹大学毕业后又考取了武汉同济医学院的研究生，之后又获日本医学奖学金赴日本学习一年。她现为北京市卫生局副局长。邓壮现为华协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任志强

　　任志强，1951年出生于北京，北京35中学六七届初中毕业生。他的父亲曾任商业部副部长，“文革”期间父母双双被送往东北一个干校。1969年1月，任志强来到了延安县冯庄公社郭庄大队，妹妹去了内蒙古插队落户。

　　任志强到郭庄大队后，工分被评为6分，他说：“那时我们早晨都睡懒觉不去劳动，所以一天只能挣到4分半，我们村当时每个满10分的劳动日值一毛二，我苦干一天等于不足6分钱，尽管如此，到年底还不一定能够兑现。”

　　第二年开春，任志强的胳膊不慎骨折，只好回京养伤，两月后他自作主张跑到内蒙古，在妹妹插队的那个村庄安家落户。同年冬季征兵开始了，任志强又跑到山东某部找到了他父亲的一个老战友，通过后门关系，以黑人黑户的身份穿上了军装。任志强在部队先后当过侦察兵、机枪兵、炮兵，后来又升为作战参谋，先后7次立功。

　　1981年任志强复员回京，在一家公司当上了副经理，从此开始了他的商海生涯。1984年任志强被调到北京华远集团人才交流开发公司出任经理。1988年他被聘任为华远集团的副总经理。1991年他被任命为北京市华远集团总裁、集团公司总经理、华远和敬远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等职。

　　这些年，任志强每年365天平均每天工作14个小时，集团公司发展迅速，当然他的酬金也是可观的，据《万科周刊》的资料表明，任志强1997年的年薪已达700万元人民币。

　　任志强现为华远集团总裁。

董玉和

　　董玉和，1951年生于北京，北京清华园中学六八届初中毕业生。1969年随着上山下乡的潮流来到陕西延川县冯家坪公社四新村插队。

　　1970年他被抽到县里搞“一打三反”运动，几个月后被录用为正式干部。他干过粮食统计，也当过团干部。

　　1980年他在延川县稍道河公社结识了小学民办教师刘彩云，同年结婚。婚后董玉和自学法律，第二年延安地区公开招考律师，他通过考试被录用到了县司法局成了一名专职律师。1986年他被县政府聘请为法律顾问，十几年间，他办理各种案件数百起，为26家企事业单位和个人担任常年法律顾问，挽回经济损失近百万元。在多年的工作中他还培养出了6名初级律师，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和优秀律师。1994年他被任命为县律师事务所主任。

殷金昌

　　殷金昌，1947年生于北京，北京外馆中学六八届毕业生。他从小喜欢体育运动，1956年获得过东城区少年组中国式摔跤第一名。插队开始时，宣传人员说：“延安有陕北的‘好江南’之称，遍地是牛羊，肉和瓜果梨桃随便吃，出门就能骑毛驴。”他觉得这比北京强多了。随即，他偷出家里的户口簿，花5分钱注销了北京户口拿到一份迁移证。1969年1月21日，殷金昌和同学一起来到陕西安塞县高桥公社刘塔大队落了户。

　　村里尽管不是宣传的那样，但他只好忍受当初的选择。1977年30岁的殷金昌认识了真武洞公社真郊大队的女青年李金莲，不久他俩结了婚。1983年县政府照顾殷金昌，让他烧锅炉并兼职打扫厕所，因他干得不错随后又“提拔”为收发员。1985年他的农村老婆和两个孩子落实政策一夜间变成了城镇户口，他激动得整夜睡不着。后来又按规定把儿子志强的户口转回了北京。北京学费高，儿子的户口只好又转回安塞。女儿玉萍从小喜欢绘画，1995年考上了延安师范美术班，学费太高，殷金昌东奔西走借钱交上了学费。

