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的强大，已经在所难免，它深入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你我都得注意。
在不远的将来，摄影是否更具力量和现实介入性？这几天，有人在微博上讨论文学的介入性话题，其中某作家提问：小说家们应该尝试介入公共话题吗？不介入，如何获得时代的血肉，及存在感？如果介入，又如何与现实这头凶兽保持距离，及自我的清晰？这个话题几乎没有结论，讨论了多少年，如今，摄影似乎也正遇到此困惑。
众所周知，早在1936年摄影名家沃克·埃文斯和多萝西娅·兰格曾就此话题做过著名的争论。与上述讨论的共通点在于，大家说的都是职业创作者之间的事。但最近的几个事件，让我们看到了关于摄影的另一个不曾被重视的区域。
2月16日，香港屋宇署派员到特首参选人唐英年位于九龙塘约道涉嫌违建的住宅视察，大批媒体人在唐英年的住宅门口守候，由于拍摄不到院落，他们租用六部吊臂车进行拍摄。这些摄影记者真是了得，都快翻墙了。加上六部吊臂巨兽般俯视着唐英年的院子，简直如同国内的强拆现场，那是何等强势与暴力！广州的信息时报甚至用了“狗仔”一词来形容和定位这些摄影记者。但我们静下心来想想，会发现香港社会能见度之高，在这个城市，市民对于政治生活已经养成了良好的素养，且不是礼貌，而是纠察能力。此事曝光后，唐英年作出道歉，但他又把责任转嫁给了妻子，这是另一码事。但从这次拍摄行为来看，一个施行已久的违建事件，其报道现场却像是突发事件报道现场：拥挤的车辆，巨大的吊臂忙碌运转。吊臂上的摄影记者让摄影产生了跟特权人士对话的平等机制，甚至具有了震慑作用。相形之下，你足以明白此事对于我们的意义和重要性在哪里。
无独有偶，前不久发生在香港的另一件事也触及了权力。意大利著名服装品牌D&G在香港广东道专门店外擅划禁拍区和发表一些不当言论而触痛了香港民众的神经，遭到两千余港人集体围拍和抵制。事情的结果是D&G作出道歉。从这件事情来看，D&G作为一个高端时尚品牌，有这样的行为，是基于一个“私享”的时尚分层意识，但这样的意识触及了公共空间，商业的过度运作会产生商业暴力，D&G就算其中的一种。而相机也会产生权力，此次这个权力的持有者是网民，他们运用这种权力来对抗商业暴力，并且相机顺理成章地承担起了“武器”的使命。从这个角度来讲，这种影像的自觉性是我们乐意看到的。
市民主体意识的觉醒已然在眼前，而表达手段的觉醒却是让我们眼前一亮的事情——他们不再动用传统的游行、示威来胁迫事件制造方，而是安静地拍摄。拍摄就是力量，让事实被看见和传播，则成为首要诉求。香港作为一个适合摄影干预的试验场，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摄影经验。两个事件，两种指向，两个拍摄群体，却都是将摄影所困惑的问题从职业创作者所困惑的窠臼中转移出来。
摄影的强大，已经在所难免，它深入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你我都得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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