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影史研究的一些思考------[司苏实]

关于影史研究的一些思考

（2011年淮安摄影史学研讨会书面发言稿）

　　我从未想过会进入摄影史研究领域。改革开放后中国摄影三十余年的探索进程我参与了不少，在我眼中，可以左右中国摄影历史进程的重大节点有好几个，主要集中在这一时期。并且津津乐道，因为自己参与了，经历了，对以前却所知甚少，甚至执虚无主义态度。接触这一领域后我开始发现，这种认识是那样荒唐。我们过于陶醉改革开放后那种激情澎湃的突破与探索大潮，热衷于贬责我们曾亲身经历的那种粉饰、浮夸、虚伪、谗佞，并且早已固化的摄影模式，却根本无意思索，这种强劲、浑然一体的模式的形成，需要多么深厚的历史根基和文化根基。

　　大家也许惊讶，我对影史研究迅速投入极高的热情，并非仅仅因为沙飞的离奇经历，并非仅仅因为前辈们浴血奋斗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我所相识、深度交往，甚至有所恩怨的几个人物，在这段历史中，竟然出我意料地展示出他们难能可贵的优秀品质，展示出他们无人能替代的，必然要拥有超人的远见，必然要克服无数艰难险阻并且最终成功实现的历史成就。例如罗光达，如师如父般的慈祥、热情，在人民摄影报的早期成长过程中给我们提供了无数的指导和帮助。直到他去世，我根本没有意识到，早在抗战初期，他便出生入死地为中国的摄影事业做出过卓越的贡献。仅到新中国成立之前，他便开拓并曾统领过中国摄影事业的大半个江山[1]；例如石少华，曾因代表着摄影领域某种权势而为我所不耻。随着研究的深入我才发现，我们自己，包括全世界摄影同行所不得不面对的庞大而周密的摄影组织体系和观念体系，竟然主要是他在艰难困苦的战争时期，包括错综复杂的和平时期一点点培养、苦心经营，主要是在他的统领下接续、创建、发展，并成功传承下来的。在这个传承的历史脉络中，我们能够轻易地发现他那种从人品、性格到工作精神都难能可贵的仗义、踏实、坚韧和智慧，并最终交给后人一个已经相当完备的整整一代摄影江山[2]。


　　大家应该理解，我这种结论并非凭空而来，而是通过大量历史资料论证的结果，即使推翻了我曾有过的认识也没有办法。我们怎样感谢和赞誉顾棣老师都不过分。1980年代我步入摄坛的时候顾棣就是我的老师和领导。我进入山西摄影界的"黄埔一期"，顾棣是我们的摄影教师；我进入山西省摄影家协会，顾棣是分管我们学术委员会的副主席。以后我当摄影专业记者直至总编辑，顾棣敦促我在报纸上陆续刊登摄影史回忆、评论文章。但直到那时，我仍没有注意到顾老师在中国战争摄影史中的特殊身份。顾棣只是开拓者们手中的一颗棋子。通过这颗小卒的预设，能够看出一代前人难能可贵的远见卓识。要让当年已经风华正茂的热血青年在硝烟弥漫的战争环境中，长期沉下心来做最基础的档案工作，难度可想而知。顾棣做到了。在战争时期，顾棣事无巨细地记载了先师们的足迹，在长达六十多年的人生旅途中，顾棣一直没忘收集和整理他们的点滴信息。正是顾棣数以百万字的大量史料，让我们今人有机会细致、顺畅地回望那段可歌可泣的历史，得以有依有据地探究、分析，并藉此得出自己的结论。