　　殷金昌说回北京什么也干不了。在安塞，办事还方便些。

　许复强

　　许复强，1951年生于济南，北京西城区月坛中学六七届初中毕业生。1969年2月4日，他和13名同学来到了延安县下坪公社牛家沟大队。他当知青组长带领知青在村里办学、打坝、修水库，以实际行动进一步打动了公社和县里的有关领导。1972年12月县里发了通知将他充实到了下坪公社的干部队伍中主管共青团工作，此后他连年被评为模范干部。

　　几年后不少同学通过各种关系已经回了北京，他的远大理想也慢慢破灭。1976年初，他回到了离别7年的北京，找到了在石油部工作的哥哥调入了石油管道局。他先后搞思想政治工作、青年团工作等十余年，并且利用业余时间读完了电大。1993年5月又被调往管道局某公司从事经营工作，由于种种原因，一年后有关部门便撤销了他和伙伴们经营的这个亏本公司，从此每月发给他70％的工资。[FS:PAGE]

　　不甘寂寞的许复强，经过一年的市场调查，于1995年1月20日投资1.5万元在一个胡同里办起了康乐保健厅，专营性保健品。小店开张一年，营业额便达30万元之多。

　　蔡玉珠

　　蔡玉珠，女，1947年生于北京，北京57中学六八届高中毕业生。她在学生时期曾在班里担任团支部书记，1969年1月20日来到了陕西延川县文安驿公社下驿大队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刚来村里她就当上了41名知青的组长，而且代表知青在公社大会上表示了扎根农村一辈子的决心。插队不到一个月她就被选为积极分子又参加了“首批回京汇报团”。不久又去县上和地区先后参加了“九大学习班”和“全区知识青年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同年8月她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了在陕北插队的北京知青中第一名入党的。

　　1970年初县委将她招收为妇女干部，第二年秋季，她当选为县妇联副主任，并被派往工作难以开展的冯家坪公社蹲点。蔡玉珠将公社的领导班子全部换成了妇女干部，成立了不少的“铁姑娘战斗队”、“铁老婆突击组”、“钢汉子敢死队”，并组织她们白天大干，晚上夜战。女干部还遵照她的指示强迫村民实行科学种田，不到两年的时间，冯家坪公社的粮食产量翻了一番。从而使她更换干部的新举措成了全省的典型。随后她被调任全县的倒数第一的马家河公社担任党委书记兼革委会主任，在短短的两年时间里，马家河公社的粮食产量由原来的亩产100斤增加到了800斤，农、林、牧、副业都走到了全县的前头，蔡玉珠接着当选为县委常委、县革委会副主任。

　　1976年秋她被延安地委任命为延安地区知识青年办公室副主任。她在这个岗位上干了整整5年，为那些在陕北插队的北京知青办了不少好事。1979年底，延安地委又任命她为宜川县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正在她干得火热的时候，不知什么促使她突然改变主意，1981年3月，她去医院开出了一份“克山病”的证明，提出了回北京的要求。没过几天她回北京成了一名待业青年，一个月后她又被招工进入了阜外街道办事处工作，1985年再次转干，1987年升为市场科副科长，1989年又被提升为市场科科长。

　　林树彬

　　林树彬，1950年生于北京，北京新街口中学六八届初中毕业生。他好写字，爱做诗，有文采，而且还很有号召力。插队开始后，他不顾家庭阻止，极力要求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他从北京乘知青专列到了陕西铜川后又和几十名同学被一辆解放牌卡车吃力地拉到延安。1969年1月4日他带着满腔热情，跟着引路的队长和驮着行李的几头毛驴，徒步几十里，来到了延长县郑庄公社沙滩坪大队落了户。开始当有些同学叫苦叫累时，他以革命的口气说服这些同学，向他们讲长征的故事。

　　3年的农村生活渐渐使他感觉到了漫长、艰难和枯燥。1971年底招工开始了，他和同学们都踊跃报名，他被队长推荐去了延安机械厂。

　　1990年林树彬被调到厂保卫科，不久又登上了副科长的“宝座”。林树彬说：“按有关政策，我的两个小孩其中一个可转回北京，但遗憾的是父亲病故，母亲年迈体弱，家中没人掌事，至今两个小孩的户口谁都没能转回北京。”他还认为自己从小远离父母流落他乡异地，尝遍了各种苦头，到儿女这辈，不想让他们再走老路了。

