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早期的摄影年鉴,有一个共同特点,它们的出版均得益于大学教授或大学学子的创意。1925年,获博士学位的刘半农回到祖国,受聘于北京大学,次年经同事陈万里介绍加入了北京光社。刘半农亲眼目睹了光社的人才济济、艺术成绩斐然,曾举办过数次影展,于是萌生了出版摄影年鉴的想法。1928年,由刘半农编辑的《北京光社年鉴》面世,转年又编辑出版了《北平光社年鉴》。1931年,复旦大学的摄影学会,在连续举办三届影展之后,复旦学子也萌生了出版《复旦摄影年鉴》的想法。
上世纪20年代初,上海高等学校的摄影组织如雨后春笋般的成长起来,如:震旦大学、同济大学、大同大学、圣约翰大学、复旦大学、沪江大学等,每所大学均设有摄影学会。大家熟知的我国著名摄影家林泽苍,他的摄影生涯,就是得益于大学的摄影学会。1921年,林泽苍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曾在摄影学会组织的摄影比赛中夺魁,1924年,被推选为学校摄影学会的会长。 四年的校园生活,林泽苍除了完成必要的学业之外,其余时间全部倾注于摄影学会的会务。1925年8月22日,刚刚跨出校门的林泽苍,便在上海创办了中国摄影学会,同时还创办了中国摄影学会画报,画报每周一期,连续刊行12年之久,期间从未中断过。上世纪20年代初,在上海的高等学府之中,圣约翰大学摄影活动搞得有声有色,到上世纪20年代末,摄影活跃期又轮到复旦大学。前者凭借着“摄影巨子”林泽苍,后者则依靠赵澐、张敏光、曹祖光、徐霈等四位影坛新秀,复旦四位学子的不懈努力,为复旦大学的摄影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由此便在中国摄影史册中留下了浓重的一笔。
复旦摄影学会在赵澐、张敏光、曹祖光、徐霈的组织和领导下,从1928年连续举办三届复旦艺术摄影展览,影展不但在校园内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而且还得到了社会上的广泛关注,人们通过上海出版的纸媒《图画时报》,得知了复旦大学中有这样一群爱好摄影的学子。 1931年寒假刚过,为了印制一期复旦摄影会刊,分发给本会会员,负责学会广告部的张敏光、张兆荪、蔡天铎同学便在报纸上刊发消息,没料到订单居然超过了500份,且大部分订单来自于社会。一份会刊得到了上海广大摄影爱好者的认可,经四位学子商议,决定借此机会宣传复旦摄影学会,将三届影展的部分作品挑选出来,会刊改为年鉴,对外公开发行。
1931年5月,16开本的《复旦摄影年鉴》面世了,上海摄影先驱胡伯翔和《中华摄影杂志》编辑朱寿仁,分别为年鉴撰写了序言。著名书画家朱应鹏、复旦大学校长李登辉、著名摄影家郎静山、华社创始人之一张珍侯、《中华画报》编辑胡伯洲、《美术杂志》编辑陈秋草分别为年鉴题词。年鉴收录了复旦三届影展精品66幅,每页刊载作品一幅。在第67页上,载有赵澐、张敏光、曹祖光、徐霈四人撰写的编者的话,文中写道:“我们的目的,不但只是简单地给看的人以一个有生动性的美化印象;同时还是负着改进和光大中国摄影艺术的重大使命。”第68页为四位影坛新秀的近影,第69页为出版页,第70页为复旦摄影学会章程。在年鉴的前后各8页均为商业广告,这样可以适当减轻年鉴的印制成本,为此,编者的话中还着重强调:“ 本鉴以求摄影艺术的普及化,在定价方面是特别廉宜,这一点是值得郑重向诸君说的。”
在年鉴上,我们可以看到非常熟悉的摄影家:聂光地、周逖、方文槐、王中枢、陈昺德(图画时报的特邀摄影记者)等等,而且年鉴中有的作品名称也特别风趣、含蓄、寓意深远,比如徐汇浚拍摄的《一声声唤破了人家好梦》,与今天的生活有些相似,有时我们睡得晚或上夜班,清晨还在鼾声大作,甚至正在做着迎娶新娘,拜天地,一只脚已经迈入洞房的黄粱,楼下的流动小商贩的叫卖声,一声高过一声,直至唤破美梦为止。还有《阶前小坐待谁来》,作品名称起得很微妙,不愧为复旦学子,要是搁到今天,请某位摄影伪大师给作品起个名字,什么“盼”啦,什么“待情郎”啦,什么“俏佳丽”啦,名子起得要么是非常直白,要么就是比较媚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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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上海华社的胡伯翔、朱寿仁等人本着:“促进我国摄影艺术发展,表现东方摄影文化的精神,向世界宣扬中国的文化艺术。”的宗旨,筹划出版一本《中华摄影年鉴》,当年已向全国征集摄影作品,到1932年初,年鉴所有稿件齐备,正要印制时,忽遭“一·二八上海事变”《中华摄影年鉴》活生生地被窒息在母腹之中,提及此事,华社社员无不十分惋惜。值得庆幸的是《复旦摄影年鉴》从筹划到出版,仅用了数月时间,1931年得以出版,否则《复旦摄影年鉴》的命运难卜。(文/赵俊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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