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相信了摄影记者

　　那是很奇异的体验：偌大展厅满目皆越战图片，若在黑夜，若独自一人，我肯定不敢面对这些惨烈惊心的影像。这些照片，有些在杂志上、网上见过，单独看固然也触动心魄，可当它们被集中在一起，便汇聚成一个巨大的磁场。你不会想到，硝烟散尽的半个世纪后，这些出自战地摄记之手的照片不但唤起被淡忘的记忆，它们依然冰冷而又灼热，仿佛一场无声的道德审判，敲击、拷问着每一个站在照片面前的人，逼你面对人性和人类的历史。

　　这些影像也印证了越战结束后人们的一个说法：越战败于媒体。美国政府之所以在历时10年，白白送掉5万多条美国士兵的生命后，一无所得撤出越南，让越战成了美军史上惟一失败的战争，归根究底，并不是败在战略战术，而是败在“纸老虎”——败在很大程度上由新闻照片激发的美国人自己的反战运动。

　　六七十年代是西方反传统文化最自由奔放的岁月，正是美国随军摄记和其他西方通讯社记者拍摄的画面，大量发自战地，每一天都出现在报章、杂志。尤其电视，第一次将战争场面实时带进每一个家庭的客厅：低飞的轰炸机掠过森林扔下黄色化学弹，B52撒落的炸弹如雨点般，被美军燃烧弹烧光衣服的小女孩赤裸奔跑；村庄河流里尸体成堆，惶恐逃命的妇孺，遭当街枪毙的越共；在和尚们簇拥守卫下淋汽油自焚的高僧，掉落尖利陷阱的美国大兵……战争的血腥残忍刺激着万里之外美国人的神经，激发了对这场战争合理性的强烈质疑，受不了道德良知煎熬的美国学生、知识精英和百姓，将反战浪潮越烧越旺，最终迫使美军从战场“光荣撤退”。

　　看过那个展览后，偶然在网上发现一个视频：出色的美国战地摄记James Nachtwey的一次演讲。James Nachtwey经历动乱的60年代，怀着年轻的赤子之心成为一名摄影记者，他说：“20世纪60年代我还是一个学生，越战正酣，人权运动如火如荼，那是一个充满动乱和疑惑的年代，从个人角度来看，也是一个理想主义觉醒的年代。那些新闻照片对我产生了巨大影响。我们的政治军事领导人告诉我们的是一回事，而摄影师告诉我们的是另一回事。我相信摄影师，其他数百万美国人也相信摄影师。他们的照片刺激了社会的反战和反对种族主义运动，他们不仅记录，也改变了历史的进程，那些照片成为我们历史的一部分。”

　　是的，在政府和摄影记者之间，美国人相信了后者。越战成了近代唯一被影像的力量所遏止的战争。胜利的越南人显然也深知这一点。进入今日胡志明市的越战纪念馆，走到最后一个展厅，你会看到那是一个向国际摄影记者致敬的展厅。当年以身殉职的各国摄影记者抢拍了无数个震撼的瞬间后，只将自己一张或沉思或微笑的面容留在人世。其中有Larry Burrows、Robert Capa、Henri Huet这样的纪实摄影大师，也有多数新加坡人都不知晓的三名新加坡摄记查理·策拉巴、岑启辉和邱谦诚。

　　很庆幸没错过这个难得有深度的展览，它也让人对隐藏于照片背后的意识，产生了解的冲动。找出苏珊·桑塔格那本“每一个读书人都应当认真阅读的”《论摄影》，书中文字正是在70年代先后写下。正如评论者说，它对写实主义摄影所提出的广泛而锐利的问题意识，不但前无古人，其雄辩的批判话语、道德感和文化洞察力，至今富含充沛的进步意义。摄影与生俱来洞见现实却也可能蒙蔽真实的能力，犹如双面刃般刺探着人性欲望与本质，在书中一览无遗。

　　桑塔格有段凌厉的论述：“当真实的人在那里互相残杀或残杀其他真实的人时，摄影师留在镜头背后，创造另一个世界的一个小元素。那另一个世界，是竭力要活得比我们大家都更长久的影像世界……当代新闻摄影的一些令人难忘的惊人画面……之所以如此恐怖，一部分原因在于我们意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就是在摄影师有机会在一张照片与一个生命之间作出选择的情况下，选择照片竟已变得貌似有理。”——这里涉及的新闻摄影的伦理问题尖锐而复杂，是至今人们仍争论不已的“To be，or not to be”。

       曾有人向拍下僧侣在西贡街头自焚的记者问过这问题，他回答，这是必然发生，谁也无法阻止的政治事件。以《枪毙越共》赢得1969年普利策奖的美国著名摄影记者Eddie Adams，则说过他在越战采访中没有拍下的一幅照片：他是美联社驻越南摄记，一次随军采访中，子弹在头顶飞舞炮弹在不远处爆炸，周围都是死伤士兵。他突然看到离他五英尺远一个年仅18岁海军陆战队员的娃娃脸上充满了他从未见过的恐惧。“我拿起相机试图拍照，我最少试了三次，但最终未能按下快门……后来，我意识到自己也像那个孩子一样，我的脸上看上去也一定像那张我原想将它告诉给全世界的孩子脸一样，充满了对死亡的恐惧。我们的脸都形象地表达了战争的恐怖，但我一直认为没有拍下那张照片是对的。”

　　枪林弹雨中摄记们都有过道德挣扎吗？无论如何，我们感谢这些留存至今，并将“活得比我们大家都更长久的影像”。美国媒体和摄影记者是结束越战的功臣，而反越战赋予一代人理想，其中也包括千百名战地摄记。

　　美国媒体和摄影记者是结束越战的功臣，而反越战赋予一代人理想，其中也包括千百名战地摄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