佩奇——纪实摄影的承前启后者

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性格特征，才成就了一位引人瞩目的摄影家。他最为重要的作品都是在短短的几年中完成的，集中于 1944 年到 1950 年之间。而他的创作峰巅，也就是在 1949 年到 1950 年的一年，当时他是古根海姆基金会的成员。整整的十二个月几乎让他耗费了全部的精力。他的作品似乎在挑战所有的一切，尤其是摄影领域的方方面面。他首先自我建立一种观念，然后逐渐在一个过程中冷酷无情地加以自我批判，继而转向另一个可能更高的层面。正因为这样，他锻造出了一种新的摄影视觉，一种具有新鲜活力的纪实力量和审美的观照，从而构成了非常个性化的人格表达语言。

在他那个时代，佩奇的作品应该是值得尊重的。然而他计划在 1950 年出版的画册《纽约》，却因为他的理想主义色彩而无法得到出版商的理解，导致了流产。于是在 60 年以后，也就是摄影家去世 20 多年以后，我们才得以有机会完整地看到这本画册的诞生。也许这样一种纪念的方式，也是对艺术史的挑战。

画册的出版接近于佩奇生前的预期，当然如今已经成为一段历史。我们也只能通过想象，尽可能还原半个多世纪前的故事和情调。

是否可以这样说，佩奇这十年实践的重要性，就在于提供了美国摄影两个最伟大时代的连接点：前者就是 30 年代到 40 年代以农场安全局为代表的具有人文关怀的社会纪实风格，后者则是 50 年代街头纪实摄影所形成的主观化的、诗意的、以及更年轻一代的表现主义风格。从本质上说，佩奇以其预言的方式跨越了多萝西娅·兰格和罗伯特·弗兰克的审美世界。他对古老的传统致以敬意，并且创造出了未来可能的元素。这样一种个人化的、具有先见之明的实践，从而确立了佩奇无可动摇的核心地位。在重新评价他的成就的同时，我们也有机会对他那个充满活力的时代有一个全新的认识。

回顾历史， 1950 年 11 月 20 日晚上，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有一个题为“什么是现代摄影”的专题研讨会。主持人是博物馆的摄影部主任爱德华·斯泰肯， 500 多听众蜂拥而至，将现场挤得水泄不通。人们都想知道出席研讨会的十位美国摄影的重要人物探讨摄影艺术，并且看看谁更能代表这一个时代的美国摄影。这十位摄影家是：玛格丽特·伯克—怀特，沃克·伊文思、乔·米利、莉赛特·莫多尔、赖特·莫里斯、荷马·佩奇、欧文·佩恩、本·沙恩、查尔斯·席勒以及阿隆·希金斯。

斯泰肯之所以选择这些发言者，基于两个方面。一个是他们在这一领域的威望，同时也希望呈现多样化的空间。荷马·佩奇是这一群人中最年轻的一个，他的发言涉及纪实摄影新的发展趋势，以及自己的实践，用斯泰肯的话来说，就是“我们的存在和生活的方式”。佩奇的发言简练，具有深度，却充满了丰富性。

他这样说道：我觉得今晚的发言有一种责任感，所涉及的是年青一代所谈论的纪实摄影家的发展趋势。我以为这一趋势所具有的重要性，将会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得越来越重要。总体上看，我以为有一种脱离传统客观报道纪实的方向，变得更为私密化、个人化、以及拍摄的主观性。 [FS:PAGE]

他继续说：我尤其认为，有两种趋向对于我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一种趋向就是它的积极肯定一面。它所记录的生活是健康的、充满活力的、甚至有时候是幽默诙谐的。也就不再是枯燥乏味的。我想需要一些新的、受欢迎的领域，取代仅仅是批评的、绝望和被剥夺的拍摄。有两位人物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这就是鲁斯·奥金和陶斯·松本。他们的照片看上去很轻松，看了会让你笑，或者至少对自己微笑。也就是说，在整体上给你的感觉让你不会对我们的世界感到绝望。

另一个趋向就是往另一个对立面发展。也就是希望得到一种新的真实——一种影像中清澈、毫无隐瞒的真实性，这是以往的纪实摄影所无法达到的。我以为他们所关心的，并不在于生活是“什么”，而是和“为什么”关联。他们更多地是提出问题，而非给出答案。从这一点看，路易斯·福勒就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位。我以为他的作品具有探索性和令人困惑的地方，带有一种不可思议的诗性。他会通过一个新的视点带你观看传统的真实。他的影像真的让我无比兴奋。这些作品会让我感到不安和疑惑。在他的影像中的确捕捉了大量不可思议的神秘，留出了可以让你的思维能得到漫游和探索的空间。

他最后说：我想尽管这两个趋势有着非常的不同点，但是却在健康地发展。第一个趋势的发展已经很明显，第二个因其记录了混乱甚至所引起的困惑，引起了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警觉。我以为这些对于当代年轻摄影家的走向是非常有价值的。除了我所提及的代表人物之外，还有很多人都在实践之中。随着时间的发展，他们会益发凸显其价值，改变纪实的理念。

六十年以后的今天，我们发现佩奇当年的观点真的是真知灼见。他精确地做出了时代的定位：将温文尔雅的、具有暗示意味的人文主义价值的社会纪实空间，和锋芒毕露、更具探索和困惑的视觉空间区分开来。他所提出的“纪实理念”一说，就是希望能够通过照相机更好地理解当代社会。

更重要的是，佩奇不仅在理论上对这一时期的“纪实”或“街头”摄影方式提出了挑战，同时在实践的领域，经过自身的努力，以其作品提供了一种新鲜的、以视觉为中心的范例，从而向未来致意。然而摄影史却偏偏遗漏了当时发言的这十分之一，遗忘了佩奇当年的真知灼见和他的实践。也许今天，需要我们重新审视的时候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