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台摄影师克莱夫巴达:成功是因优秀非职业设计
十年前，摄影师克莱夫·巴达第一次拍摄郎朗。照片上，郎朗剃着平头，上身低躬，双眼注视着自己键盘上的手——那是一个演奏的瞬间。 几个星期前，巴达在伦敦再次拍摄郎朗。“他已经是个大明星了，但他依然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艺术家。”巴达说：“他在那里严肃地演奏贝多芬。他明白古典音乐和大众音乐还是有区别的。我能看到他十年来的进步。” 过去四十年，克莱夫·巴达一直为活跃在古典乐坛的音乐家们拍照。他们包括：阿什肯纳齐、梅纽因、多明戈、洛林·马泽尔、莎拉·布莱曼…… 2012年3月31日，为期三个月的“EXPOSURE！克莱夫·巴达摄影回顾展”在广州开展。这是英国大使馆/总领事馆文化教育处主办的“艺述英国”文化节的一部分。“对我来说，这个展览就像我的自传一样。”开展当天，克莱夫·巴达说。
下周有时间吗？下下周呢？ 克莱夫·巴达从没想过自己会成为音乐摄影师。在他二十岁出头的时候，既不曾对摄影有过兴趣，也没听过一场像样的音乐会。 一次，他伦敦大学的室友拉他去听约翰·巴比罗利指挥的音乐会，他嘟囔着“那有什么好玩的”去了，回来后琢磨着“之前的人生我都在干嘛”。 21岁生日，母亲送给他一部相机，他当即“感到有什么抓住了我”。一年后，他在摩尔多瓦拍彩绘修道院里的修女；在罗马被“人文大熔炉”迷住，拍摄各种演说者：雇员、宗教狂热分子、避世主义者…… 他偶尔得到伦敦一本杂志的拍摄邀请，第一个任务是拍竖琴师苏珊·德雷克。那是他第一次面对面接触一个古典音乐家，穿过一排竖琴琴弦，他捕捉到的苏珊侧头抚琴，神情专注。 “之前，我完全不知道可以靠这个来维持生活。”巴达说，之后他便开始主动地做这件事，他找的第一个人是钢琴家、指挥家丹尼尔·巴伦博伊姆。 见到巴伦博伊姆是在伦敦南岸艺术中心，他刚和妻子杰奎琳·杜普雷——他们是1960年代末欧洲古典乐坛的“黄金搭档”——合作演奏了贝多芬奏鸣曲。巴达鼓起勇气问巴伦博伊姆是否可以为他拍照。巴伦博伊姆当即答应了。 1960年代的唱片业是个“慢行业”，艺术家灌张唱片，可以录上二十几遍。“那时世界转动的节奏很慢，金融界也没现在这么疯狂。”巴达说，他时常待在录音棚里，和录音团队打成一片。 巴伦博伊姆那时迷恋雪茄，休息时总要吸两口，巴达把镜头对准他，他毫不在意。“如今不可能有这样的照片了，就算休息，他也很忙。”巴达说。 一次演出结束，巴达和巴伦博伊姆夫妇一起回家，路上出了车祸。警察来问每个人的名字。巴伦博伊姆自报家门，对方一边记，一边确认：“丹尼尔什么？”巴伦博伊姆只好又拼写了一遍。轮到杜普雷，情况也一样——警察完全不认识他们，尽管几小时前巴伦博伊姆还在上千人面前演奏。 “这对我来说真是生动的一课。”巴达说，“古典音乐实在是非常小众的圈子，和足球、电视剧完全没法比。” 杜普雷那时已经病得很重。这位红极一时的大提琴家，每天的衣食起居都靠看护完成，自己只能坐在轮椅上，思考自17岁起就折磨她的那个问题：“没有了大提琴，我是谁？” 电影《狂恋大提琴》曾将杜普雷的自我怀疑和孤独极度放大：在一次围炉游戏的温馨时刻，影片中的杜普雷对她的姐姐希拉里耳语：“我要和姐夫做爱”，后来跑向山野，脱得一丝不挂。巴伦博伊姆则在杜普雷病后开始整夜整夜地不回家。 巴达觉得这电影“不准确”。杜普雷生命的最后时光里，巴达常去拜访她。“那时她很怕孤独。很长一段时间，丹尼尔会推掉晚上所有安排来陪她。我每次探望她，结束时她都会说：‘走之前，告诉我下次你什么时候来，下周有时间吗？如果没有，下下周呢？’” 巴达至今记得1976年7月4日“令人感动的一刻”。那时巴伦博伊姆为美国独立200周年在圣保罗大教堂外做了一场大型演出。演出结束时，巴伦博伊姆走下台阶，穿过广场上熙攘的人群，来到轮椅上的杜普雷面前，捧起她的脸颊，与她对视。 “那么多观众，对他俩来说都不存在。”克莱夫·巴达指着黑白底色的照片说，不经意间两眼通红。“我一直不想把这张照片公之于众，直到杜普雷过世。这是他们如此亲密的一刻。”
