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镜头，我同时是：我自以为我是的那个人，我希望人家以为我是的那个人，
摄影师以为我是的那个人，摄影师要用以展示其艺术才能的那个人。
——罗兰·巴特
这是岛屿最边角的一处工业区。香港的摄影师影楼都寄寓于仅存的工业大厦当中，毗邻那些印刷厂制衣厂，一如纽约的Loft，一如伦敦的South Bank，那是偏离主城的一处喘息空间。
拉开大铁门，朱德华一身黑，戴着一顶红毡帽，在空荡荡的影楼中，有种蓝调的味道，背景的爵士乐细细啄着耳朵，说话带点回声，略微感觉有点冷，冬日里坐下来连大衣也不用脱。
呷一口日本玄米茶暖暖心，从这味道回忆过来，1981年到1986年，他离家独自待在日本东京综合写真专门学校艺术摄影系。1970年三岛由纪夫切腹的事件影响了整整两个年代，到1980年代他还在看《金阁寺》，还有细江英公为三岛拍摄的影集《蔷薇刑》，若说他的摄影有点那个味道，大抵是那时候受到的影响。
日本摄影将肉体与死亡联系起来。他的照片极致的纯粹，除了皮肤肌理以外，一切都在于简洁——他说会多考虑人体内里的东西，将肉体的生与死、老与病联系起来。在拍摄裸体、人像时，有种表达存在主义的影响，他说或许在潜意识中加进了这种想法。
《生活》：你如何开始去拍摄一张人像照片？
朱德华：引用罗兰·巴特在《明室》一书中提到的四个情状：“面对镜头，我同时是：我自以为我是的那个人，我希望人家以为我是的那个人，摄影师以为我是的那个人，摄影师要用以展示其艺术才能的那个人。”
这四个情状很多时候是同一时间发生，都是源于人性的矛盾，被摄对象觉得自己那面漂亮一点，会刻意转向某一角度，而摄影师会想拍摄一个自己喜欢的另一角度，想拍摄对象鲜为人见的角度，这种情况往往在一两个小时里交替地发生。
我们不是拍摄一个婴孩，彼此都活了数十年，都有着对生命对世界对自己的观感，到了这个层面的艺术家或作家，是比较难搞定的。
一个人像摄影要花相当多工夫，我喜欢有时间慢慢先行研习一个人，去年为了拍摄艾未未，拍摄Vito Acconci，我上网找寻了他俩很多的背景数据，他们的作品到底是怎样的，要逐一了解其作品背后意义是什么，希望用另一角度去看他们，我喜欢这样做。我不喜欢即兴的拍摄，那不是我想要的东西。
《生活》：谈谈你最难忘的人像照片？
朱德华：先说王家卫。那是1995年，我为《号外》拍摄王家卫的封面，那时他很红很忙，完全定不下来，跟他好像捉迷藏。我相信跟不同的人拍摄总会彼此有化学反应，出来的照片会有特别的感觉。那年代我还是用哈苏(Hasselblad)中片幅相机。我想拍摄过程稳定一些，习惯先构好图，让对象坐下来，安静。然而他指示惯人，很难由别人指示他做什么，他很好奇，跑来跑去。遇到这类被摄对象，我必须要控制整个环境，最后弄到他停下，被我拍下来。
他当然对镜头很敏锐，站不定坐不定。然而拍摄那一刻我是用我的方法，达到我自己的目的。那次拍摄了很多，有些不太似王家卫，拍摄时我其实心里想象占士甸，可能是当年《阿飞正传》电影名字的影响，某种程度放了一些他的形象，记得有一张他穿了一件樽领冷衫，将领口高高拉起。
还有谭盾。拍摄艺术家不一定难拿捏，而是看人。拍摄谭盾那一次，由于他忘记了拍摄，最终只有五分钟时间。我想是内地的人，比较随性，没觉得你是那人、那件工作非完成不可，这不是因为艺术家与否，还是看人的性格。香港人会比较圆滑一些，会说不如我们先尝试一下，会说不如我们换个角度。但他是那种不喜欢就不喜欢，完全没有转弯余地的人。他在美国生活了一段时间，外国人就往往是这样直接，喜不喜欢立刻告诉你，里边未必有负面的意思。
他反对我提供给他坐在太鼓前的构图，我不想就只拍摄他一个人，而想有些道具带出他跟音乐的关系。最后琴上的想法是突如其来的，看到工作室一角有一个烂钢琴，他说是在街头拾回来的。我就突然想起他的音乐很多实验性，就叫他抓着琴顶拍一张，因为我记得他曾说过在街上有很多声音启发他的创作，于是就叫他在琴上倾听一下这个古老钢琴的声音。他起初有点犹豫。他很注重自己的形象，我就叫助手攀上去拍了一张宝丽莱，他看后说很有趣，于是就用五分钟拍下了那张照片。始终拍摄的是人，不是拍摄一个杯子，人到底是有情绪的，会有很多突发的事情，只是大与小的分别。
