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访北京大兴社区化村庄：12个村3年零发案

    北京大兴“社区化管理村庄”实地探访

　　建栅栏、安街门，封闭不常用的路口，人员和车辆持证出入……继今年4月北京市大兴区部分村庄率先试点社区化封闭管理后，北京市昌平区首批44个村庄社区化管理工作已于8月1日启动，一时引发争议。据有关负责人介绍，主要是借鉴了大兴的经验模式。

　　大兴区试行广受关注的“村庄社区化管理”已逾4个月，成效如何？外界所谓“封闭村庄”里的人们，究竟过着怎样的生活？

　　本报记者近日探访了三个社区化程度不同的大兴区村庄，那里和外界传说的并不一样。

　　村里人不“围城”

　　18岁从河南来到北京的丁霞，曾在北京市海淀区生活了6年，在来到寿保庄村之前，她根本不知道，高楼林立的北京还有“地地道道”的农村。

　　村口那扇铁栅栏门，已经出现在诸多新闻照片里。在门口登记姓名、电话、身份证号后，就可以进去。中国青年报记者没有被查验所写是否属实，离开时也不需登记。

　　走进那扇门，丁霞就在寿保庄村的主街上开店，卖5岁以下小孩的衣服。她的生活颇为宁静，租住10多平方米的房子，8点开门，晚上10点关门，“主要是外地来的顾客。本地人不多，所以孩子也少”。

　　她坦然地离开，去拿出入证，留下记者一个人在店里。绿色封塑的《寿保庄村流动人口出入卡》上，有她的照片、姓名、原住址、身份证号、联系电话等基本信息。

　　《出入卡》背面写着使用须知：“流动人口到达暂住地当天，必须到暂住地来京人员和出租房屋服务站办理租住登记，3日内必须到派出所办理暂住证。此卡只能本人使用，不得转借，搬离暂住地后交还此卡。”

　　“就是进大门时需要拿出来看一下，其他时候都不需要。像我这样长住的，门口工作人员都认得，还用得着看吗？经常就是互相一笑就进去了。”

　　在丁霞心里那笔账上，每月交给村里水费、卫生费一共10元，每月300元房租，500元店面租金，日常开支生活费1000元左右。“主要是衣服、洗头水什么的费钱。你要问我一年攒多少钱？那没有，都在店上面押着呢。”

　　村里的物价不比北京城里低多少，菜价多在2元上下，最便宜的米2.4元一斤。“我开店比上班好点，自由点，如果是打工，1个月1200多元还不够开支呢。”

　　“一个人在这儿，我很安心。”丁霞说。

　　同样来自河南的老李一家，租住的是胡同里较便宜的两间北房，每月房租200元。约10平方米的屋里，床边堆着全部锅碗瓢盆和剩余饭菜，靠着墙边，老两口收回来的红绿旧衣服组成了另一堵密不透风的墙，似乎一扯就会爆发崩塌的洪流。

　　屋外的灶台勉强被雨棚遮住。“下雨就没办法做饭，打着伞做饭，有时候就吃一顿、两顿。夏天尤其是下午特别热，只有个小电扇在屋里扇。老头子实在受不了了，就到外面木板或地上，躺下就睡。”58岁的妻子说。

　　这家的大儿子在老家种地，二儿子和儿媳在大兴区做园林工作，三儿子在街边卖水果，在别处住。儿子来了10多年了，老两口来了4年多了，原先在西红门镇上住，去年拆迁后搬来这里。“原来这块都110元、120元房租，现在都涨价啦！”

　　两个孙辈在附近镇上读小学一年级和三年级，每学期交600元。“刚来北京时，孙女才到我大腿一半高，现在长到胸口这么高了。她普通话说得可标准、可好听了，他们老笑我说不好。”皮肤黝黑的老人笑着说。

　　老人的脖子后面贴着一大块膏药。“我们老两口一天收废品能挣30元到50元，而一年治病就要花四五千元。儿媳得过癌症，治病也不能不帮。又是呼啦一下”，她人往前一扑双手，伸直重重往下一甩，“钱一下就没啦！”

　　“但我们一家在这里，比在老家好多了，好太多了。一家人每天回来能团团圆圆，就挺好。”老人笑着说。

　　村中一些人家除了门牌号，门口还统一贴上了“出租房屋××号”。坐着乘凉的谢大妈家，去年楼房翻新盖了三层，自己装上了防盗门窗，一楼的12个隔间都是租户。

　　“我们家一间200元，算便宜的。租房的有装修的、个体的、公务员，有河南、山东人……山南海北哪儿的都有。”老人介绍说，家里的儿子、女儿现在村委会帮忙做人口普查，“活完了就在家歇着”。

