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故事不等于好小说

 我批评杨争光，其实并不只是针对他一个人，而是就当下整体文学状况而言的。就如应警惕中国经济走入“中等收入瓶颈”一样，当代文学也应警惕陷入“中等水平瓶颈”。这些年中国的小说确实进步很快，距离世界级文学水准貌似已近在咫尺了，然而却咫尺天涯。

 

 

  
 读罢杨争光的新作《驴队来到奉先畤》，立刻联想到两篇类似的小说，一篇是奥康纳的《好人难寻》，一篇是海明威的《杀人者》。而联想的结果，是对杨争光的失望。我知道《驴队来到奉先畤》在评论界赢得了不少掌声。平心而论，《驴队来到奉先畤》也确实不失为一篇佳作，但那是以普通作家的水准来衡量的；而以对一个优秀作家的阅读期待来看这篇作品，其缺失与不足之处就显而易见了。

 
 与《好人难寻》和《杀人者》的小说“母题”一样，《驴队来到奉先畤》写的也是“人”与“匪”的相遇。按现代小说理论的说法，小说人物即他所承担的话语系统。人变匪，匪变人，在于他说的是“人话”还是“匪话”，“人话”遵从日常生活的逻辑，“匪话”依照的是黑道规矩。“匪话”比匪本身更可怕——《杀人者》里“发现了罪恶”的尼克，就是教歹徒的“匪话”给吓坏了——所以奉先畤的村长赵天乐最怕九娃讲“匪话”，他总在试图把九娃的“匪话”引回到“人话”上来，结果被一枪打飞了脸……同样，《好人难寻》里的老奶奶也想用上帝的话来改变“匪话”，结果挨了三枪……“匪话”作为一种特殊的话语能指，确实比九娃们手里的那一杆土枪几把破刀更可怕。其实，“匪话”是由“人”和“匪”共同想象建构起来的，《杀人者》里“匪话”的资源是电影和报纸，《驴队来到奉先畤》的“匪话”则源自误杀任老四后的突发奇想。“匪话”的威慑力首先是让人承认他们是不同于“人”的“匪”，从而强迫人按“匪”的逻辑思考问题。“奉先畤”的人承认了九娃们“匪”的身份，没有看出这只是一伙流民，只是扮成了李逵的“李鬼”，于是便屈从了有关“匪话”的想象，于是无边的恐惧笼罩了“奉先畤”……

 
 其实“匪”原本也是“人”,为什么变成了“匪”呢？用《好人难寻》里的话说是：“耶稣把一切都搅得乱七八糟……”用《驴队来到奉先畤》里的话说，是“老天不公，人就要出手”……然而，现实本来就是不公平的，人难道就都要变成“匪”？杨争光在小说里巧妙地引进了一个“蝗虫理论”：“蚂蚱嘛，能跳几下飞一截儿，胆子也不大嘛，不聚群嘛，咋就成了蝗群呢？……蝗虫的后腿有个部位不能碰，一碰就会受刺激，一受到刺激就会改变习性，就喜欢聚群了，不但聚群还要集体迁飞，一飞可以三天三夜不落地，一落地就是灾。”——蚂蚱被碰了后腿，成了恐怖的蝗群；吴思成和九娃们被蝗群碰了后腿（陷入饥荒），变成了土匪；奉天法祖礼乐治村的“奉先畤”人被土匪碰了后腿（“筹女人”），竟也壮起胆子杀了土匪……这便是联接起小说故事线索的基本逻辑关系。就故事本身而言，貌似也和《好人难寻》和《杀人者》一样，很完整很有机很有感染力。然而一篇好小说真的就等于是讲一个好的故事吗？错。只有当这个故事是穿越了灵魂的，是可以作为人类心灵的能指时，讲这个故事的小说才是真正的好小说。

 
 同样是“人”遭遇“匪”的故事“母题”，同样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孤助无援坐以待毙的恐怖情境，《杀人者》讲的是“发现罪恶”，《好人难寻》讲的是“原罪”，而《驴队来到奉先畤》揭示的是“国民性”。但《杀人者》并没有仅仅停留在“发现罪恶”上，尼克只是个穿针引线式的人物，小说真正的主角是奥勒•安德生，一个敢于正视命运的悲剧英雄。《好人难寻》更没有只是展示血淋淋的“原罪”，小说的深层主题其实更偏重“救赎”。在这个“好人难寻”的世界上，那个唠叨烦人的老奶奶，和杀人不眨眼的“不合时宜的人”同样都是有罪的，只不过一个是有“罪证”的，而另一个没有，但在杀与被杀的那一刻，却都寻得了救赎的希望。相反《驴队来到奉先畤》所展示的却不是个人意义上的内心和灵魂，而是群体的人，是“乌合之众”式的群众心理。杨争光把他们放进了一个虽充满文化隐喻，却抽离了具体历史语境的故事内，就像放进了行为心理学实验室里的一群小白鼠——恐惧测试的结果自然是“蝗虫理论”。小说写的只是本能层面上的人，是行为心理学的“刺激-反应”模式里的人，而不是灵魂层面上的人。唯一的一个芽子，也不过是“羊脂球”的中国版，未脱“永恒之女性，领导我们走”的浪漫想象。我并不主张在这样的小说中加入那种伪饰而滥俗的温情，比如说，多写几个芽子……但我认为一个优秀的作家应具有超越于故事之上的视角和关怀，不仅懂“人话”和“匪话”，更要懂得灵魂的声音。也许有人会说，中国文化中缺少西方的基督教语境。那我就再举一个中国作家的例子——曹禺的《原野》：当仇虎按照“父债子偿”的逻辑杀了无辜的焦大星后，因良心的折磨，从现实中的“地狱”，堕入了心灵的地狱……这就超越了普通的“复仇故事”而进入了更高层面的灵魂叙事……

      我批评杨争光，其实并不只是针对他一个人，而是就当下整体文学状况而言的。就如应警惕中国经济走入“中等收入瓶颈”一样，当代文学也应警惕陷入“中等水平瓶颈”。这些年中国的小说确实进步很快，距离世界级文学水准貌似已近在咫尺了，然而却咫尺天涯。                                                 
                                                      本文发表于《小说选2012年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