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第一代女摄影师

    以下为电视访谈节目文字整理

    主持人  这些片段都来自上个世纪5、60年代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所拍摄的影片。镜头忠实记录了年轻共和国成长的点滴。但鲜为人知的是这些影片的拍摄者竟然是一群20出头的姑娘，而她们就是新中国的第一代女摄影师。历史和摄影机的双重重量为什么会选择了这些女人？一位西方记者也曾经对此置疑说：或许，这不应该是女人的事业。

    主持人  这部名为《扬眉剑出鞘》的纪录片当时在全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用现在的话说，就是院线爆满。影片最早拍摄于1976年4月，当时“四人帮”的气焰仍然嚣张，究竟是什么人冒险拍下了这组镜头？她以自己的人身安全和政治生命做赌注，又究竟是为了什么？

    陈锦俶今年72岁，不会有人想到30年前正是这位老人，在混杂着“四人帮”眼线的天安门广场拍下了那部无比珍贵的纪录片《扬眉剑出鞘》。那年她的身份是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驻北京站的站长，同时，也是一名摄影师。

    陈锦俶  那个时候天安门已经人山人海了，我和我丈夫一起出去，那时候碰见熟人就问干什么去？说去前门买东西去。其实大家心照不宣，去的人多了，都是去那寄托自己的哀思。我到了天安门看见那么多人，这种情绪和对总理的态度对我触动特别大。我当时就想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应该实事求是，把老百姓的心情记录下来，反映出去，这是新闻工作者的职责，所以回来后我就跟摄影站的同志们一起商量，不是命令和分配。我一说，大家都认为应该做，都有这样一种责任感也有自己的一份情。当时四人帮还在台上，我们也知道如果我们去拍要是让四人帮知道那就后果难测在那种极左情况下，大家最后决定还是应该拍。那个时候天安门有很多拿照相机的，当然没有拿摄影机的，我们几个人商量大概四五个人，分头到广场抢拍。

   承担政治风险需要非凡的勇气，然而在1949年，15岁的陈锦俶还只是华北大学正定校区一名等待分配的女学生。与她一同等待分配的还有19岁的舒世俊。

    舒世俊  当时华大毕业，大家都分配到了工作，各行业都有。同学之间就在穿的棉袄上写谁谁去哪，我是去电影局，我后背就三大字“电影局”，当时校园里可热闹了，都是棉袄后面写着字，大家都特别高兴。当天晚上，我们就从正定出发了去北京，当时用的拉货的铁罐车，52个人。

    来到了北京，学员们才意识到等待他们的生活远没有想象中的有趣。

    陈锦俶  在华大开始时通知我去电影院，特高兴以为看电影呢，想这回可好了，本来从小就爱看电影嘛，可以天天看电影，那可太好了。到了北京才知道是到电影制片厂。是制片不是放映。

    姑娘们并不知道电影为什么会选择了她们？事实上，建国之初面临的是千疮百孔，各行业百废待兴的局面，解放生产力成为中心任务。这其中，为了加快生产建设，同时为了改变旧中国妇女的社会地位，解放妇女生产力成为重中之重。随着女拖拉机手、女火车司机等一批女性身影的涌现，电影界决定培养新中国第一支女摄影师队伍。

    陈锦俶  在那个会上好多从前线回来的年轻摄影师都参加了，都是年轻小伙子穿着军装在下面坐着。介绍摄影队的这种出生入死，记录了中国有影响的战争，当时我特别感兴趣。徐肖冰说，咱们吸收了几个女摄影队员，还让大家站起来鼓掌，当时那里没有几个结婚的，徐说你们可别打她们主意，下面就笑。

    就这样，共有5名女学员被选入摄影师队伍开始培养，可是行内人对此却并不看好。即便是后来成为舒世俊丈夫的摄影师李华，在当时对此事也是颇有质疑的。

    李华（原中央摄影队成员）  我们一直在前线工作，在前方一直行军打仗，都是自己背着行李胶片，体力消耗很大。我的感觉作为摄影师体力强度很大，作为女摄影师她们的体力撑住，即使在后方也要上煤矿，各行业都要拍，要上高炉，体力能行么？还有就是能否有前途？

    摄影师工作似乎真的不属于身体羸弱的女孩子，难道这只是一次为了配合形势的“政治需要么”？很快，女孩子们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

