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海派艺术家这样看西安

　　杨璐2009秋在上海

　　杨璐画作《再见亦是别离》 　　她从东方走到西方，在踏过南洋到欧洲的足迹中，她用中国女性的温婉阐释东方的美丽。她享誉上海的出版界、美术界、新闻界乃至网络世界，但人们欣赏的不是她的前卫与不羁，而是它用斑斓的色彩，淡然的态度延展的生命本真。她是“海上鹭鸶”，在水墨的背景中，轻轻展翅，一席白翎，美得纯洁，舞得认真。　　杨璐，以一种上海女子的态度阐释生活的女画家。她的艺术简历好似一段长期的中西艺术交流历程，充沛而脚踏实地。而她的画作则像是叠拼的心灵，在明暗交替，混沌清晰中折射不同女子的生活传奇。她说“女人的天赋之一在于，可以把自己粉碎，也可以在一分钟里重新黏合。”这个天赋可不是人人有之。　　这只海上的鹭鸶，走过许多的城市，从阿姆斯特丹到慕尼黑、从普罗旺斯到布达佩斯，然而她最深的眷恋却是上海，在她的博客中这样写道：“这是一座我出生的城市，这是一座我迷恋的城市，每一块石砖上都留下了脚印。本来就不是浮起来的叶子，那是一杯浓茶。我用15年的时间，绕了一大圈以后来消化，来爱这座以前自己不屑一顾的城”。　　这样的女子对于城市有独特的品鉴，与她的对话源于艺术，却定格在各自的城市。城市承载着历史，表达着态度，演绎着故事，给艺术以底蕴，给思想以灵魂，不论是风华如上海，还是厚重如西安，大抵如此。　　本报记者通过互联网对她进行了越洋专访。 　　杨璐说西安： 　　问杨璐如果让你用颜色来代表你心目中的西安和陕西，你会选用哪种？杨璐直率地说我会使用一大块坚定的黄，上插一朵坚毅的蓝。 　　记者：你对西安这座城市的印象怎样？　　杨璐：西安对我来说更像是一个久远而熟悉的梦，虽然我还没有到过这个历史文化古城，但它的盛唐气象早已牢牢地扎根在海外游子的心里了，它给我们一种大国的底气。今年5月上海将举办世界博览会，世博陕西馆将以秦岭山水、华清池等元素来体现盛唐文化，表达 “昔日皇家宫苑、今日百姓家园”的陕西美好城市生活，我希望到时能在家乡体验底韵深厚的人文长安之旅，更希望不久的将来我能来西安真切地感受古都的悠久和大气，并和西安的同行们切磋交流。 　　记者：对上海世博会陕西选择的表达方式你是怎样看的？　　杨璐：长安的厚重给予所有华夏子孙一种无畏的勇气，她在长达千年的城市文明演进中有着不息的强大内在动力。这是一种内省力量焕发的生机。我很敬畏这种源自千年的文化基因。我认为陕西的表达应该是一种天人合一的精神体现，在一种人与自然与历史的和谐中体现的文明与进步。而秦岭山水和华清池恰恰表达了这样的精神。一座横亘中国版图的山脉，她区分了中国的南北，在一片原始的苍茫中表达着最苍翠的气息，这种气息应该是一种不绝的动力吧。想象这种大气，我会心动不已。而对于华清池，我总会首先将它印象化为皇家的爱情，在那盛世的时代，一个珠圆玉润的女人和一个执掌大唐江山天子的浪漫。这种浪漫弥漫着闪闪发光的浮华和不可一世的荣耀，但却在残酷的现实前被击打得粉碎，唯有用最美丽的诗句去弥补这不完美。 　　记者：艺术历来是世博会的重要元素，作为一名海派女画家，你如何评论西安这座城市和它的艺术？　　杨璐：就像上海滋润着我的艺术一样，西安也用它独特的氛围孵化着众多的艺术。这是具有不同潜质的艺术底蕴，上海在流光溢彩的色彩中演绎传统与时尚，多情与无奈。而西安在厚重的历史中，播撒着大气与高雅，铁骨与柔情。走过世界上许多的城市，但凡印象深刻，不是因为美丽，而是因为她们都具有独特的气质，这种气质会定格成某个画面，抑或是某种色彩，挥之不去。这种气质会像一种磁场，吸引你，并让你在这个场中被感动，西安有这种与生俱来的气质。　　记者：在你的油画中，你很喜欢用蓝红黄绿这些饱和度高的色彩，如果让你用颜色来代表你心目中的西安和陕西，你会选用哪种？　　杨璐：我会使用一大块坚定的黄，上插一朵坚毅的蓝。 　　杨璐说上海： 　　2009年，自己终于回到久别的故乡上海，和家里很多很多以前自己用的文房书画工具再次相会，还有那么多的砚台，相机和印章，那一刻，我知道自己是谁，沉睡在血液里的使命感都被这些旧物件唤醒了。 　　记者：近年来你旅居海外，走过很多地方，最喜欢的是哪个城市？