　　巷子两头电线杆上装有白色的监控摄像头，并不显眼。

　　“能照多远？”记者问。

　　“能照60米。”不识字的68岁老人没有犹豫就说。

　　五年里的“沧海桑田”

　　村庄的社区化管理到底是什么？

　　北京市公安局大兴区公安分局陈德宝局长打了个容易理解的比方：“就是和城里小区的做法一样，但我们有完全不同于城里的特殊性。”

　　在寿保庄村警务工作站站长曹长元的记忆里，几十年前，村里是通向四方的大片田地，因为村子离南苑机场跑道只有2000多米，村里孩子还能老去飞机跑道上玩。

　　“2005年前后变化挺大，就像车似的突然加了速。随着城市扩大，我们成了城乡接合部。我觉得发展是正常的，城市发展都是水到渠成的事。”曹长元说。

　　“我家的房子过去是在田中央的，是这里唯一的一间房子，周围这些原本都是田。”一位40多岁的本地居民在自家去年刚翻新的房子前，略带自豪感地挥着手。她家门前种着玫瑰花。

　　现在，她家成了一条100多米长的胡同，邻居有本村人，更多的是外地人。每天从晚上七八点开始，直到深夜，都有劳累了一天的人们陆续回来。

　　近几年，大兴区的流动人口达59万，远超过长期居住的本地人口，一度形成92个人口比例10:1甚至15:1的人口比例倒挂村。

　　其中，大兴区北部逐渐成为了外来流动人口的聚集地。有本地村民扳着指头数：“区内西红门、南苑等地区拆迁了，旧宫、瀛海镇拆了，黄村镇、孙村拆了，暂时没有动的就我们了，所以来这儿租房的人越来越多。”

　　原先“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村民，现在改变了生活方式，出租房屋成了他们重要的收入来源。两层以上的楼房大都是去年盖的，使可出租的房间数增加了两到三倍，甚至有人在菜地里也建起了房屋。

　　在老三余村，这个月，村民委员会向每户人家发了《致老三余村广大居民的一封信》。信中说：“目前，村南、村西、村北的550亩菜地，正在被各类违法建设所侵占。……我村将于8月10日至9月15日对其进行重点整治。”

　　这里说的“重点整治”，就是腾退、拆除违法建设。村委会未来的规划是：“在村北建占地122亩的生态休闲公园，并配备绿色停车场和便民菜市场。在村西、村南、合顺庄428亩土地上建林木景观带，为居民提供娱乐休闲的场所。”

　　中国青年报记者走访村北、村西几户属于违法建设区域的居民，居民都了解拆除的事，但目前村委会还没有进一步动作。“现在违法建设越来越多，情况越来越混乱，应该予以拆除。要是不拆，明年违章建房的会更多，这样不公平。”村民董奶奶说。

　　在村庄实行社区化管理之前，这些村庄各种警情高发，一些出租的小饭店、小发廊、小洗浴店、小网吧等场所“藏污纳垢”严重。过去有带着孩子租住的外地家庭，丈夫晚上值班回不来，妻子就只好搬来桌子，把临街的门顶住。

　　“有的村子本地人口8000人，外来人口反而上万，村里多了1万人是什么概念？就是别的地方一个镇的人口！”陈德宝局长说。

　　而北部五镇地区，更是形成了“治安洼地”。陈德宝局长举了三个“80%”：“全区犯罪案件的80%在北部五镇，80%的犯罪者、80%的受害者都是暂住在北部五镇的流动人口。”

　　高大爷就曾经在大白天被偷过。“2008年夏天的一个中午，我在屋里睡午觉，忘了关大门。正睡着，忽然听到有钥匙的声响，睁开眼一看，一个男的已经把我腰上的钥匙拿了下来，正准备开柜门！我大喊一声，小偷急忙逃走了。还好我叫得早，只有裤兜里的几块钱被偷。”

　　这些村庄的治安情况为什么难以改善？

　　陈德宝局长介绍说，一大原因在于，村庄基本处于原始开放状态，规划无序，四通八达，有的村子自然形成的出入口竟有20多个。违法犯罪人员作案后容易逃跑，民警一般只能实施突击式检查。“我们执法人员一查，犯罪分子就和我们兜圈子、打游击，查完再回来，所以屡清屡还原。”

