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踪的摄影

    北岛、李陀主编的《七十年代》收录了三十位知识界和文化界人士对于七十年代的自传式回忆文章，其中阿坚（原名赵世坚）的《我在"四五事件"前后》中有几笔无意间涉及了如今被一些个艺术家直接称为"伟大"的摄影。

    赵世坚当时是1976年4月5日天安门广场群众选出的5名进入广场联合指挥部小红楼与军警民兵谈判的代表之一。他的英雄事迹除此之外，包括领头游行和攀上人民英雄纪念碑放置花圈："我就用攀岩的动作......爬到了浮雕顶的平台，......花圈摆正后，底下一片掌声、欢乐声，此时不少相机冲着花圈以及鄙人嚓嚓直响。我当时有些‘拔刀四顾，踌躇满志'的感觉，但也意识到这回风头出大了，肯定被‘雷子'拍下来了。"果然，事后公安按图索骥查到赵的工厂，却因为照片上的他因过于激动导致五官严重扭曲而与平时判若两人，得以"逍遥法外"。

    事情到这儿颇有黑色幽默，不过更幽默的在后头。"通缉犯"一朝平反成为"英雄"，照片也成了宣传栏里鼓舞人心的历史瞬间："平反后我应《人民日报》之邀去看‘四五事件'的片子，看到我们手挽手、大张着嘴挺进国旗的那张照片，其中在左侧的我歪着头挺着胸乍着头发，一副反动样，随后我又在中国美术馆看到了这张放大的照片。"

    无疑，所有看到赵世坚照片的后来者，从照片里读到的，也正是我们现在为之定性的意义：改变中国历史的"四五事件"是广大人民群众不可压抑的由周恩来总理逝世为触发点的历史觉醒，并最终取得了历史性胜利。

    当然如此，正如我们从目前公布的、并且熟知的众多"四五"照片中所看到的：群情激昂，人潮汹涌，悲壮、无畏、坚定，为真理和光明勇敢地献身。

    但是，赵的个人经历与观察却提供了另一面："大部分演讲都以周总理当个由头，然后直接诉苦，婉转批骂......但我敢说这些广大的普通百姓跟周恩来或者一小撮‘男鬼女妖'的关系极远--对自身生活的极度不满才使人把怨忿发泄到领导层的坏人身上，把悲伤系在对一个故人的悼念上。......这是连续几天的节日呀，最高潮的时刻是4月5号--它已不是清明节所能概括的：不是清冷，而是热闹，不仅明亮，而且晃眼。......照说人们的表情应该肃穆端庄甚至压抑，可我发现大多数人的脸上满溢着兴奋、复仇、解放甚至欢快。"而且，赵这样的亲身纪录在近年慢慢浮出的材料中并不鲜见，亦并非孤证。

    问题是，我们曾见到过与这样的亲身经历相一致的照片么？我们曾在照片中看到过这样真实存在过的脸与表情吗？

    或许是笔者孤陋寡闻，但确实有一些影像被有意无意地"失踪"掉了，正如它们所凝固的记忆，当时是那样鲜明地活过，迄今也并未死去，但你看不到它们、听不到它们，即使是影像中的主人公，如赵，也无法左右自己被解读的命运。

    摄影的独特生命，在于它对人类记忆无可替代与得天独厚的优势。摄影的伟大在于，每一次按下快门，都可能是在为记忆留下重要的见证。可是，记忆与记忆并不一致，甚至并不友好，它们会互相格斗、篡改甚至否定。因而，与一部分记忆有关的摄影会失踪，而那失踪的摄影，或许恰恰寄系着摄影最本质的灵魂。

    赵世坚如今仍然生活在那些个摄影失踪的原发地，"以写作、当半专业运动员或旅行向导谋生"，他毕竟经历了那样一个非同寻常的年代，而且还能继续看到记忆与摄影在现实上演的情景剧。在前些年颇为热闹与引人眼馋的图片市场上，与他所经历的"文革"相关的照片据说卖出了不菲的价钱。"文革"似乎永远是最容易"艺术"与最好"卖"的元素之一。看来，记忆还很值钱，可以变现，当是时，江湖多少英雄儿女竞折腰--一[FS:PAGE]场接一场的拍卖会，一山更比一山高的价格神话，一拨又一拨如饥似渴如天授密笈的传经布道：什么样的照片能卖钱？怎样包装能卖更多的钱？哪里能找到想撒银子的老外？......很多，很细致，很标准——但统统与记忆无关。

    相比于赵的时代摄影"被动"的失踪，在自由宽容得多的21世纪，摄影终于"主动"地玩了一把失踪。

    "艺术是宿命的，就是诚实的，所以它值钱。"然而货币杠杆告诉你艺术是制造的，只要投机对路，就可以供销两旺。至于记忆，那是多么费力不讨好的事情！所以在市场上卖的，只能是"图片"，不会是"摄影"。

    仅仅两三年，这个"升值潜力无限"的市场就被扣上了"泡沫"的帽子。其实只是一个很简单的游戏：大家高高兴兴热热闹闹玩击鼓传花时，不动声色的秘诀在于自己决不能成为最后一个接棒者。房市股市如此，"图市"亦如此。图片被疯狂地传递着，价格或许表现为一路飙升，但价值或许是持续递减，因而，最后一棒扔不出去的时候，最大的数字正是最深的陷阱。

    再回到赵世坚的"照片背后的故事"，生产和启动记忆的人并不能预知记忆此后的命运，但有一个道理，生产和启动记忆的方式对记忆的存在是有相当影响的。"四五事件"的天安门，相机只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其中相当一部分是拥有特殊权力的人，其传播在官方和民间各有其姿态。而无论如何，都有一种郑重其事。现在，随便在大街上行走的一个人，即便是"出来打酱油"的，也能毫不迟疑地掏出家伙来拍摄他认为需要拍摄的东西。傻瓜相机、比傻瓜相机更傻瓜的手机，全世界每一秒钟可以产生数以万计的电子影像，照片像潮水冲上沙滩一样汹涌泛滥，同样，潮水退去的时候，沙滩上空空荡荡，什么也没有留下。数码技术飞快地拆除所有它可以攻克的藩篱，一马平川任意驰骋确实给人自由的快感，所有边界都被模糊之后，另一重焦虑和迷失接踵而至：座标在哪里？身份如何确认？行为如何定义？所有人都能举起相机的时候，摄影师在哪里？照片已经成为视觉和经验的负荷时，摄影在哪里？

    随时随地可以说话的空间里，最大的可能是，什么也听不到。颇为疑虑的是：一些个艺术家高呼摄影万岁时，他们真的这样想吗？

    当下的记忆，多半已退化成纯功能性的条件反射，多半与物质与消费的紧张与压迫相关，可以调侃，却不可以相信；可以娱乐，却不可以回味；可以俯拾皆是，却是断臂残肢，只与按动的那一秒有关，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这一次，摄影以无处不在的形式"失踪"。

    2010年的新消息是《华盛顿日报》裁掉了全部摄影记者，只保留两名图片编辑。在纸媒被网媒取代之前，摄影记者是否将成为最早一批被"失踪"的人？

    在某次有近一百个影展的摄影节上，我问一位摄影师："展览都看了吗？"

    "看了！"他洋溢着兴奋。

    "你印象最深的有哪些？"

    他张大嘴巴，半晌无语，极力回忆："好像......呃......有一个人体摄影展，想看还没看着。"

    我们几乎从不考虑灵魂的事儿，因为它虚无飘渺。但它在与不在，却是泾渭分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