    一、应该关注民族摄影史的研究及教育

　　孔子在《大学》中有这样一句话："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对改革开放初期便入道的那批摄影探索者而言，长期处在封闭的环境中，专业史观及知识面相对狭窄在所难免，但对摄影领域长期形成的定式却感受深刻，这为之后的改革与突破提供了强劲的动力。改革开放之后1979年的四月影会，率先对传统的摄影观形成有力的突破，其核心意义在于突破了统治摄坛多年的大一统观看视角，从题材、体裁两个方面闯出了新路；1988年西方摄影大兵压境，让中国的摄影，特别是作为中国摄影骨干的新闻报道摄影队伍开拓了视野，学会了西方同行的新鲜拍摄模式；2001年的平遥国际摄影节，打开了中国摄影人与西方同道全面交融的大门，2002年的平遥国际摄影大展，西方的，包括中国的"新摄影"--观念摄影进入中国摄影人的视野，中国的摄影迅速走上全方位突飞猛进的时代。通过这条以几个突变性节点为突出特征的发展脉络可以看到，如饥似渴的中国摄影在短短二十年的时间内完成了数个历史性跨越。但也能够看出，这种勇往直前、振奋人心的态势中所忽略的，恰恰是自身的专业史传承，以及更为重要的民族文化性历史传承。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新闻报道摄影对西方拍摄模式的过度推崇，以及受西方当代摄影大潮裹挟而格外突显的"观念摄影"风潮。这两个问题我以后再深入分析。问题在于，改革开放至今已愈三十年，如果仍然继续忽略自身专业史的回顾、归纳、汲取和借鉴，中国摄影的个性特征势必越来越弱，早已拥有的长处势必越来越受到制约，难以形成摄影文化的民族性合力，也进而难以在国际摄坛的竞争、角力中形成优势。

　　已经有为数不多的有识之士开始收集、整理和抢救专业史料，这是十分可贵的，但仍显得十分孤单。史学前辈傅斯年说过：历史学就是史料学，这是我们客观看待、恰当评述前辈功过的前提，更是甄别、借鉴的前提。缺乏依据的历史虚无主义，和对以往一概批评、否定的观念应该有所反省。经过顾棣老师、赵银德老英雄等前辈的浴血拼搏和毕生努力，经过有识之士的努力收集，大量史料已经较为系统、细致地放在那里，等待我们去认识挖掘。这些档案已经可以让我们认识到前辈们早已取得的珍贵成果，也足以让我们意识到如何借助前辈们的毕生成就实现新的跨越。这是摆在摄坛更多有识之士面前的重要课题。

　　史学研究团队的建设是一个方面。摄影领域的进步需要受过系统教育的专业人才，摄影专业史的研究需要众多学科的综合技能。我们寄殷切希望于当代青年摄影爱好者的介入--爱好即可，并不强调摄影专业学科。我更期望哲学、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等人文学科，包括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子介入。摄影史的研究，包括各类摄影的拍摄，需要他们人文学科的系统知识，摄影的技术技能对他们来说并非难事。

　　摄影专业人才的系统教育是一个方面。今天的摄影教育，专业史内容，包括众多必备基础学科的教育极度匮乏。眼看着改革开放已愈三十年的摄影教学大纲里，占比例极大的内容仍然是相机镜头、影室布光或PS技术，令人唏嘘。我不知多少次说，这些内容仅仅是职业学校的课程，应该是本科大学入学的门槛或专业预科。学生们拿到了摄影专业本科文凭，却仅仅掌握了这点知识，如何去和其它专业竞争，学生们如何靠这点知识混饭吃？我在讲纪实摄影课时，不得不额外塞进解放区摄影史、当代中国纪实摄影史、西方纪实摄影史等基础课程，给学生们拉出一条摄影专业史纵向、横向的发展脉络；还不得不补以摄影语言学方面的基本知识，和包括文学、音乐、戏剧等在内的艺术欣赏课；更不得不给他们讲述哲学、历史学、社会学、传播学方面的基本常识。否则不仅无法讲清社会纪实摄影的基本应用，更讲不清他们走向社会后应该关注些什么、拍些什么，和怎么拍的问题。中国文化的特殊之处，在于相当复杂的学科内容，大多在文学中有所归纳；而音乐、诗歌、戏剧、绘画，甚至书法的欣赏修养，直接影响着学生们的艺术素质。