再是北岛。北岛的那次经验是没问题的，我不大明白过后问题才出现。在上海世博时展出过、香港展览时也展出过、我的摄影册上也印出来，一直没有问题，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一次印在《信报》LJ杂志上，他就打电话给我说：“我很多朋友看过，都说这张照片好像拍得我很老，好像拍得不大像我。”他没有说自己不喜欢，只是说很多朋友不喜欢。
我问他，先前世博展览我也送你一本场刊，却从来没有提过有问题。我认识北岛好几年，他很多东西不太care，原来他对自己的形象还是很care的。每个人寻常都未必执著，但到底在大众媒体上，就会有点担心，确实是印得黑了一点，可能他以为封面应该是另一张拍摄得他较为漂亮、戴帽子的照片，我没有挑选那一张，因为他在拍摄时一直不愿意戴帽，最终才勉为其难地戴帽拍摄了几张，所以我就没有拣选那几张，原来他至终不喜欢的是这一张。重要的是我不是拍得对象漂亮不漂亮，我的照片是要表达一个人本身的内里的存在。
《生活》：被摄者能否控制照片将来的命运？
朱德华：假设我们找一位画家绘画肖像，像Lucian Freud、像毕加索帮你绘画出来一定不会像你，这是一早预期到的，从一开始或者就不应该找一位艺术家去绘画你。
这个问题极其复杂，世界上影像泛滥了很多年，一张照片出来以后，摄影师也无能为力于它的流传，在网络上讨论完就有不同观感，人很容易受到环境影响。人其实是很愚蠢很容易受别人影响的动物，我的猫自一出生就很自我，从未变过，但人却时刻受别人意见左右。
从一开始，我就本着自己的坚持，好像北岛那张照片，如果他不喜欢，我就不敢发表，大家看不到那另一面的北岛。上微博看看，真的很多人谈论，说从未看见过北岛这个样子，我可以出一张漂亮的北岛照片，但就没有了这些东西。自己的坚持某种程度上影响了自己的创作路向，无论拍出来你满意，或你的被摄对象满意，好像你潜意识的一部分被摄了出来，被摄对象自己也从来看不到的部分，摄影从一开始就被认为是会吸取了人的某部分灵魂出来。
《生活》：摄影如何传递出其与别不同的艺术力量？
朱德华：摄影没有了那个坚持，你的作品就不会到达那一个艺术的层面。纵然今天香港仍很少有摄影的画廊，但大多数人都晓得今天艺术摄影在世界的地位愈来愈高，我记得1980年代从日本回港，日本和香港摄影师即使多出名，也很难卖得出自己的艺术摄影作品。
有些收藏家仍认为绘画到底只是一张，摄影可以晒出许多张。然而现代艺术本来就不可以用一个媒介去区分，像录像艺术更加虚无，这正是这个艺术存在的形态，照片不过就是一张相纸，油画也只是一块布。艺术作品最大的价值是其背后的意义，一张照片只是其存在的媒介，其背后的概念至为重要。
2001年“泰纳奖”（Turner Prize）颁了个大奖给英国艺术家格律的创作227号作品《不停开关的灯》，整个艺术品不过是隔一段时间开、隔一段时间关的灯，惹来很大的争议。一个灯泡一个开关，就获得了过百万奖金，那是因为他背后的概念，就是表露了人生的不断重重复复的虚无。
百万年前的人用一块石头一件雕刻作为一种记录，今天不用再作记录，任何记录及不上一个录像可以将一生全都拍摄下来，今天要的是一个概念。我觉得艺术摄影最终的价值也在这里。
《生活》：你的成长对你的摄影构成多大的影响？
朱德华：小时候住在监狱的职员宿舍，虽然那里边全都是“坏人”，但这些坏人都是被监管当中，四周是大自然的山山水水，我有点像野孩子，父母都不理会我的成长。从小很反叛很自我，不跟常规走。不喜欢被缚着，工作上没话好说，放假以后我是绝对不喜欢被管束着的，这形成很自我的性格，但做艺术就必须要有这种诚实，说话可以骗人，看作品是骗不到人的，小孩时代已影响了我如何处理今天的摄影作品。