“不许拍照！” 因为拍摄了巴伦博伊姆，EMI唱片公司艺术部请巴达拍摄小提琴家梅纽因——这个战后第一个访问德国的犹太艺术家，最传奇的是据说他的琴盒里总放着一本《老子》。 那时梅纽因天天做瑜伽，排练的时候脚下也踩一个盒子。巴达把这画面记录下来：在下身双腿外扩，两脚并拢的姿势之上，小提琴家神色凝重，展臂拉琴。“当时他非常放松，整个人沉浸在音乐中。”巴达回忆道。 要使音乐家在镜头前放松并不容易。巴达常常要揣摩他们的情绪。拍摄前巴达会和对方聊聊音乐和过去。不熟悉的对象，巴达会先听他们的唱片。后来巴达几乎成了古典乐专家：“对古典音乐的理解让我和其他摄影师区分开来。” 在拍摄时，巴达必须轻手轻脚地寻找角度。等待一个漂亮的瞬间，常常要花上大半天时间。大部分时候，巴达在录音棚里轻轻举起相机，放下，寻找新的角度，等一会，再举起，又放下…… “有时你演奏的时候，摄影师真会影响你。”索尔蒂声乐学院创办人之一坎迪丝·伍德说，“巴达离得很近，但不是会忽然出现在你面前的摄影师。” 即便如此，也会遇到麻烦。巴达曾受邀为索尔蒂指挥的歌剧《玫瑰骑士》拍照，指挥家索尔蒂对相机很敏感。巴达一大早赶到排练厅，迎面碰上一个被赶出来的摄影师——索尔蒂要求只能有一个摄影师在场。排练开始，灯光暗下，巴达拿起相机，突然有人大声喝止他：“不许拍照！” 那是索尔蒂，他无法忍受哈苏相机响亮的快门声破坏音乐。巴达只好换了一台莱卡，后退到观众席里犯愁——这是最后一场排练，自己是惟一的摄影师。媒体负责人在一旁催他：“继续，全世界都在等着那些照片。”巴达重新向前，索尔蒂再次大吼：“不要拍照！”巴达只好向索尔蒂的夫人瓦莱利亚求助。瓦莱利亚给他的建议是：索尔蒂脖子很不灵活，他一般不会往右看。问题居然真的这样解决了。 与斯托克豪森的合作是另一场奇怪的麻烦。1980年代，斯托克豪森邀请巴达到他家里住上一个星期。在德国乡下宁静的宅邸中，他们无所不聊，斯托克豪森认为人类也许来自不同的星球，他向巴达描述外星生活：“大气里有许多像糖一样的结晶物，他们吃那个。”斯托克豪森一直对外星文明充满好奇，1970年大阪世博会，他用50台扩音器对着太空，向外星球传递自己的音乐密码。 他们聊得很投机，但当后来巴达向他提出想拍他接下来的歌剧，斯托克豪森考虑了很久，最后决定，可以拍摄，但要向巴达收“拍照片的钱”。
不用穿着湿T恤拍照，也能成功 巴达觉得“摄影”这词很有意思：“人们之所以逐步使用‘shooting’（开枪）来描述摄影，其实和早期的摄影机看起来和枪类似有关。” 巴达至今“shooting”过至少二十位国际级指挥家。被他“击中”的人，定格时没有一个重样。 “指挥家的个性影响了他们的指挥风格。”巴达指着照片说，“马泽尔指挥的时候能够记住整个乐谱。他很酷，很严谨，精于计算，不受外界干扰。”照片上，马泽尔靠在椅背上，从容提起指挥棒，嘴角下撇，神情严肃。 “安东尼奥·帕帕诺就不一样。你看他的表情。他在指挥《指环》，这其实是一个严肃音乐。我也拍过马泽尔笑，但从来没有这样笑过。”在照片上，安东尼奥双眉上扬，圆瞪的两只眼珠向左示意，滑稽地露出一排牙齿。 “再比如罗斯特波维奇，他也在大笑。他是个百万富翁，但是你看他的衬衫还是用安全别针别着。他喝大杯的伏特加，见了人亲来亲去，可是从来喝不醉。这样的人非常具有激情，不管是爱还是恨，都能表现得淋漓尽致。”巴达对南方周末记者说，“甚至合唱团的人也有自己的性格。你以为合唱团的人就是一堆唱歌的，其实不是，他们都去过最好的音乐学校，受过最好的训练。不能因为他们没成为独唱家就觉得他们不值一提。” 二十年前，巴达第一次见到中国音乐家。那是一场在维也纳演出的歌剧主唱。“他们并没有在一个西方的音乐环境中长大，但是非常优秀。” 在那之后，巴达越来越多看到中西音乐的交流。在“EXPOSURE！”展中，他把古典吉他手杨雪霏和约翰·威廉姆斯的照片放在一起，后者是前者的老师。 对于巴达来说，拍摄中音乐家会更有技术难度：“东方人比较内敛，要捕捉他们眼神发光的一刻就很难。” 巴达看过BBC的节目《下一个郎朗》，他知道中国有数以千计的年轻人，正复制着郎朗的路，希望“能赚大钱”。 “杨雪霏不用像摇滚明星一样穿着湿T恤拍照，也能成为成功的吉他演奏者；我热爱摄影，我的职业道路就自然展开了，起初我甚至不知道可以这样维生。”巴达说，“你成功是因为你是个优秀的音乐家，而不是设计出来的职业道路使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