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在位于沈阳的鲁迅美术学院摄影系任教的刘立宏，是一个把摄影与自己的日常生活有机而又自然地结合在一起的摄影家。几乎从不离开沈阳这个中国东北大工业城市的刘立宏，把他所有的视觉兴趣与观看热情集中于沈阳的街头与小区。他大量拍摄，然后再把许多看上去没有任何联系的散乱的现实片断，经过巧妙的编辑，把这些影像片断拼组为一个虚实相间的超现实的城市图景。作为一个都市里的“游手好闲者”，刘立宏耐心地在城市的街头闲逛，敏锐地抓捕现实世界中偶尔探头、可遇而不可求的鬼脸“峥嵘”(真容)。在他的这些主要采用抓拍手法的照片中，我们既可以看到沈阳这个中国北方城市特有的气候(他经常会在雪花飞撒的时候出门)、生活方式与城市氛围，也可以领略城市本身令人出乎想象的惊奇“创造”。这些摄影，把地方性与人类生存状态结合一体，却又富含对于生活的温情幽默与温和讽刺。
现代生活的魅力在于日常中的琐碎所展现的细微而又丰富的生活细节。而为了展现现实的、也是生活的复杂细节，刘立宏带着照相机、还有那支被他运用得出神入化的闪光灯，从白天走向黑夜。他以娴熟的闪光灯技巧，采取了向隐退、沉没于黑暗中的事物投射强光的特殊表现手法，来呈现因为强光的刹那到访所造成的周围环境与事物的陌生感。在他人手中，闪光灯一般只是作为一种解决光线不足而采取的技术性辅助手段，但刘立宏却把它作为一种摄影语言加以积极的开发与运用。
这种向远处的无边深邃打出闪光的拍摄方法，就像是在向无边黑暗投射一颗照明弹。虽然不是永远却也暂时性地驱逐了黑暗，并且也因此点亮了某种希望，当然同时也给出了现实的另外一副面孔。不过，他的“投掷”光线的目的，并不仅仅只是为了驱逐黑暗，快意于瞬息之间由闪光所带来的一片明亮甚至些微的暖意。他是以向无边黑暗传送瞬间光明的办法，做出了传唤事物到场、拯救事物于黑暗之中并且将其永恒定格于透明底片之中的努力。以这样的独特语言与特殊手法，刘立宏重新塑造了事物的轮廓，确定了它们的身份，令众多事物在黑暗中脱颖而出，甚至获得本来无法在白昼拥有的意义与价值。因此，他是一个事物生命的赋予者。他用光赋予生命的光彩，在闪光的瞬间升华事物，令它们获得重视。他的闪光灯光在抵达事物的刹那，既改变了所要照亮的事物与背景的关系，也重建了摄影者与现实的关系。当然，这同时也彻底改变了我们对于现实的感受。刘立宏用向生活，哪怕是已经进入了黑暗的生活，投射强光、强行介入的办法、让平庸生辉，使日常闪光，更令现实生活借机展现其不为人知的妩媚。而这种迥异于白昼的妩媚，如果没有他那支如同阿拉丁神灯式的闪光灯的眷顾，是没有可能让我们体验到的。
而刘立宏的《土地》系列，是一部拍摄于2010年的纪实力作。当然，“纪实”两字是否涵盖了这部作品的全部，其实大可讨论。在此也只是一种暂时的确认。他照片中的这片土地，本是典型的东北农田。这样的农田，其土壤肥沃丰饶自不待言。他的照片在丰富的色彩和细密的描写，向我们展现出夏日里农作物的蓬勃长势与秋天丰收的喜人形势。但因为他所在学校的搬迁，他所拍摄的这片土地就要被、而且现在已经被坚硬的水泥所覆盖。原来，《土地》所关注的、拍摄的、展示的，其实就是一片普通的东北农地，如何逐渐地被现代化、城市化的理想、欲望与想象所消灭、如何从一片富于生产性的土地演变为冰冷的水泥地的过程。他不动声色地精细地具体呈现了一种发生在他的生活中、与他直接有关的在地(local )的变迁，一种“自然”在人的欲望与意志之下，如何向一种“文化”的变迁，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又是一种自私而又粗暴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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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所呈现的，既是一个“自然”被“文化”所“改造”的过程，也是一个富于生产性的土地由“软”变“硬”、由生产到不产的过程。这个过程同时就涉及到中国农民如何以土地为生，最终如何如何离土的过程。因此，这个过程也是一个农民们如何从土地的主人变成为土地的客人的过程。这一切的变化的更大背景就是当代中国的社会剧变。而这种变动，都是在刘立宏的细腻饱满的描写与刻划中、在刘立宏的精密审视下获得丰盈的呈现。其实，这组作品虽然充满了一种新画意的外表，张张画面都经受得起细细的品评，但实际上，却与当下社会变动中，中国农村中的农村如何消失、农民如何离农，农业如何衰败等严峻现实环环相接。
从观看方式看，他既保持了一定的审视距离，但却又通过饱满的色彩表现体现出了一种急切的现实关注。他将日常的诗意与对日常的哀悼同时记录了下来。这既是个人化的记录，也是一种个人化的抒情。在这里，记录与抒情的边界在哪里其实无从说起。在这个《土地》系列中，随着季节的变换，土地与农作物的色彩逐渐由生机盎然的绿色向奔放的金黄色转变，然后再由丰盈而渐渐走向枯竭。他的照相机所记录下来的农作物的枝枝叶叶，似油画笔触在画面中交叉掩映，腾挪闪藏，煞是好看。他的《土地》饱含充满沧桑感的生命痕迹，也以复杂丰富的肌理从视觉上展现中国东北地方的地理与自然特色，所谓“在地性”(locality)是也。当然，更重要的是，躲藏在这背后的正在发生的社会变化。诚如英国摄影评论家格里·巴杰(Gerry Badger)所说：“地方摄影中最迫切的问题是该地的历史、它是怎样受到时间、气候和人类的影响的。……自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最优秀的地方摄影并不只是希望观赏者去居住在摄影师描述的地方，而是要求观赏深入思考某一地方是怎样出现的，环境和社会压力怎样去改变它，人们又该怎样去利用它。……在拍摄一个地方时，我们不只是在拍摄大自然，我们始终在拍摄文化。”(The most pressing issue in the photography of place is a site's history, how it has been affected by time, by climate and by mankind. Landscape photography has become political, not necessarily in terms of environmental causes 。。。Since the 1970s, the best photography of place does not simply expect the viewer to inhabit the depicted space. It asks that the viewer think more deeply about how a place came into being, how environmental and social pressures may change it, and the way people use it.。。。 In photographing place, we are never just photographing nature. We are always photographing culture.)(格里·巴杰，《摄影的精神》，浙江摄影出版社，2011，P154.Gerry Badger,The Genius of Photography:How Photography has Changed Our Lives,Quadrille Publishing Limited,2007,P161)刘立宏的《土地》系列完全经受得起从“文化”这个角度所给予的检验。
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发现新的可能性。从上述几个刘立宏的作品看，他其实一直在坚定地、明确地探索属于他自己的摄影主题、风格与语言。一切的变化服务于一个不变的目标，那就是寻找一个也许是根本性的、不变的东西，那就有关摄影与摄影家的个人日常如何结合的问题。他总是在坚定地却也是持续不断地挑战自己，他的每一个变化都非常显著，但又是那么确定，给人以谋定而动的强烈感觉。而且，每次探索的答案却又是多么地出乎意料而又有迹可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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