　　杨璐：最喜欢的当然是我的故乡上海。因为有太多回忆，太多感受，太多的爱，需要用一生来描绘和表达，上海让我重温生活的味道，脱离生活的艺术不是我要的艺术。 　　记者：从你的油画中能感受到西洋油彩色块和中国水墨线条的有机结合，往往背景是抽象斑驳的色块，而凸显出来的人物却有着具象精确的线条，正是这些婀娜多姿的中国式线条将上海女子的内心通过体态表现了出来。只是，你画中的女子都隐去了五官，这样处理是为了留出更多想象空间还是为了达到其他的效果？　　杨璐：我画的上海是我心中的上海，画面中的她们，有些来自我的记忆，有些来自某些熟悉情境的再现。画中人没有脸，是因为我不喜欢太满的东西，隐去的人物面部表情一方面客观上能给观者更大的想象空间，另一方面主观上让图像剥离了现实具象，就更容易抵达我内在的心象，她们面目模糊，却都着东方旗袍，或寻找，或挣扎，或痛苦，或自赏，或思念，她们是我个人情感的寄托。 　　记者：你现在是荷兰——上海———北京等几地奔波，不同地域的艺术氛围对你的创作又有什么样的影响？　　杨璐：在西方，你做什么，如何做，是没有人会来干涉和随意评论的，尤其对艺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没有好坏，只有不同，于是你就获得了巨大的心灵自由，同时因为环境的巨大差异，一系列的文化裂变，使你开始有机会了解自己的故土，探索自己的内心。20 09年，自己终于回到久别的故乡上海，和家里很多很多以前自己用的文房书画工具再次相会，还有那么多的砚台，相机和印章，那一刻，我知道自己是谁，沉睡在血液里的使命感都被这些旧物件唤醒了。2009年末我来到以前就学的城市——北京，天空比我记忆中任何时候都蓝，高远又透亮，我深切感受到北京艺术气场的得天独厚。不知道在北京的天空下，自己的绘画又会有怎样的发展，形成何等的气魄，真的很期待。 　　杨璐说自己： 　　我要做的就是在驾驭东西两匹骏马时掌握好缰绳，有时候走彼岸，有时候却被马掀翻在地满身泥浆，希望通过每一次的尝试和失败，学到更多的经验。 　　记者：从你早年的绘画中可以看到前辈大师林风眠的影响，但后来的创作越来越注重象征性和个人化，上海旗袍女子题材已成为你独特的标识，这种变化是如何形成的？　　杨璐：我16岁考入上海大学美术学院，而后又在北京中央美术学院学习，我曾执著地研习与追随林风眠先生的艺术风格，他对东西方写意艺术的深刻洞察和贯通感悟深深地感染着我，当时的赵葆康老师看了我的一些画后说：“林先生和你不是同一个时代的人，他的经历和时代背景都和你有很大的区别，你应该画属于你自己的感受。”我听了既高兴又难受，高兴的是，终于醒悟原来自己也是重要的，痛苦的是，我该如何找到属于自己的感觉。1995年我离开上海，远赴东南亚，举办了几次个人彩墨画展，但商业上的成功并没有给我带来心灵的解放。在艺术沙漠新加坡，市场操纵着每一张画面的尺寸和风格，这是很痛苦的绘画方式，完全没有自我，只需要技巧。　　记者：你找到属于自己的感觉了吗？　　杨璐：是的。但这是在我离开南洋来到欧洲之后。在印象派画家留连的法国诺曼底，阳光与云彩的交替，莫奈在这里把鲁昂大教堂和塞纳河谷的每个刹那都变成了永恒。2001年，我去法国南部的普罗旺斯和意大利翡冷翠的托斯卡纳地区沿途旅行，那儿的阳光与诺曼底相比，更为耀眼夺目，普罗旺斯让我懂了凡高，也找到了更能打动自己的东西，站在米特拉斯特狂风劲吹的乡村和荒野，处在漫山遍野的罂粟花海里，让我有了从来没有过的色彩表现欲望，让我看到了期待已久的激情。我马上画了一系列的旅途景色，色彩也是在那时候一下子变得鲜亮起来，我以为，我会这样“甜美”地走下去，但是很快我也发现，这也是阻止自己往前走的障碍，因为自己对这片土地的感情和依恋永远也比不上当地生长的画家们，这是别人的风景，如果仍然陶醉在表象的光线和色彩中，技法再熟练与完美，也无法深入灵魂，自己永远只能是那个看风景的人，我要表现自己内心的风景。 　　