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基因衰变了的文体(上)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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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其实是个散文的国度。当然，诗人也许会说是诗的国度，也不错。在古人那里，诗与散文还没那么割裂，虽然依了雅各布森说，诗是隐喻的艺术，散文是转喻的艺术，但由于古汉语自身绕梁三日的余韵，两者的界限也就没那么分明，尤其是写到了所谓“境”的那种境界时。但到了白话文以后，却是散文一枝独秀了，真的是散文的国度了。20世纪中国文学里，成就最高的就数散文了，鲁迅在谈及新文学成就时就说过这个话，他认为散文成就最高的当数周作人，而他自己是可以排到第四的。

散文之所以成就高，我以为最大的原因乃是因为白话散文与古典散文并不隔。先是文体不隔，从“魏晋风度”到“明清小品”，直至周氏兄弟等现代作家的文章，内容、风格方面固然变化很大，但文体却基本上是一以贯之的。不像小说，古典小说与现代小说（novel）虽说近似，但毕竟不同。西方汉学家为了区别这两种叙述文体，还特意给中国的古典章回小说起了个名字叫“奇书体”。从“奇书体”改到“小说”（novel）上来，再怎么相通也会有隔的地方。也不像诗歌，从文言的格律诗到白话的自由诗，可以说是在文体变化最大的了，已经不是隔的问题，而是两套路数的问题了。散文在文体上的稳定性还得益于中西散文在文体上的相似，当然这里说的不是“大散文”的概念，而是“小散文”，也就是所谓的小品文或曰美文。小品文与英国随笔简直如出一辙，中国的散文家从英国随笔那里自可吸收滋补自身的养料，这比小说家和诗人要方便得多，且更了无痕迹，更浑然天成。中国现代散文的这两大话语资源，也就奠定了现代散文这一文体的“基因”，即古典散文与英国随笔的合流。散文家自可偏东方一些，如周氏兄弟，也可偏西方一些，如钱锺书，如梁遇春。

再看话语流变。从文言文过度到白话文，变化不可谓不大，但却未伤筋骨，文言中许多的优雅之处，仍能在白话散文中得以保存甚至发扬光大，周氏兄弟的写作实绩就证明了这一点。白话散文也自可偶用几个单音了文言词，让太过平滑了的白话略带点“涩”味，如运用得当，效果是毫不逊于文言文的。最成功的例子仍是周氏兄弟。英国随笔给散文带来的影响，自然也有与文言传统相“隔”的地方，但却“隔”得好，因为“隔”掉的恰恰是文言里的八股气。英国随笔有暗合公安竟陵派童心性灵之说的地方，最见不得那套“代圣人立言”的陈词滥调，所以中国散文家从英国随笔那里得到的最大好处，大概就是“隔”掉了文言文里的这些最“意谛牢结”的东西。白话散文一身独得了中西两大话语资源里的好处，还顺便屏蔽了老祖宗世代相传的糟粕——或者说光大了“言志”的传统，屏蔽了“载道”的传统，真可谓得天独厚了。再加上那时的写作者学贯中西思想独立，不把散文写到最高成就那才叫怪！

可就是这样的得天独厚的文体，在当代却无可奈何地式微了，变得不伦不类，非驴非马……在我看来，是文本的“基因衰变”使之然的。“基因衰变”让散文发生了歧变，就像恐怖片里的那些“基因”突变了的怪物。前些年也没少看散文界里关于这个话题的讨论，论者多是些不通之人，大谈什么散文要“追求真实”之类“反映论”的老调——基因出了毛病，却从表皮上找原因，真是盲人瞎马，三家村里的见识！一种文体的退化，必是文体深层的编码出了问题，犹如物种的衰微，必是“基因”出现了“衰变”一样。

二

散文是最难理论化的文体。小说的研究有叙述学、话语分析等等理论作后援，是可以诗学化的；诗就更不用说了，新批评、符号学，尤其是雅各布森的那套诗学理论，很精密了，拿来分析古诗都没问题，那本有名的《唐诗的魅力》就是证明。而散文却不同，俄国形式主义虽然也有本《散文理论》，可那是讲“大散文”的，与我们讨论的问题关系不大。

散文的研究能不能理论化呢？这个问题我思索很久了。散文不是小说，不能虚构，所以作者不必假托一个叙述者出来说话，自己本色出场就好了，而且越本色越好。孙犁谈散文时说过一句最普通不过的话，却触到了散文的真理，那就是“不端架子”。窃以为此语可作为“散文诗学”的第一章。学会端架子不难，但要学会“不端架子”却没几个人能做到。人为什么会端架子呢？用精神分析的话说叫“自我心理防卫”，用荣格的话说叫“人格面具”。此乃与生俱来的潜意识心理，非大智慧大定力不能破解。综观整个中国文学史，能达此境界者，不过数人耳！一个平时谈笑风生的人，一上台都有可能结巴，一提笔，自然也就难免端架子了。所以写小说能装得，写散文装不得，越装越不堪。散文的修辞方式很特别，我给起了个名字，叫“反修辞”。

散文是呈现“本心”的，所以必须是个人的，也就是说必须是“言志”的，而不能是“载道”的。“言志”与“载道”在古人那里其实也差不多，知堂却把这两个互补的概念阐释成了水火不容的二元对立。这种“现代阐释”未必能得“古仁人之心”，但却真的给现代白话散文在理论上开了先河，功莫大焉！散文不重“故事”而重讲述，讲什么呢？自然可以谈天说地，可以记人记事状物抒情辩难说理，甚至可以扯些鸡毛蒜皮……想讲什么就讲什么，但讲来讲去其实讲的还是自己，讲述本身呈现出来的乃是自家的性情。一切虚头巴脑的“宏大叙事”都是散文的歧途，因为“宏大叙事”说的都是别人的话，不见本心，没有性情，不仅不是“反修辞”，反而是“过度修辞”了。“修辞”一旦过度，就“伪”了，就不“正心诚意”了。

散文从文本上讲，其实就是话语群的集合。小说的话语集合，是要“情节化”的，而散文不必。散文是很自由的文体，非但不必被条条框框所囿，相反地，打破各种条条框框才是散文的使命。散文既是话语群，从话语理论入手应该不难破解散文深层的秘密。而话语理论中，我又首选“俗套理论”，我个人认为：散文的诗学意义就是反俗套。我说的是“反俗套”而不是“陌生化”，因为陌生化了的东西未必一定就好，但反俗套的却一定不坏，这一点尤其适用于散文。小说为了“陌生化”可以写得很先锋很另类，散文却不行，散文不能端先锋的“架子”，散文要用“日常”破日常，用平常心破庸常心。陌生化了的小说好比粤菜，除了烹制的精细外更靠着食材的生猛和非同寻常；散文则更像杭州菜，讲究的是用家常的食材烹出超越家常的味道。散文的话语不能太平顺，否则一目十行就过去了，全无味道。所以周氏兄弟以及废名等人的语句多涩味，但耐读。散文话语在反俗套上的另一秘籍是反讽，意思绝不能说白了，要正话反说，反话正说——俗套才是直白的，叫嚣的。可惜现在的作家多已只懂讽刺不懂反讽了，不懂反讽的人，思想亦是粗陋的。

散文更是种半实用的文体，传达实用的信息是散文的一个重要功能。不像诗，只凸显能指，散文是能指与所指并重，更兼指涉对象的在场。古人写《陈情表》不是写着玩的，那相当于今天的“辞职报告”，周氏兄弟的文章也不单是供人鉴赏的，更可以“寸铁杀人”。再有，散文毕竟是一种高雅的文体，故方言俚俗的写作绝非散文之正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