    舒世俊  到地方去，当时分配的女助手都是跟老摄影师，都是有家世的这样保险点。我印象跟徐蓬辉到石家庄驻站，经常到农村去，到矿山去，就是住的地方总费劲。总给你安排一间房，总以为是两口子。到农村更这样，说能照顾，还是个小媳妇，老头子找个小媳妇。总得解释，尤其大姑娘就不愿意说，徐又不爱说话，给我急的，我就说我们是师傅徒弟，不行不行。

    主持人  生活上的不便只是女助理们需要适应的问题之一。当时一次简单的拍摄任务大概需要这些器材：摄影机、箱包、三脚架、反光板、测光表、还有厚厚几摞胶片，这些东西加在一起大约100斤，摄影助理最基本的工作就是扛起这100斤的重量到处跑。同时，她们还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胶片的装卸。

    在一次外事活动中，舒世俊像往常一样躲在角落里装胶片，这时，毛主席恰巧无意中经过。

    舒世俊  第一次全国劳模大会，毛主席接见。我去装片子。我装片子，在勤政殿，那有好多大柱子，我就在柱子后面换胶片。这个时候，主席从后面走过来，我在那蹲着呢，主席站住看着，我特紧张。主席问卫士长，这个姑娘干什么呢？她在那装胶卷呢。主席问我：你多长时间能装完。按规定一分钟就装完，可我手不听指挥，我越装越不平，我满头大汗，主席笑了，这就跟战士装枪卸枪，基本功。要好好练啊。

    那次失败的表现刺激了舒世俊，她在老摄影师的指导下开始了异常艰难的学习。两年后，她正式取得了摄影师资格。

    主持人  1952年，舒世俊独立完成了她第一部作品，伴随着第一批女飞行员的生空，中国第一位女摄影师也正式出现了。随后，舒世俊成为专拍领袖的时政记者，1955年，她与同为摄影师的李华结为夫妻，婚后不久，她接到了一个重要任务，拍摄元帅授勋。

    在这次拍摄中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在仪式开始前，舒世俊照例要提前拍摄一些资料，怀仁堂东厢房是元帅们的休息室，当舒世俊经过这里时却无意中听到了元帅们一次最私人的对话。

    舒世俊  陈毅突然问贺龙，贺龙叼着个大烟斗，陈毅就问：贺老总，你南昌起义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当元帅？贺龙看看他说：想啥子，第一枪也没想到是我打就想怎么打的准了。叶剑英就插话：你们新四军要是叶挺军长活着多好，他也应该是元帅。陈说：要是他活着，我元帅一定让给他。要是他还在，元帅里就有两个叶帅了。当时朱老总近来了，大家都要站起来，朱德说别站坐坐，陈毅上去说：老总，瞧瞧你真漂亮，年轻了，比南昌起义还年轻。这个时候总理也近来了，还是穿着平常那身中山装，这时候叶剑英说：周副主席来了，周主席应该受勋。贺龙也说。总理说：我是工作人员作好你们的后勤工作。彭德怀就站在窗户前不说话，凝视。我当时想这些人思想一定很复杂，都在想着战友。这些老帅一直惦念着战友，在最后晚会上，他们把第一杯酒都洒在草地上了。

    主持人  就在舒世俊频繁出入中南海的同时，陈锦俶却总是出现在河北农村的田间地头。1956年，一部反映河北农民成立合作社的短片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这还是建国后第一次反映农村社会主义改造、表现农业合作化。摄影师正是22岁的陈锦俶。

    陈锦俶  我当时到了河北省的时候，正好55年是全国农业合作化的高潮时期，城市里面搞工商业改造，在农村搞合作化。我住在河北保定，我经常要自己选择题材，我到了宣传部翻看内参。内参里面有一份材料河北省安国县有三户贫农组织的生产合作社，那个时候对合作社争议很大，有很多组织了都解散的，这个原来是6户，结果3户中农退出了。我觉得这个题材很有意思，他们合伙买了头驴，这个题材还是很生动的。那个地方很贫穷，山区里面，那个地方我们去能给我们煮上棒子面粥白薯就是很高级的饭了，要是住在贫下中农家，阶级观念那个时候很强，一下去就都是要住在贫下中农家里的。所以有的时候真是一家就一床被子。好像也就是这个时候毛主席发表了合作化的问题，正好也提到这三户农民代表了6亿农民合作化的方向。