   二、史学研究宏观把握的重要性

　　商末姜子牙在给周公讲如何做皇帝时讲到"临而无远"，是讲对事物宏观把握与微观了解的辩证关系。只熟悉某方面细节而不知其在全局中的位置，是为"无远"，可以比作将才、匠人；只知放眼四海而对百业一无所知，是为"临（居高临下）"，必然脱离实际，空谈范论。只有了解细节又不被细节所束缚，能够从全局范围看待具体事物，才是做皇帝的正确方法。民族摄影史研究建立在大量史料的基础上，才能实现对微观的了解。但更重要的，在于要有意识把这些内容放到民族文化的大范围去比较，放到国际同业的大环境中去比较，发现所研究主体的个性和长短，才能实现宏观定位，得出切合实际的结论。

　　人们大多已经确认沙飞在中国摄影史中的重要地位。沙飞的地位为什么重要？沙飞，包括罗光达、石少华等许多摄影前辈，是在抗战爆发的第一时间，义无反顾地投身抗日最前线的。沙飞的过人之处，在于他出发前便在报纸上和自己的影展前言中明确公示自己的摄影观，和以摄影为武器投身抗战的明确呼吁。比较1930年代小型相机和高速胶卷进入市场后，国际摄坛刚刚形成的现场捕捉之风，沙飞在1936年便明确形成摄影应摒弃风花雪月，直接参与社会现实的摄影观不仅进步，而且相当超前。他将自己的观点公示之后立即付诸实践，并在以后的行动中时刻体现的史实，确立了他的开拓者地位。

　　尽管沙飞在投身抗战前便已经是著名的摄影家，并为我们留下了相当丰富的抗战影像史料，他的更大意义却在于，他在取得"官方"全力支持的前提下，迅速组成一支体制健全、专业人员众多，且目标高度一致的摄影团队。正是这种组织体系，即使《晋察冀画报》多次受到致命冲击，即使沙飞中途离世，这支团队仍然活跃在战争第一线，并继续得到迅猛发展。大量史料向我们展示，新中国成立后政体发生了质的变化，这支团队的观念体系和组织体系不仅没有消失，反而在与沙飞志同道合的亲密战友石少华的忠诚坚守和智慧抗争中继续发展，最终形成几乎涵盖全国各摄影领域的庞大而密实的摄影网。

　　1939年10月，石少华随抗大总校离开延安到晋察冀。冀中军区吕正操司令员向抗大罗瑞卿校长提出要求，调石少华回冀中开辟摄影工作。石少华到达冀中后最先开展的工作就是办专业培训班培养人才。由他出面组织的训练队到新中国成立前便达9个之多，直接培养人才数百，这些人中的许多后来成了遍布全中国各摄影领域的骨干力量。石少华从沙飞身上理解到珍惜底片档案的重要性后，谆谆劝导、步步指引，并最终将顾棣成功地培养成罕见的影像档案管理人才。也正是顾棣，最终实现了他们的复活。在新中国成立后的解放军画报社、新闻摄影局新闻摄影处、新华社摄影部及大多主流传媒的摄影部组，人民画报社、民族画报社、中国摄影学会及各地摄影家协会组织、中国照片档案馆等等，都能轻易找到石少华的印记或其弟子的踪影。

　　罗光达是1938年底到达晋察冀军区的。他最初准备到前线作战，聂荣臻分配他给沙飞当助手。罗光达协助沙飞创办晋察冀军区摄影科，从头参与了沙飞团队的创建过程。沙飞创建《晋察冀画报》，罗光达担负并成功完成了最艰难的设备、材料的准备工作；他接受沙飞指派，带优秀干部到抗日最前线冀东去开拓事业，成功创办了晋察冀画报冀热分社，并出版了《冀热辽画报》；后随战事发展进入东北，又成功创办了《东北画报》，并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将这画报发展成从规模到设备到综合质量都超越了母报的，新中国成立前最优秀的摄影画报。罗光达在以后的很长时期离开了新闻摄影领域，但并没有忘记自己投入了青春和热情的事业。1980年代罗光达从北京电影学院副院长的职位上退下来后，马上与蒋齐生搭档，参与了改革开放后中国新闻摄影事业改革与突破的重要进程。从这时起到他辞世的1997年，罗光达几乎以每年一本的速度出版了十余部战争历史图册，并将当年的重要历史事件逐一记载下来。