孙居勇

　　孙居勇，1951年生于北京,北京69中学六八届初中毕业生。1969年2月12日他跟着哥哥孙居英于来到陕西甘泉县王坪公社和子坪大队插队。第二年秋天，村民们推荐孙居勇去工厂接受工人再教育，他来到了延安食品厂。从此他吃上了商品粮，哥哥却在村里修路、打坝、种地，羡慕着弟弟的福气。

　　孙居勇在食品厂工作期间经人介绍认识了川口公社的一名女知青，她是北京68中学七零届初中毕业生，家庭出身不好，15岁便自愿来到陕北插队。他们经过一段时间的的热恋，孙居勇不顾她的出身，结了婚。

　　由于她的家庭背景，多次招工都不让她走。1975年底她最终拿着一份贫血病的证明回到了北京，并被安排在了大栅栏纸品加工厂。1982年孙居勇也调进了大栅栏纸品厂，不久还当上了车间主任。5年后由于企业效益不好，他辞掉了工作，贩西瓜、当小工、倒垃圾、糊信封，靠着卖苦力，日子越过越好。1994年，他花2000元买了一辆漂亮的人力三轮车，在家门口的前门大街接送游人。他说：“我蹬三轮最多一天能挣四五百块钱，最少一二十块。我爱人在一名知青朋友的公司帮忙，女儿已从北京友谊医院护士学校毕业，3口人每月下来的总收入平均三四千元，吃喝没问题。”[FS:PAGE]

　　孙居勇现住在前门大街的一个胡同里，好几间房子的一个小院足有300平方米。据说这院地方是他爱人家的祖业。

王晓建

　　王晓建，1952年生于北京，北京123中学六八届初中毕业生。他的父亲王炎是位著名的电影导演，早年以拍摄《战火中的青春》《南征北战》《冬梅》《从奴隶到将军》等著名影片享誉全国。1966年，江青点名将他拍摄的《独立大队》等4部影片打成了“大毒草”，从而使这位大导演受尽了折磨。时隔不久，王晓建在北京电影学院工作的母亲也被打成了“走资派”。

　　为了改变自己的生存环境，王晓建在全班第一个报了名要求插队，1969年1月20日他来到了陕西宜川县高柏公社红旗大队下熟畔村插队落户。当村民们知道《独立大队》《南征北战》是他父亲拍摄的时候，对王晓建特别好，这里的村民根本不管什么毒草不毒草，出身好不好，这样一来贫下中农给予了王晓建极大的安慰。于是他和6名知青集了120元钱给村里买回了第一辆架子车，村民们高兴地奔走相告，队长感动得流出了眼泪。村里没有路，他们组织村民修了数十里，口粮不够吃，他们偷偷组织年轻人上山开荒70多亩，村民们暗地里都夸他们能干。

　　1970年12月，冬季征兵开始了，王晓建在一名公社干部的努力下和父亲的单位取得了联系，得知父母都已经重新开始工作。王晓建顺利入伍那天，他激动地直流眼泪。

　　王晓建到新疆军区医院开了3年救护车后，医院首长发现了他的才华，将他调到政治处。在此期间，他写的大量文艺作品发表在《解放军报》上。1979年他又被军区文化部看中，当了干事。1982年被任命为宣传部文化处副处长。在此期间他利用业余时间上了3年电大。

　　1987年底他被调往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工作，使他回到了离别20年的北京。1992年他又来到了原副总参谋长李达上将身边从事秘书工作。近年来，他先后参与撰写并出版了《李达军事文选》《怀念李达》《在征程中》《开国大将》等大型文集近200万字。

　　王晓建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大校。

龚凤海

　　龚凤海，1949年生于北京，北京垂杨柳中学六七届初中毕业生。1969年2月5日来到了陕西黄陵县侯庄公社龚庄大队插队落户。他说：“我插队时基本没受什么罪，因为村里总共才有3名知青，村里对我们很照顾，刚开始让我记工，后来又放羊，活儿不算太重。”