　　同时，流动人口也不主动办证。而处罚措施是，第一次发现进行警告，第二次发现罚款50元，威慑力不足。“越是犯罪分子，他就越不登记。”

　　“不是简单建起了围墙”

　　“村庄的社区化管理不是简单地建起围墙，将违法犯罪人员挡在了围墙之外。是人防、物防、技防措施的有机结合，才有了今天的效果，不能简单地归纳为建起了围墙。”陈德宝局长说。

　　目前，大兴区共有53个村实行村庄社区化管理，第一个试行的是西红门镇大生庄村。随后，金星地区16个村庄成为首批试点村庄，当前，黄村镇、旧宫镇、瀛海镇、青云店镇、北臧村镇的37个村庄正在推行。

　　“今年来，公安分局社区民警深入村子，逐一踏勘，绘制地图，变‘成天追着案子跑’为‘深入责任区，管好责任田’。”陈德宝局长说。

　　两颊都有红色晒伤的本地人陈瑞，是负责大生庄、志远庄两个村的社区民警。

　　“我一过完年就开始在村里登记，一直走啊走，走到六七月，就晒糊了，紫外线过敏。”他笑了一下说。这两个村子，他前后走了半年。

　　刚开始，陈瑞的工作也曾举步维艰。“我必须趁居民在家的时候上门，所以只能赶大早和晚上。早上5点到7点半、晚上7点半到10点半，都是走门串巷的时间，正常8小时工作还不能耽误，那会儿是真累。而且，我不是这里的村民，一开始敲门，人家都不搭理你：‘你谁呀？’”

　　那么，陈瑞是如何打破村庄老百姓的冰面的呢？

　　陈瑞笑了：“我多为人家服务帮忙，帮着办个证，大家就慢慢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了。现在我不用天天走了，搬个凳子门口一坐，就有一群大姐上来聊天。”

　　寿保庄村全村819人，而255个出租户、1700多间出租屋内，承租流动人口有5160人。在村综治中心的全村大地图上，标着红、黄、蓝、绿、紫等8种颜色，有的家庭标着一个数字，有的标着两个数。

　　“全村分为8个片区，每种颜色代表一个流动人口管理人员的负责区，一个人负责不到30户。数字是门牌号，如果他家出租房屋，还要标上出租房屋号。流管员的工作内容是‘来了登记走了销’。”寿保庄村警务工作站站长曹长元介绍说。

　　中国青年报记者了解到，巡防员和流管员大都由本村人担任，属于群防群治性质，而不是公安民警，由村、镇财政承担工资。

　　曹长元站长介绍，流管员下片时间最少是7小时，上下班要按指纹机考核。“镇财政给每个人补贴700元，我就设定考核70分，这样就落实到1分等于10元。为什么这么严格？我们不能叫人白干活。”

　　对巡防员、流管员来说，天最冷和最热的时候，也是最忙的时候。“天热防范是最艰巨的，天热大家都开着窗睡觉，偷盗案件就多。火灾、电器电线着火的次数就多，喝完酒闹事的也多。天最冷的时候，则是元旦前的失窃被盗高发期。”

　　“人最需要的是什么？我觉得第一是身体健康，第二是和谐稳定。我们要踏踏实实给老百姓干点实事，能做的就是把这两平方公里管好。”曹长元站长说。

　　陈德宝局长介绍了村庄社区化管理的五条工作思路：一、趋同管理。流动人口与户籍人口同等对待、同等服务。二、改建先行。通过“筑围墙、安街门、把路口、设岗亭、人车凭证出入”，对原有开放失管的自然村落，实行相对独立建设、井然有序的社区化管理。房屋出租户一律统一挂牌招租，租赁给合法经营、务工的流动人口。三、整合建站。将“三站一室”社区警务站、流动人口管理服务站、巡防工作站、民调室整合为村综治中心，由社区民警与村干部协同，发挥“实有人口管理、安全防范、治安管理、信息搜集和服务群众”五大职能。四、配强力量。在村庄内配齐了流动人口的5‰、实有人口的2.5‰比例的巡防队员和流动人口管理员两支村庄专职防范力量，及指导职责的社区民警，明确职责任务，规范工作环节。五、科技创安。根据村庄内街巷数量分布等情况，确定监控探头数量和点位，进行统一安装，建立镇、村两级监控平台，全天专人值守。

　　“我们也是从2003年非典的时候开始逐步积累了管理经验。”曹长元站长回忆，2003年一开始村口比较简陋，就由人站在两头，拉上一根绳子，检查完就把绳子一松放行。“现在就好多了，村内原本有16个摄像头，今年镇里又配了13个，基本做到了全覆盖。除了小胡同的监控死角要巡视，晚上在监控室那一坐，全村情况都知道。”