　　通过这些具体的事例可以看到，罗光达、石少华等同样绝非仅仅是摄影家或一般的摄影干部。正是他们的远见卓识加勤恳务实的持久努力，才成功地缔造出这个雄伟的摄影帝国。这种历史的跨度、机制的健全、涵盖的范围，甚至思想步调的高度一致，且成功实现跨时代发展的摄影体系，在全世界也找不出第二个。1988年初，当革命博物馆举办的世界新闻摄影展览，和摄影术发明150周年展览的展板被挤塌的时候，经历此事的摄影人一定能明白，如此强烈的冲击，针对的恰恰是当年的摄影人包括摄影读者头脑中早已固化的摄影模式。中国摄影人对西方摄影模式的高度痴迷，拓宽了视角题材，丰富了摄影的拍摄方法，也拉近了相互距离，但随后形成并长期盛行的抑东扬西态势，表面看是对极左思潮的反叛（属于意识形态），实际形成对自有拍摄方法的彻底否定甚至鄙视（属于拍摄手段或表现手段），实质上是因为自身专业史、民族文化史知识的贫乏，导致忽视民族摄影个性的弘扬和文化的传承。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中国的摄影，特别是新闻报道摄影取得了相当辉煌的成就有目共睹，但其中必然蕴含着民族摄影（文化）观与西方摄影观的矛盾与冲突。新的观念与拍摄手法给我们带来了越来越丰富的视觉盛宴，但国人寄寓、言志，含蓄、致远的传统美学追求，却在客观直白的现场影像面前进退踟蹰。如果理解了中国摄影只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便不难理解中国摄影有其独特性，也无须回避这种独特性的简单道理。应该说，只有站到相当的高度去"临"这些现象，才能清晰地看到中国摄影自身的特点，并在整个国际摄坛恰当选址；也只有系统地把握中国摄影主干的发展脉络，也就是"无远"，才能把握好自己的脉搏，找到治病疗疾、健康成长的秘方。影史研究的要诀也在这里。

    三、摄影语言研究对影史研究的重要性。

　　语言是交流的前提。影像传播依据的，必然是影像特有的语言模式。因此研究影像，进而研究影像的发展史，一个基础的任务就是研究影像语言的特殊规律。令人遗憾的是，摄影语言学研究至今罕见。

　　我曾对一位影友说，你没有权力要求影像的读者深谙摄影语言学，但你自己应该深谙此道。你的任务是让所有读者，包括文盲、"影盲"正确理解影像所传递的信息，这本来就是摄影跨语言沟通的独特属性。也就是说，你应该有能力让任何文化层次、任何母语的人都能读懂，并正确理解你的图片想说些什么。因此，摄影语言学研究的，是读图的基本规律。普通人阅读图片的规律--叙事的规律；进而是深层次图片欣赏的规律--艺术领悟或表达的规律。掌握了这些规律，任何人都可以顺畅地理解你想说什么。至于读者是否能够进入到艺术领悟的层次，那是他的事。有人是艺盲，他没看明白，与你无关。但如果有人不是艺盲，很会欣赏，你至少应该让他正确地感悟你的意图。更多的联想，任何艺术都是开放的、无边界的。