　　1972年底大批招工开始了，他被招到了设在黄陵县店头镇的陕西上畛子劳改农场。犯人不好管，没过几年他改行学了开车。

　　1979年和1989年，他两次调回北京，又因不习惯回到劳改农场。不久之后，他的妻子提出了离婚。

　　他说北京没有亲人了，不想回北京了。说起自己的工作，他说：“我在监狱当看守员，因为没转干，所以不能穿警服上班，不少人常把我认成了犯人。”

　　最后我问他为什么往墙上贴那么多“大美人”。他说：“我一个人寂寞，上个月发了工资买了6本美人挂历撕开全部贴在墙上，无聊的时候欣赏欣赏。”

曾钢 刘令娥

　　曾钢（左一），1952年生于北京，北京35中学六八届初中毕业生。1969年2月3日他自愿来到延安县冯庄公社王里河大队锻炼自己。由于他在村里表现突出，1971年被选为大队革委会主任。在此期间的多次招工、招干都被他拒绝，因为他爱学外语，一心想上大学。

　　1974年他考入了西安外国语学院德法西语系，毕业后他被分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拉丁美洲司工作。两年后曾钢赴墨西哥学院学习西班牙语，在此期间，他还利用业余时间将曹禺的《雷雨》翻译成西班牙语并出版发行。1982年起曾钢先后在中国驻阿根廷、秘鲁、玻利维亚大使馆工作。1994年回到拉美司任中美洲处副处长。

　　曾钢的爱人叫刘令娥（右二），北京女子第10中学六八届高中毕业生。她和曾钢是同一批知青，她在离曾钢20里路的落家河大队插队。刘令娥当年曾给海南写信要求去红色娘子军的故乡插队落户，由于没有收到回信，她来到了延安。刘令娥插队时劳动出色，第二年就入了党，第三年她被抽到公社当了干部，先后担任过妇女主任、团委书记、革委会主任等职务。1976年她考入西北大学新闻系，1978年毕业后回到了延安市委党校任教。次年调回北京，后任中国农业大学校报副总编。[FS:PAGE]

　　曾钢和刘令娥带着儿子回当年插队的冯庄公社看老乡。在曾钢住过的窑洞里，前来看望他们的男女村民围着他们问长问短，刘令娥说：“时常想回来看看这里的乡亲们，我是第二次回村，现在回来一道沟的老年人都还认识我，我的内心感到很高兴。”

　　曾钢现为中国驻阿根廷大使。

史铁生

　　史铁生，1951年生于北京，北京清华大学附中六七届初中毕业生。于1969年1月16日来到陕西延川县关庄公社关家庄大队插队。”

　　1971年10月，史铁生因腰腿疼痛，回到北京并住进了友谊医院。在一年半的住院期间，他花去了借来的3000元不说，下肢还彻底瘫痪并坐上了轮椅。

　　1974年，史铁生为了生计，在北新桥街道工厂找到了一份临时工，所干的活儿是在仿古家具上画山水和花鸟，有时还画彩蛋。他为了看书和尝试写作，每天只干半天，一月下来只能领到15元，这活儿他一干就是7年。1980年落实病残知青的优待政策，他每月能得到民政部门的60元生活费，享受上了公费医疗。第二年史铁生患了严重的肾病，多亏公费医疗才使他的手术顺利完成。

　　由于体力的原因，同年他辞去了街道工厂的临时工作，呆在家中一门心思地写作，很快他创作的小说、散文陆续在全国各地的报刊上发表。1986年史铁生被北京市作家协会聘为合同制作家。他的小说《命若琴弦》被改编成电影《边走边唱》，由陈凯歌导演，在国外引起了强烈反响。

　　史铁生现为北京市作家协会副主席，近些年他又出版了《务虚笔记》《病隙碎笔》等多部新作，并获得鲁迅文学奖、老舍散文奖和多种文学大奖，数十部作品畅销大江南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