    河北农民勤俭办社提供了农村改革的样本，然而紧随其后的“大跃进”风潮却使这一切变了味道。

    1958年，农业出粮、工业出钢，一时间全国上下似乎都在丰产丰收。这种不合常理的发展速度引起了中南海高层的警觉。1958年3月的一天，舒世俊接到了中南海警卫局的通知，告知这里有采访任务。可是她离开家后却神秘失踪了，单位和家属都不知道她的去向，她究竟去了哪里？

    舒世俊  到中南海一看，警卫局让换车，到火车站。心里明白要出发了，上了火车，上哪去，任务是什么，全不知道。我只能时刻准备着，一看到济南了，或者到河南了，知道方向了。突然走了什么都不带，牙刷都没有，就用手弄点盐刷牙，内衣换不了，我们也不能随便上街。家里不知道，领导也不知道，不让联系。到了济南他也不下车，停半个月，有时候政治局都到车上开会。主席下去视察最容易丢材料，有一次，我在车上挺舒服穿个拖鞋在车里看书。车突然停了，我等着人家通知，主席下去了，列车员说主席下去了，我机器是准备好了，扛上就往外跑，鞋来不及穿，主席在车尾我在车头，我就跑，跑的鞋也掉了，我不管了干脆穿袜子跑吧。知道我在哪是，经常主席停下来一停半个月，拍完以后必须发消息。第二天人民日报肯定见报，这样全国人民都知道毛泽东在济南，这样家里知道我到了山东了。只要客人一走，我们的列车马上启动，就离开了，为了保密。

    主席专列频繁的出行给了舒世俊与领袖近距离接触的机会，作为一名领袖身边的摄影师，她也因而有更多的机会去见证政治风云中的某些微妙时刻。

    主持人  1959年，天安门广场举办了建国十周年的庆典，国际友人纷纷到来。这其中也包括前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几天前，他刚刚结束与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在戴维营的私人会谈。

    舒世俊  印象最深的是当天检阅，那个时候中苏已经出现分歧，开始论战。我们拍一批赶紧往城楼下送，有人拿回去洗。我第一次拍完了赶紧送下一批去，我认为已经拍完了。这时候，总理秘书喊我说叫我，我赶紧回去，总理说再拍。

    舒世俊  这个时候，我看见主席和赫鲁晓夫说话，我第一次拍的时候他俩在那说话，笑呵呵的。我以为初步完成任务。这次主席很严肃，不是我想象的友好，他说：我们不需要教师爷，不需要指挥棒。赫鲁晓夫板着个脸，这时候下面是坦克部队。

    作为摄影师，需要忠实的记录历史的每一次变化。70年代末期，陈锦俶在拍摄了《扬眉剑出鞘》之后又拍摄了以《春蕾》为代表的一系列再现文革风暴后社会新气象的作品。

    随着一部部优秀影片的诞生，二十多年前对这些年轻女摄影师的怀疑已经不复存在了，可她们为此放弃的是什么呢？

    舒世俊  想十全十美，家也管好，工作也作好，不可能。尤其教育上，回家累的要死，就想睡觉，孩子说要讲个故事，给轰跑了，那时候让讲小兵张噶给轰走了。我们那摄影队的就说下辈子再也不找搞摄影的对象了，他妹妹要跟一个摄影好，他说死也不让我妹妹嫁给你。半年当寡妇。出差在外，别人吧还能写个信，我可想知道了，但是我这边没有，我没有家人，所以也没有人能告诉我孩子的情况，孩子就在胡同里象流浪孩，那个胡同是宿舍，谁都说：冬子走了。他跟谁都走。

    1980年，舒世俊调入中央电视台时政组，任编辑工作至退休。1981年陈锦俶调入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后任厂长至退休。

    舒世俊现在醉心绘画，画友们开玩笑说，多年的摄影经验培养了她扎实的审美功力。

    陈锦俶现在身兼三家影视协会的负责人，致力于把优秀影片推广到青少年中，包括那些曾经失足的孩子们。

    主持人 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影坛上活跃着30多位女摄影师。除了以舒世俊、陈俶俶为代表的第一代女摄影师之外，还有20世纪60年代加入这个行列的第二代以及“文革”后成长起来的第三代女摄影师。无论在新闻纪录片、故事片还是动画片领域，女摄影师们创作了很多经典作品。我们虽然无法展现这个群体的全部，但跨越时空的三代女摄影师却拥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伴随着中国电影的进程，她们一直在这个男性的传统领域奋然前行，时至今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