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摄影对我来说很亲切。1996年在摄影系读书时,台湾著名摄影教育家吴嘉宝老师为首的,台湾中华摄影教育学会和我们系的交流颇多。我人生中第一次展览就是在台北某艺廊展出。和当年的摄影青年一样,我喜欢台湾摄影家张照堂的作品,看阮义忠主编的"大师"和"新锐"系列书籍,而台湾的《摄影家》杂志及中华摄影教育学会的论文让我们如获至宝。台湾摄影,就像一个特殊的老朋友,无数次看过照片,但从未见过真人。
兼任讲师的摄影教育家 上个月的宝岛之行终于让我好好朝"真人"打量一番。吴嘉宝老师曾说过,台湾没有摄影系,是因为摄影这个学科需要和其他学科(如艺术学、传播学、社会学等)交叉互动,没必要再设立单独的摄影系了。的确,台湾至今没有一所大学设立摄影系,然而台湾的婚纱摄影产业自1980年代起就成为全球行业的典范。来到台北才知道,台湾的高校摄影课程都开设在设计系,所带来的问题就是摄影师资的边缘化。台湾的高校老师有专任和兼任之分,很多摄影老师只能做兼任讲师,这些老师大都是从美国或日本读了艺术或摄影博士回来,是华人世界知名的摄影理论家教育家,如果教了10年的摄影基础课还没名分怎会不绝望。我这次走访的台湾摄影人士,都是曾做过多年的兼任教师后只好自谋出路,目前一个在艺术基金会工作,一个开了自己的画廊。 台湾摄影的大气候比较"苦寒",台湾老师有点羡慕大陆的状况。因为生育率逐年降低,生源减少以致教育资源过剩,而大陆的高校则处于扩张期。试想一下,如果大陆教育体制真正开放,拥有全球化教育背景的台湾摄影老师完全可以反攻过来,让我们的摄影系"沦陷",这让我们这边的老师很有危机感。 在体制和市场中的双重压力 尽管台湾没有摄影系,但自从1990年代英国兴起的文化创意产业"风靡"全球后,台湾很多大学都不失时机的开设了文创产业系。今年,台湾政府还颁布"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法"以促其发展。然而台湾朋友抱怨说,他们从小学起,音乐、美术、体育课都被老师拿来做自习课,现在却鼓励他们搞文创产业!作为艺术品的摄影,并没有在台湾文创法的产业分类中独立列出,这让台湾摄影界很不满,据说官方在准备修订。 而就摄影在当代艺术市场的地位而言,台湾比大陆还糟糕,我们经常抱怨摄影跟架上艺术相比,卖不上价,但毕竟还有卖出的机会,而台湾当代摄影作品受到的重视更少,藏家和画廊更愿意关注日本和大陆比较出名的摄影家作品。 先行的摄影理论研究 不过,台湾摄影发展有一个很明显的优势就是摄影理论和译介的发展,相对于大陆和港澳先行一步。阮义忠老师被誉为中国摄影教父,他将国外的和中国的摄影家相互推广,影响斐然。在台湾做摄影批评的都是在国外受过正规的艺术理论或摄影理论教育,或者有人文社科的教育背景,同时又做摄影或艺术创作, 成为艺术家型学者或学者型艺术家,如郭力昕、姚瑞中、张美陵、邱奕坚等人。因此他们在摄影理论方面的研究方法、思考角度相对于大陆理论界要规范创新很多,而他们这种多元的身份在大陆来说比较少见。 台湾的学术译作在华人世界里很出名,要想同步世界,就得关注台湾版本,例如刚出版的Charlotte Cotton的《这就是当代摄影》,还有Liz Wells的经典教材《摄影学批判导读》。这可能同台湾的出版制度有关,台湾鼓励私人出版发行,将民间小众力量的积极性发挥出来,形成所谓的"长尾效应":不放弃冷门,只注重兴趣。 理论种树没有结出实践的桃子 台湾人对现代和当代摄影理论的研究,及对大陆摄影家的关注推介,使得大陆和港澳地区的摄影教育、理论发展及摄影家成长深受其益,但一个奇怪的现象是,台湾当代摄影中比较有影响力的摄影家却为数不多。自家的树没有结桃子。台湾同样早在1980年代向大陆传播国外流行音乐,但也创造了本土很多伟大的流行音乐歌者,比如罗大佑,但本土摄影家就没那么"争气"。这个现象的原因比较复杂,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在于台湾已经民主化转型,社会发展比较完善,社会问题大多可以得到有效的解决,艺术家缺乏可供其审视、批判的题材和内容,而这正是当代摄影所看重的东西。因此,台湾艺术家只能像西方发达国家的艺术家一样去关注思考全球性的影像母题,或者到问题重重的第三世界国家寻找灵感。对于他们来说,这是一个更深邃的转型,但不知道岛屿的文化深度是否能够支持这种转型?摄影需要教育,更需要视野。 (原标题为《台湾种树没桃摘》) 杨莉莉,毕业于鲁迅美术学院摄影系,深圳大学传播学院副教授。研究领域为当代摄影,当代艺术,广告,文化创意产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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