那年代我接触很多囚犯，但发觉很多事情并不是一条界线就可以分得清楚善恶的，那条界线有很多灰色地带，一个人要坐牢不是说他已经坏得没得救，而只是他做错了某些事，触犯了当时社会的法律，二百年前跟二百年后的法律也会有所不同。
2006年我在广州美术馆参与一个联展，期间有一个讲座，但关于我的讲座有部分被抽走，主要是关于几位香港摄影师以“游行”为题材所拍的作品那部分。那时我刚开始一个“游行”的题材，借此想加入我的讲座内容，但可惜他们不容许。
也许拍摄“物静 (Life Still)”（我在1995-1999年间创作的其中一个系列）那类死物的东西，是较为安全些，但我不会如此取舍我的兴趣。如果不能在内地展出，但在香港是可以的，我就利用这个空间去创作，仍然继续着这个“游行”系列。我找了一个穿公安衣服的人在天安门前拍照，我觉得没有问题，内地不能展，我就在香港展，好好珍惜这个空间。
《生活》：“游行”这个系列是如何构思出来的？
朱德华：2004年应德国波恩大学邀请出席国际艺术研讨会，跟着留在Stuggart的Solitude艺术家驻场，那地方除了雪，没有什么好做，于是就终日待在图书馆，看过很多德国艺术家的作品，于是构想出这个“游行”系列的想法，第一张出来，发觉讲到一些东西，于是接续做第二张、第三张……
第一张“游行”是12英尺长的大照片，造成一个很大的震撼。我感觉用这种手法可以讲出一些东西。你在城市拍摄一个特定场景已有特别意思，放什么人物在其中，发生了一些事，就能很丰富地表现一些很社会、很政治的想法。
香港受商业影响太深，大家都相信赚到钱才是成功。母亲朋友从小都是如此对你说，你赚不到钱就给人看小，要买楼买车才符合成功的标准。如果卖不到钱，你画得多好摄影多好也没用。批评我会看，但不会受人影响，不容易改变自己。我不是为别人去做，而是为自己去做。你清楚才能走这条路，我做出来的作品卖不卖到钱没所谓，我拍商业作品可以赚到生活，艺术的卖不卖到钱也没问题，这个价值就是我自己。
暂时我仍未可放弃商业，仍得用商业的部分补助艺术的部分。放弃商业时有一个危机，就是你的艺术就变了商业，那时你要靠艺术生活，你做的作品会否变得很甜，或者不敢再做一些政治性的作品。现在我做艺术可以完全不必考虑市场，若有天我的艺术可以支持到生活，我就不会再做商业了。
《生活》：你是如何区分商业与艺术摄影两个部分的？
朱德华：（笑）刚开始开影楼，真的没有区分商业与艺术。我拍一张广告照片，真的去暗房晒印一张收藏级的纸基相片。但客人说你不必做得这样漂亮，因为至终印刷机也印不出（那效果），浪费了你的心力。你给一张普通胶质相片就可以。先前做很多多余的东西，其实商业要的东西很少，很表面的东西，大家走过地下铁站看到一张广告，如果明星出名的会记得，明星不出名的很快就被遗忘。真的是这样，很过眼烟云，商业就是如此，艺术我花多些时间，慢慢就分得清楚。
1990年代找我拍摄广告照片的人，是因为他们想我会有很多的input，除了他们要求的东西，还有一些要求以外的东西。今天大家都要安全，要求要些什么东西，你就交出什么东西，不要多也不要少，交足功课。一间大公司经过七重八重审批，这个部门有一个意见、另一个部门有另一个意见，做市场部门的人索性不要麻烦，最好照着Layout去做，只为交功课。客户广告公司都有很多层，我是最底下那一层，要层层交待，不可偏离太远。客户不会欣赏你表现得很艺术，今天看香港的商业摄影，的确是令人失望的。
因为商业摄影大家都是一模一样，有钱买最贵的摄影器材、有钱买最贵的灯，任何人都可以做到大师的工作。今天时装摄影反而愈来愈走向艺术，很看重个人的艺术感觉，看你把什么新想法放到时装摄影。时装摄影空间大很多，我很有兴趣去做的。
《生活》：去年你跟七位香港摄影师在深圳华·美术馆搞了一次展览“念影度形”，内地有些评论认为香港艺术摄影文化厚度不足够，对此你有何看法？
朱德华：那次七个摄影师都是做着商业摄影的。那个展览主要是讲时装及人像，因此予人很大感觉是商业摄影，人们也一面倒地以黑跟白的去看，事实上我们没有说那是一个商业抑或艺术的摄影展。内地的人对香港的艺术到底有点瞧不起，他们绘画的一张画动辄卖上几百万，但香港人的绘画卖不了多少钱。
