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杰里森看地铁摄影的前世今生（上）
| 2009年，荷兰摄影家雷尼尔·杰里森（Reinier Gerritsen）在纽约华尔街周边的地铁大约花了七周的时间拍摄了大量的照片，出版了画册《华尔街站》。在选择这些拍摄对象时，他有意识地将自己跳出传统的纪实摄影的环境，和80年代布鲁斯·戴维森拍摄的地铁以及更早些的30年代沃克·伊文思拍摄的地铁形成对照。尽管有人质疑“这样的水平在这个年代只能算是二三流的街头摄影”，但是杰尔斯伯格（Frits Gierstberg）却是这样解读杰里森的地铁摄影的——
戴维森和伊文思之所以选择拍摄地铁中的人，是因为他们被大都市中日常生活的人所迷恋，并且惊讶地发现在这样的环境中私人和公众的空间界限被融化的可能。而杰里森之所以选择这样一个世界最大的金融中心作为场景，正是把握住了金融危机在全球所处于的这样一个关键时刻。我们从他的镜头中，看到了一大群性格内向的地铁乘客。这些未经摆布的“群像”，折射出一种群体的感受，尤其是在全球金融系统突然崩溃下的震撼力。这一系列的影像自然也就成为世界经济转折点的一个缩影。这些影像因此也可以从这样几个侧面进行解读—— 街头摄影： 早在19世纪，法国诗人波德莱尔就曾经描述过现代漫游者的现象：这是一个独立的个体，纯粹的漫游状态，穿越大都市街头的日常生活。这样一种“无目的的漫游”构成了一种永无止境的街头人流和交通的巨大活力，让人迷恋。同时，从都市漫游者和他人的疏离角度，你还可以观察到都市景观中空间和自由度的关系。于是，拍摄都市漫游者自然成为摄影家最感兴趣的题材之一。 事实上也正是如此，尤其是新闻摄影记者和自由职业摄影师始终将大都市的街头作为他们主要关注的对象。这样一种对街头摄影的迷恋演化成了一种叫做“街头剧场”的现象，其中的迷恋混合着偷窥以及对所有的一切新鲜的和未知的现代社会生活的兴趣。在街头，所有的阶层都融合在一起。纽约，自然就是这样一个令人迷恋的剧场，曾经留下了从维基到弗里德兰德等无数摄影名家的足迹。久而久之，街头摄影也成为了一种独立的摄影流派。 其实街头摄影的最高境界，也许就在于它的原生态——未经修改的、不加控制的、不是表演性质的。影像所呈现的是一种真实的碎片，是摄影家在短暂的瞬间观察和捕捉的结果。
群体中的个体： 杰里森的街头摄影除了给我们展现了和时间相关的瞬间价值之外，还涉及到完全不同的类型特征。第一眼看上去，他的这一系列作品很像当今一些刻意创新的摄影家的作品，比如施特劳依里（Beat Streuli）以及迪科西亚（Philip-Lorca diCorcia）等，但是在本质上却是完全不同的。在施特劳依里以及迪科西亚等人的作品中，经典的街头摄影的界限被拓宽了，也就是保留未加修改的原生态的结合体（时间、空间和运动）。在90年代，施特劳依里使用长焦距镜头从远处聚焦街上人群中的人物。那些被摄者一无所知，比如就在等候红绿灯的当口。他力图展现的是个体在群体中的融合状态，却又在一个短暂的瞬间将个体从群体中提炼出来。迪科西亚一开始也是这样的，然后才使用闪光灯在街头的照明。照相机是在远处隐藏的，闪光灯的闪亮之后，被摄者甚至还茫然无知。他们两人都在力图证明个体与群体的关系，在由个体的累加成为群体之后，每一个人的身份都是不需要特定限制的。 而杰里森的个体与群体的关系，却显得更为复杂多样。
在地铁： 尽管地铁（或者公交和火车等）和大街上的拍摄并不相同，但也是一个公众的空间，或者说是街头的衍生之处。实际上作为公共的运输空间自然就是公共空间，然而人们依旧认为更具有私密性。于是，其间自然有许多特殊的魅力吸引摄影师。在60和70年代，日本摄影家荒木经惟就曾经如同伊文思那样，带着照相机以偷窥的方式关注地铁乘客，尤其是女性的乘客。在70年代，另一位日本摄影家森山大道也曾拍摄过等候在地铁站台上的乘客。后来，英国摄影家马丁·帕尔也在东京拍摄过地铁打盹的乘客。瑞士摄影家威利·斯皮勒（Willy Spiller）在1986年出版的纽约地铁报道中，将其称之为“轮上地狱”。在2010年迈克尔·沃尔夫（Michael Wolf）出版的《东京地铁之梦》的系列作品中，展现了东京地铁的身体故事。当然，相对来说，拍摄地铁的摄影家并不多，因为其中有很多不利因素：光线暗淡，空间狭小，声音嘈杂，乘客们相互之间拥挤在一起，此外在许多地方地铁还被禁止拍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