　　陈德宝局长说：“村庄的社区化管理，人民群众满意不满意是根本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每个村召开村民代表会议，社区民警和村干部入户，广泛征求村民意见，讲清：“社区化管理既服务本村村民，又服务流动人口，本村人也都得办出入证，环境和治安好了，也没让群众掏一分钱。”

　　同时，为切实保障流动人口参与社会管理的权利，明确规定村综治中心必须吸收一名流动人口代表参与管理工作。

　　“通过宣传，解除了一些村民一开始对实行社区化管理怕不方便、怕乱摊派、怕影响生意的顾虑，消除了一些流动人口怕受排挤、怕受歧视、怕受刁难的误解，赢得了广大村民和流动人口的理解和支持。老百姓不支持你，你就没有生命力。”陈德宝局长说。

　　“三年零发案，真是尝到了甜头”

　　陈德宝局长说，我们过去在社区的任务完全是从治安的角度出发，也就是管理区域“不窝贼”，但如今则扩展了更多“现代内涵”：环境卫生、管理违章建筑、社区服务功能和文体娱乐活动建设。这里每一句都不是空话。

　　“最直观的一点就是，卫生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陈局长说。

　　中国青年报记者走访北部多个村子，村民对实行社区化管理之后最明显的感受就是：街道变干净了。

　　“以前是‘各人自扫门前雪’，现在每条街道都承包到个人，由专人上下午两次定时来清扫，给居民带来了方便。这些清扫人员每天早上8点上班，下午5点下班，每月工资1300元，打扫不干净要被扣工资。”老三余村的高大爷说。

　　在社区服务功能上，最明显的变化是劳动部门的介入。

　　陈德宝局长说：“在过去，劳动部门没有依托社区力量，缺乏村庄无序流动人口的务工信息，进村两眼一抹黑，找谁去？而如今，村里那些安全不达标、或者不给外来务工人员上保险、给他们各种不公正待遇的低劣小作坊、小企业，都正在得到规制。”

　　在文体娱乐上，原先自然无组织的村庄，现在开始进行社区和村庄之间的联谊活动。

　　“大兴区实行村庄社区化管理，目的就是以此优化治安和生活环境，让广大农村群众和流动人口同样享受到城市化进程带来的好处。”陈德宝局长说。

　　北京市公安局大兴区公安分局向中国青年报提供的最新统计表明，2010年4月底村庄社区化管理全面启动以来，首批推进的16个村庄110警情和刑事发案数同比分别下降近56.8%和77.6%以上，其中社区三类可防性案件同比下降67.7%，12个村实现了可防性案件零发案。

　　村综治中心民调室先后调解、化解村民矛盾纠纷180余件。通过对部分村民和流动人口抽样调查，实行社区化管理之后，当地群众对治安状况的满意率达到88.5%，生活环境满意率达到95.5%。4个月以来，约有1.8万原本未办证件的流动人口主动办了证。

　　8月18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副书记王乐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刘淇到大兴区调研指导社会管理创新工作。

　　王乐泉在参观村庄后讲话强调：“大兴区实行村庄社区化管理，创新了社会管理的手段，使村庄的面貌发生了重大变化。要认真总结经验，大力推广。要把城中村、城乡接合部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纳入城市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完善基础设施，改善生活环境，健全基层组织，延伸公共服务，真正把城市文明辐射农村、惠及农民和流动人口，让他们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

　　陈德宝局长介绍，现在正是一个节点，今年9月底，将在大兴区城乡接合部另外37个村实行社区化管理。

　　“第一步目标是保持现状。长期来讲，要对村庄的承载力进行测算，不能一间房住10个人、8个人，也不能违章建筑密集，一着火就会‘火烧连营’，低劣的小作坊也得清整，慢慢规范。”

　　“社区化管理绝不是3天热闹就完了，必须建立起长效机制。这么大的投入，如果几天又没有成效了，就对不起纳税人的钱。大生庄村3年来实现零发案，真的是尝到了社区化管理的甜头。”陈德宝局长说。

　　高大爷退休后在家闲不住，现在在金星乡当起了临时锅炉工。每天早上5:30骑着自行车去上班，中午12点钟下班。“实行社区化管理之后，每个胡同两边都设了门，而且早晚有人巡逻，治安情况好多了，我们正常的生活也没有多少改变。”老人家笑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