从广告摄影来看，香港我看是没得救了，内地还未发展到巅峰，香港已经过了那个巅峰。现在是内地的空间大很多，他们找摄影师不是先看价钱，他们是感觉这个工作适合那一位摄影师。
现在上边已有很多摄影人才，摄影师想北上已经有点太迟，应该早十年八年去。现在西方市场差，很多出色的欧洲及美国摄影师都到中国内地发展，如果价钱差不多，内地倾向当然选一个外国摄影师，而不是香港摄影师。内地的客户会喜欢外国摄影师多些。
我十二年前去上海北京转过两个圈，但最终决定还是留在香港，因为我不只是将摄影视为工作，我还有很多艺术方面的创作，现代艺术很重要都是说个人身份，看你是哪一个身份，虽然大家都是中国人，但要扮成内地人，我是扮不到的。所以我决定留在香港做回一个香港人的身份。我不是说香港的前景很好，即使这里的土地很贫瘠，但在创作上还有很大的空间，我深信努力做下去，终有一天会种出一些东西来。
《生活》：香港的艺术摄影发展现况如何？
朱德华：多年前前辈摄影师李家升曾搞过一个摄影画廊，带起了香港的摄影艺术，1997年他移居加拿大，香港在艺术摄影就出现了断层，一片死气沉沉，完全失去了活力，好几年感觉凝聚不了力量，做不出气氛。2005年，我就跟几位好朋友包括方敏儿、黄启裕、黎健强以及卢婉雯合组了“pH5摄影连动”，推动香港的艺术摄影。几年间搞了不少展览，后来我还搞了《pHi》杂志。我们很靠政府的资助，因为杂志卖不到钱，找人登广告也困难，很难支持下去。我们完全没广告也生存了两期，在法兰克福书展也卖了百多本。不过我花了太多的时间，只有我自己一个人去搞，只有我一双手，细碎的工作太多了。
我们耕耘了几年，吸引了不少人有兴趣，于是大家说不如成立一个“摄影节”，去年12月摄影节在中环中央警署举行。沙田文化博物馆前年的香港摄影系列展览，上次讲的是“城市”，今年主题是“人像”。香港社会气氛对摄影注重了，香港人真的很喜欢摄影，差不多每个人都有一部摄影机。主要原因是绘画很难，雕刻更难，拍照最容易，不过问题是太多人感觉拍照很容易，却甚少人会严肃地去对待这个媒介。
《生活》：艺术摄影如何臻至今天殿堂级的地位？
朱德华：自1980年代以来，摄影在世界艺术地位愈来愈提升，去年德国著名摄影师Andreas Gursky的摄影作品《莱茵河2》(Rhein II)创下世界纪录，以434万美元天价成交，成为世界上最贵的摄影作品。其实德国摄影界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经历了一次影像的革命，一批当代的摄影师以表现当代精神的摄影作品赢得艺术界认同。
其实日本的细江英公、东松照明、荒木经惟、森山大道等摄影大师，也形成了一股革命的力量，跟德国的Gursky一样，凭借很强的地域、民族性、身份，影响世界影像的创作，香港是缺乏这方面的一场革命。
日本摄影师真正有一种东方摄影味道，在世界摄影上自成一个独立语言。不同其他亚洲国家，我想是其民族性很强，性格比较极端，所带引出来的一种语言。香港可以说是没有，香港人的性格本身不够strong，香港有很多很好的摄影师，但一比日本那些摄影师，就是欠缺了某些东西。现今也看见很多香港艺术摄影上拍卖行或Art Fair，我的感觉是虚幻多于真正实在的东西。
《生活》：未来香港有没有可能走出一场艺术摄影的革命？
朱德华：我感觉很不容易！这些年我都只是在默默耕耘，某种程度来说是商业太成功扼杀了艺术。像我开的摄影大师班，来学的学生，从他们的眼睛已可看出，他们花了这么多钱来学习摄影，就是希望毕业以后可以借以用来赚钱。真正的艺术摄影裹足不前，正是大家都放不开钱这方面，大家看着市场卖不卖到钱，到头来被市场牵着鼻子走。
(采访：曹民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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