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死亡的影像

跨越死亡的影像

——评赵青摄影作品集《重生录》

李楠

 

《北川废墟上的幸存者》荣获第52届荷赛日常新闻单幅银奖

 

 

    摄影与死亡，有着天然的关系。当摄影师捕捉每一个消逝的瞬间时，他几乎是在与死亡共舞。现实死亡的一刻，影像却同时诞生。它是摄影师对死亡的默契、接纳、挑战和缠绵。摄影像是构建一条看不见的通道，在这条通道里，灵魂与物质在一束光里连结了生死。

    所以，打动我们的影像，必然经历过了真正的死亡。

    尔后，它显现生命的本质。以被看到的方式，直视观看者的内心，并将它的光，打向历史深处。

    三年前的汶川大地震，以惨烈的死亡成就了无以数计的影像，照片像狂风骤雨一般在数日内席卷了所有目光所即之处。然而，残酷地说，当时的聚焦更像是一种本能反应，下意识的行为，铺天盖地的照片更多地是在发挥信息报道的功能；即使有对于生死的阐释，也局限于事件自为的进程之中。我们知道，"汶川大地震"，与其说是一个自然事件，不如说是一个历史事件，它使许许多多人的命运，以及许许多多事态的进程走向，随着那一声天崩地裂，扭曲、断裂、错位、甚至毁灭。它的深远影响，到今天都未结束，将来也许永远不会有结束的一天。三年过去，于当事人而言，能忘的都忘了；不能忘的，永远也忘不掉了。正如同当时的照片，能够走过死亡一直牢固地伫立在人们视野中的，并不多见。影像的生命，也是极其有限的，摄影师们都希望它们活得比自己更长久；但是，真正能支撑一张照片流诸后世的，并不在于它拍到的景观，而在于它提供的理解。这个理解，正是以摄影师对死亡的理解作为底色。

    因而，不妨建构这样一个坐标系来考量这一批影像。横轴代表不断衍生的本质意义上的思辩："摄影与死亡"；纵轴代表现实不断渐进演变的事件："汶川大地震"。我们很容易地就会发现：在这个观照系中，进入视野的作品，恰恰是在这两个维度上都形成了自身相对完整与饱满的内在品质。摄影，必须在这两个方向同时推进，才能使自身在一片死亡中获得诞生。这其中，深圳摄影记者赵青的作品《重生录》以其近乎执拗的坚持和影像语言的干净明了显示了非常独特的价值，毫不夸张地说，赵青的《重生录》不仅在时隔三年的检视中占据地位，也必将在更久远的时间考验里继续闪现光芒。理由如下：

    一、难能可贵的悲悯情怀。

    在一场灾难的面前，摄影师应当以一种怎样的情怀工作？

    是悲悯。坦率地说，是国人比较缺乏的一种情怀，因为对于死亡和悲剧，我们积习已久地缺乏深刻的理解和尊重。它是对万物苍生真诚的尊重，勇敢的担当，崇高的责任，它把个人与全人类的命运紧紧相联，对在死亡和悲剧中挣扎的同类感同身受，并以一种庄严和克制的方式表达。但是，它非常有力！

    以这样的情怀拍出的照片，消弭了感官的刺激，直面着惨淡的人生，让人流泪的同时又生发出深深的思考，并在心底涌起无尽的勇气和爱，去面对与承担。

    令人感佩，这是赵青所有关于汶川的影像共有的气质。这种气质，不是在字里行间写出来的，也不是刻意安排拍出来的，而是不着痕迹地潜藏在每一幅照片的背后，无声无息，却浓郁强烈。人们为灾难流泪，也为重生喜悦，他们在赵青的镜头中顽强而真实地活着，每分每秒地散发着生命本能的希望。赵青获荷赛大奖的那幅照片，不惊悚，却温馨；不张扬，却扎实。他的照片就和他的主人公一样自然质朴，不讲什么大道理，只是以行动来证明普通人在死亡面前惊天地泣鬼神的[FS:PAGE]勇气。

    这里实在想插入一个赵青的小故事。1993年，赵青因采访深圳清水河仓库大爆炸身负重伤，住院长达半年，并留下了终身后遗症。受过死亡洗礼的他成了英雄。英雄应邀回母校武汉大学参加百年校庆，主持人热情洋溢地请他上台演讲，彼时台下掌声雷动万众瞩目，而英雄拖着一条伤腿走上台之后，竟然满脸通红，只憋出一句话："我是一个记者。"就再也说不出什么豪言壮语，干脆转头下台，再不肯上去。

    但是，这样的赵青并没有令对于英雄有期待的人们失望。正如他之后屡次参加的急重难险报道一样，在媒体浸淫多年的赵青，难得的一直初衷未改，一直情怀依旧。而这，才是作为摄影记者的赵青，毫不犹豫地奔赴每一个死亡现场成就使命的最根本原因。

