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实摄影:社会记录与艺术创造[吴新元]

吴新元拜上徐勇先生

认识纪实摄影：既是社会记录也是艺术创造

    前段时间非常感谢徐勇先生连续发力，以自身之巨大号召力推动纪实摄影这一重要基础理论的进步功不可没。但先生大论在下未敢苟同，为此以“更爱真理”之心撰《硬伤不再，并非误导——再谈纪实摄影报告文学论的科学性》一文相商，特别对个别一会儿鼓掌一会儿劝罢的马屁变色龙式跟帖进行了颇为不齿的斥责，得罪之处还乞海涵。近日见先生又撰新文《认识摄影：是社会记录还是艺术创造？》探疑，反映了先生极为可贵的执着求真精神，特别是文章虽短，却慧眼独具，涉及纪实摄影理论中诸多关键敏感问题，为此再勉为拙文与先生明辨澄清如下（前段时间本拟总结新一轮讨论观点撰写《三谈纪实摄影报告文学论的科学性》一文，奈何身体欠佳拖了下来，先生新文恰为契机前奏）

    尊作例举范枝枝一幅以纪念碑为题材的“‘很棒’的‘纪实’性摄影作品”，探疑其“是社会记录还是艺术创造？”对此在下认为，如运用拙纪实摄影报告文学论分析并不难破解：此片既是社会记录又是艺术创造。

    首先，拙论提出纪实摄影作为与报告文学类同的非虚构艺术，兼具“客观真实”、“自我主观”、“信息传播”、“艺术表达”等各种属性。《再谈》一文中，在下已据此指出先生否定纪实摄影艺术性的误区要害是形而上学的人为割裂事物的辩证统一关系，否认以上各种属性可以处于同一作品中。如“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诗句就既有客观真实性，传播了“春夜下雨”的信息，又兼具诗人的自我主观性和艺术表达功能。再如上述范作，其画面一方面传播了公元某年某月某日在天安门广场仍旧飘扬着红旗矗立着纪念碑的真实信息，一方面又通过铁链符号的组合艺术地表达了作者的自我主观性。既如此，先生为何屡有疑问？再斗胆说句得罪的话，实因过于偏执的思维定势所致。

    其次，此片完全符合拙论归纳的各类纪实摄影特性——第一，完全符合现象真实与生活真实（“现场直接拍摄未经修改”），第二，其“构图形式、色彩表达于完美一统”的美丽霓裳也完全符合非虚构艺术的三种审美特征：1.符合“鲜活生动的自然情态”——此片现场感明确；2.符合“无限丰富的生活场景”——此片视角新颖独特；3.符合“随物赋形的构图法则”——此片构图自然天成。而且，由于以上诸点并非“简单的视觉和技艺训练便可做到”，因此该作不仅属于纪实摄影艺术作品无疑，而且“很棒”！

    再次先生还慨叹“从共产国际运动宣传到二战法西斯宣传的很多图片，都用这种方式拍。“四人帮”将摄影当政治宣传工具，我们自己无意识中也如此！”这种慨叹用拙论中的真实观（详见拙文《报告文学：纪实摄影的性质功能我见》）也不难解释：虚构与非虚构只是就现象真实和生活真实而言，至于本质真实与艺术真实只是区分作品好与坏（积极与消极、正面与负面）的标准而已。所以无论“共产国际”、“法西斯”、“四人帮”还是“我们”，凡是“用这种方式拍”的即属纪实摄影艺术无疑，至于其“内涵象征”、“情感诉求”的臧否并不影响纪实摄影这一工具的本质归类，就像美帝国主义喝的可口可乐我们也喝，国民党反动派读的四书五经我们也读。

    最后先生还有该作品“不符合社会记录摄影的原则”的质疑。所谓“社会记录摄影”只是先生在《“纪实摄影”——严重的概念误导》文中提出用来替换“纪实摄影”的一个词汇，而对其内涵、原则并无新的明确阐述，因此这里所谓“不符合社会记录摄影的原则”只是凭空而言。对此在下《再谈》文中也有明确意见：“纪实摄影作为同时满足人们现实需要与艺术理想的重要工具，早已深入人心，成为不可逆转的既成事实，想用‘社会记录摄影’来以偏概全只能是回天无力。如果现在有人实在想要树立一种以反映社会现实为名的摄影门类，其实应当以摄影题材为划分标准，将摄影分为反映社会现实的摄影、反映自然现象的摄影等，而反映社会现实的摄影就称为‘社会现实摄影’（或简称‘社会摄影’）即可。当然，在‘社会现实摄影’名下又可分为艺术性与非艺术性两种品类等。”所以先生所谓“社会记录摄影”从字面上说只能属于非艺术性的实用性摄影一类，既如此，又凭什么要求范枝枝这幅“很棒”的“纪实”性摄影作品去屈尊符合实用性摄影的原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