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决定观看，还是观看决定语言？

  
 在“纪实转向”的进程中有一种倾向，即“拍什么”远比“怎样拍”重要，“内容”远比“形式”重要。从观看伦理的角度说，这一倾向是可以理解的，而且在“转向”的初期确实具有积极的意义。然而，这种倾向的深层征候，其实是对摄影语言的漠视和误判，当“转向”进入纵深阶段后，由此带来的弊端也就暴露出来了。就如我在前面提到的，当摄影人都掉转镜头去拍老少边穷脏乱差，每天都不断地去复制大量的现实碎片时，这个问题就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了。

 这种倾向的思想源头，其实可以上溯至上世纪40年代的中国左翼文学。其特点就是将“内容”与“形式”割裂并二元对立化，在强调“内容”的绝对重要性的同时，无视“形式”作为语言的本体性，而只是将“形式”看成是为“内容”服务的工具。我们都知道国内以往文科教学的基本模式：先分析所谓的“主题思想”，再分析什么“艺术特色”，然后的既定套路一定是：本篇作品通过什么什么……表现了什么什么……就正是这种思维模式的必然结果。当“内容”被置换成已被预设的政治信条，“形式”被置换成文学技巧或艺术手法时，“形式”为“内容”服务也就顺理成章地演变成了文艺为政治服务。而且还不是什么样的文艺术都配为政治服务的，因为“内容”早已规定了可以为其服务的御用“形式”——诸如那些什么自然主义、唯美主义、象征主义、超现实主义、黑色幽默……统统滚到一边去！

“形式”为“内容”服务的最终结果，是“形式”的彻底死亡。

 现当代的文学史研究已经证明，当年那套左翼文学的话语资源，导致了文学的退行，险些毁掉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白话文学。这样的经验教训，我们今天不可不察。

 那么是不是反过来，把“形式”看得比“内容”更重要就正确了呢？西方的形式主义文论里，确实也有过这样的倾向，认为“内容”其实是被“形式”所决定着的，或者认为仅仅研究文本的“形式”就已经可以揭示所有的文本奥秘，从而将“内容”悬置。这种情况至“文化转向”以后有所改观，“文化转向”又被称作“意识形态转向”，通过“文化研究”、“意识形态话语分析”等方法，将原来被统称为“内容”的东西细分，并在更深的话语层面里分析其编码。我的“超隐喻理论”就是一种针对汉语特殊语境的“意识形态话语分析”。在这样的话语分析中，“内容”与“形式”不再是割裂的，而是一体的。“内容”只有作为形式的内容，“形式”也只有作为内容的形式时，二者才有意义。我在《超隐喻与诗学》一文中对这点有详尽的论述，我提出来的文艺观——“文学的最高境界，不是驾御语言而是解放语言；摄影的最高境界，不是驾御影像而是解放影像”，也正是在这样的理论前提下提出的。

 纪实摄影要不要摄影语言？可以肯定地说：要。不仅要，而且摄影语言在纪实摄影中永远都是第一位的，就如雅克·拉康强调能指在这个世界上永远都是第一位的一样。那么摄影家的社会责任感，直面现实的勇气……难道就不重要，不是第一位的了吗？这样的疑惑本身其实就是对摄影语言缺乏深入研究的结果。首先，纪实摄影的摄影语言与纪实摄影家关注现实的社会责任感，这两者根本就不是一个层面上的问题，所以完全谈不上彼此矛盾或需要取舍。纪实摄影的摄影语言相当于索绪尔所讲的“语言”，而那些具有社会责任感关注现实的纪实作品则相当于这个大的语言系统中的一种“言语”。用中国传统式的话语讲，也可以说好比“体”与“用”的关系，“用”是不可能替代“体”的，就如再伟大的棋手也不可能去挑战游戏规则一样，因为棋手的棋下得再好再伟大，那也只是“言语”，而游戏规则永远是所有棋手都要遵守的“语言”。

 误以为只要具有关注现实的社会责任感，就可以不要摄[FS:PAGE]影语言的想法，其实仍是以往那种把“形式”看作为“内容”服务的语言工具论的残存。以为摄影语言仅仅就是些玩弄光影的技巧，以为摄影语言就是把照片拍得更漂亮的手段……语言不是工具，而是本体。这个在今天已经被广泛公认了的基本原理，一到具体应用的时候就又会被语言工具论那套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所扭曲。这个问题得不到正本清源，摄影以及理论都将永远糊里糊涂。

           其实，那些貌似不讲究“语言”的纪实摄影，也同样是“语言”系统中的一种“言语”，就如“反修辞”本身也是一种修辞的道理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