　　有多少人能够自觉地运用摄影语言规律？依我的观察，大多数人（我是指成功人士）依靠的是感觉的方法：自己感觉好便按快门，读者感觉好便算成品。拍摄者的感觉也即普通人的感觉，同样是普通人的读者，不得不仔细探寻，试图弄明白你的意思。找到了，大家便能说到一起；碰到一起产生了火花，作品便算成功。依此路子，拍摄者不得不更多依靠灵感、天赋决定作品的成败。问题在于，一方面，面对瞬息万变的社会现场，主题控制起来十分困难，许多要靠"蒙"；一方面每次拍摄回来，需要花费许多时间和精力挑拣可以算作作品的照片。许多时候，拍回来的东西，自己也感到意外。显然，摄影语言的应用，存在着一个从自然到自觉的路程远未走完。这是指现场捕捉影像的艺术表达方法。正常的叙事，也即记录性图片的拍摄与阅读好办得多。照片的特性使图片的观察和认知，与非图片的现场直接观察大同小异。拍摄者看到什么拍了什么，读者通过图片也便看到了什么认识了什么。这种简单的信息传递并不困难。画面的处理利索些，人们阅读时受到的干扰就会少些；主题的强化手段正确，人们得到的认识便更清晰、更强烈。即便如此，这仍属于影像语言科学的应用问题。照片的更深层次表现，永远是建立在这些基本信息传递的基础之上的，这就进入到写实类摄影作品深度表现的另一层境界。

　　在摄影语言学规律尚没有被系统归纳的时候，比如在以现场捕捉为基本特征的写实类摄影拍摄的早期，各种尝试本身也能体现出摄影人的思考主题和表达意图。拍摄者必然深受其思想指向、文化素质和民族表达习惯的制约，因此我们能够通过这些作品，探寻到拍摄者的思路、表达方法，直至特有的拍摄风格；并且能够通过这些信息，发觉拍摄者的性格、品味和时代特征。通过现存的历史图片我们能够看出，沙飞的团队已经在熟练地应用着他们特定的影像表达方式，并且是普遍的应用，并且形成一派独到的语言风格。这种表达模式能够普遍、长久地存在，绝非人为强制，实是民族文化因素和特定时代背景综合作用的结果，不过没有形成所谓的"学"罢了。改革开放之初，西方同行的拍摄模式之所以引起几乎整整一代探索者趋之若鹜，除了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外，根源恰恰在于因思维方式不同、民族表达习惯不同而形成的拍摄模式的巨大差异。

　　意识到这一点十分重要，我们早该正视这种差异，早该开始用平等的心态来审视这种差异了。我们需要做也应该做的，是正视属于自己的那一方，是探讨如何扬已之长，避已之短，进而更为自觉地合力打造属于自己的影像语言风格。

　　笔者慢慢发现，我们当代社会纪实影像中的许多特征，与西方同行们的差别不小，却与前辈们的特征如出一辙。例如在相当纯粹的现场捕捉式写实类摄影作品中，对抽象化的追求，对概括性的追求，对寄寓、言志，含蓄、致远的追求等等。一般来说，这些追求与摄影这种极端实在与直白的传播模式相当矛盾。这也是我们自1980年代的探索初期起一直到今天仍然进退踟蹰的原因所在。特别在西方拍摄模式的刺激下，自己早经多年风雨历练形成的那些拍摄模式，正在遭受着前所未有的自我贬损和冲击。前辈们早在60年前的实践中早已顺畅地应用了，今天更有诸多的成功实例，这意味着这种模式不仅是可行的，从整个国际摄坛的范围看也是十分独特，并且充满魅力和发掘潜力的。显然直接地否定，或者草率地将其推到意识形态的某些思潮中去贬损是不妥当的。分解、剖析对于科学研究来说永远必要。进行摄影的史学研究，不仅要从人物、事件的一般角度切入，还应该意识到，要在影像语言运用规律的探索与发展进程方面给予足够的关注，从中发现他们的演进规律，这应是摄影史学研究的重要程序之一。研究表达、传播的学科，不从基本的语体结构入手是有问题的。我们与前辈之间某些渐行渐显的共同特征，可能正是我们中国摄影的共同基因。通过这些基因把前辈们的成果与今天的摄影联系在一起，可以使我们更清晰地认识到我们的长处和不足，可以使我们更有目标地站在前辈的肩膀上继续攀登，也可以使我们在与国际同行的激烈竞争中，拥有自己的重型武器。

沙飞影像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

司苏实

2011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