    二、坚持不懈的参与式报道。

    正如赵青自己所说："2008年5月23日,从北川回到深圳的那一天。我的心情变得非常非常之复杂，知道这辈子再也忘不掉汶川、北川、汉旺、映秀、都江堰那些名字,再也忘不掉那惨烈的场面和挥之不去的气味，再也忘不掉那求生的眼神和顽强的生命,再也忘不掉那种混合着恐惧和悲伤的感觉。"正因为这种出于天性的"忘不掉"，正因为将他人的命运毫不吝啬地与自己的命运紧紧地烙刻在一起，赵青才会持续三年去关注这些实际只有一面之缘的人们。

    作为摄影师，按动快门拍下一张照片很容易，真正让彼此进入心灵、甚至进入生活很难。因摄影师与拍摄对象，常常是一过性的相遇；更或者，作为记者，与人相识与事相结常常是因当时推动事功的必须与必要。事毕则责尽，此为记者的本份。如果赵青仅仅在报社需要的时候前往灾区采访拍摄，那么，他所提供的，可能也就是一份出于职业的新闻摄影报道。但赵青显然走得更加深入，比如他将受伤的少女卿静雯接到深圳，联系医院为她治疗，让她重新站起，完成学业，再次获得对生活对未来的信心和能力。再比如，对于他持续关注的几个受灾家庭，他就像一个家庭成员一样与他们共同承担灾难过后的一切重荷。为这些人力尽所能地排忧解难，赵青并不是作为一个给予者出现的，而是真诚地出于自身内心的需要。赵青说："对我而言，能够用手中相机、用影像的力量去帮助别人，影响别人，这是对我最大的安慰和最好的疏导，这也是我不断去灾区回访幸存者的原动力。"因为这种坚持不懈，这本《重生录》可贵地具备了完整的时间跨度，它不仅显现了一场历史性灾难发生时的状况，更纪录了灾难对于人的命运的深刻影响--赵青的镜头没有仅仅停留在"那一刻"，而是从那一个节点出发，以摄影的力量延展了对象的深度和广度，改变了摄影师旁观者的身份，最终将"人"的意义定格在时代的背景之上，而不仅仅是事件。

    赵青的镜头语言，多侧重于典型环境中人物的特写。说明他的主要目的并不在于报道一时一事的信息，而在于表现人丰富的精神与内心。这些人物特写，又多见平和、喜悦、安详、自然，又说明他决无意以一场灾难的恐怖悲惨去吸引眼球，而是同样平和、安详地关注着一群同类的日常生活，以他们自身的坚强不屈鼓舞他们继续在生活中重新寻找幸福。

    三、触及灵魂的灾难思考。

    所谓人的灵魂，既不可望，亦不可即；但恰是这几乎于"无"的虚缈，确实了肯定为"有"的人性、人情与人生。一个真正的摄影师在灾难摄影中，必定要承受灵魂上的考验，经历灵魂上的磨砺。不付出灵魂上的代价，没有触及灵魂的思考，就不可能产生真正有价值的影像。

    但这样的考验和磨砺无疑又是极其痛苦的。我很喜欢赵青最终得出的答案："无论当时在废墟中面对鲜活生命的戛然而止，还是后来面对幸[FS:PAGE]存者们所表现出的淡然从容，都让我重新认识生命价值，重新思考人活着意义。灾难让生命遭受如此生与死的考验，血与火的洗礼，究竟有没有带走他们的希望？答案是没有。我更多地是见证生命重生、生活、成长，我在沉重的记忆中和充满希望的现实中汲取着双重力量。"

    从死亡中得来的影像，在赵青的手中，最终引领人们走向重生和希望。因此，温情的《重生录》实际上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灾难摄影的基准线究竟在哪里？这不仅仅对于汶川大地震有意义，更重要的，它显现出摄影对于死亡的意义，对于生命的意义，对于摄影本身的意义。

    摄影，可以作为报道纪录的手段；也可以成为表情达意的方式；在一切有用有效的手段和方式之上，摄影是一条途径，通向人类所敬畏的、所追寻的、所要刻意坚持的一切的途径。鲁迅先生曾言："凡是人的灵魂的伟大审问者，同时也一定是伟大的犯人。审问者在堂上举劾着他的恶，犯人在阶下陈述他自己的善；审问者在灵魂中揭发污秽，犯人在所揭发的污秽中阐明那埋葬的光耀。这样，就显示出灵魂的深"。只有挖掘了生命本来面目的影像才是有意义的，只有与生命本身有关的影像才能够解释我们为什么需要摄影。赵青，以他的实践做出了他的回答。

    世间万物，莫不由生向死，而摄影，却能够向死而生。我们之所以会被赵青所感动，正在于他以自己饱受煎熬的灵魂奉献出了这跨越死亡的影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