记者：那你是如何跨过这种羁绊找到内心的风景？　　杨璐：我选择远足旅行，我去奥地利阿尔卑斯地区，维也纳和德国的慕尼黑，柏林，德累斯顿等一些城市，看到了大量心仪已久的康定斯基，保尔克利等表现主义大师原作，与以前只有通过教科书、画册等了解的西方各阶段重要作品和美术史面对面，我再次问自己，除去一切外界因素，回到原我，自己最爱的是什么？德国之行让我深深地明白了自己，只有表现内心深处那些最深刻的记忆和感受才能真正找到自我，才能通过绘画来表达自己，我发现，上海原来始终是自己魂牵梦绕的地方，故乡一直在呼唤我，我无法忽视这种强烈地感召，我决定为自己而画，虔心投入自己的内心世界，画自己无法忘却也无法更改的记忆。以前自己还没有能力发现对上海的爱，不断地迷失，做着技巧的奴隶，在欧洲，我比任何时候都强烈地意识到，自己是中国上海人，用自己的绘画与人交流，对自己的文化身份的正式确立，这是我心理和创作历程的重要变化。 　　记者：创新意识和个人风格是成熟艺术家都要面对的一对矛盾，无论是水墨还是油画，你的“上海女子”符号在观者眼中已经有了很好的识别度，你会如何在坚持个人风格的同时开拓创新？又如何结合西方光影色技巧，去进一步发挥东方笔墨气韵的独特表现力？　　杨璐：在自己没有来欧洲前，并不能完全体会我们东方线条的美丽，在西方因为水土的缺失，水墨更显出了她独特的美。而比起来自中原文化的画家，我又感觉自己是无论如何都达不到他们那种一出手就非常中国的状态。我想这于我反而获得了一种自由，就从自己从小到大生活的那个都市汲取养分，我要做的就是在驾驭东西两匹骏马时掌握好缰绳，有时候走彼岸，有时候却被马掀翻在地满身泥浆，希望通过每一次的尝试和失败，学到更多的经验，至于未来会走出一条什么样的路，还是听从冥冥之中的安排吧。 　　记者：在架上绘画之外，有没有尝试其他的艺术表现形式？　　杨璐：在绘画之余我也在影画结合、图文结合等方面做了多元化的探索，幸运的是我有幸得到上海一位知名摄影家的热切肯定和积极鼓励。摄影的使用，使得自己的绘画语言更为纯正和突显个人情趣，我认为艺术的媒介和手段都不重要，如何表现自己的内心的疑问和困惑才是最最重要的，图像与绘画，装置，乃至文字的结合都是自己情感表达的手段。 　　记者：近年来中国当代艺术受到国际市场的追捧，作为一个70后的当代女画家，你怎样看待商业成功和艺术成就之间的关系？　　杨璐：如今西方对我国文化艺术的了解缺了很大的一个口子，西方人看到传统，看到今天，却忽略了我们在改革进程中走过的路，如果对过程不了解，也就不会理解，于是面对中国艺术的判断容易教条化，格式化，面具化。我们需要反思的是：艺术不应该是某一时代的政治工具，也不应该是为迎合某种趣味的畅销商品，更不应该是大量解释在先的观念道具。我不喜欢一窝风的东西，我觉得艺术除了宣泄个人情绪和表达个人主张外，还是需要唤起一些对人间美好情感的向往的。商业的成功不代表艺术的成就，艺术成就需看个人对自己的要求和领悟，还需通过时间的严格检验。　　杨璐（海上鹭鸶），上海人，先后就读于上海大学美术学院和北京中央美术学院，1995年赴东南亚举办个人画展并成立个人工作室，2000年赴法国与荷兰艺术创作与生活，作品分别在新加坡、日本、法国、荷兰、德国等地展出，在欧洲创作的上海表现主义SHANGHAI EXPRESSIONIST绘画系列多以上海女子为灵感和载体，2007年与上海籍女作家、电台主持人淳子合作的《上海老房子里，点点胭脂红》（上海辞书版）一书容纳了历年创作的31幅油画作品，常年在上海文艺出版社《上海壹周》上开设图文专栏，目前居住和工作在欧洲荷兰，法国和上海，北京等地从事当代绘画，影像和装置艺术创作。 （本报记者 沙 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