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普利策奖揭晓了，作为美国新闻界的最高荣誉，虽不至于被拔高至“风向标”，也有不少人拭目以待在第一时间搜罗获奖名单。在看到特写摄影奖（Feature Photography）时，有人摇了摇头。
一名27岁、曾两度被派往伊拉克的美军士兵回到家乡，他随身携带的还有伤后应激障碍症。与许多想表现“战争后遗症”这一题材的拍摄者所考虑并实施的一样，美国丹佛邮报的克雷格·F·沃克尔（Craig F Walker）在拍摄获得本届普利策特写摄影奖的这组《欢迎回家：斯科特·奥斯特罗姆的故事》（下文简称《欢迎回家》）时，也承袭了报道摄影的黄金年代尤金·史密斯式的图片故事传统：获得被摄对象的充分信任、长期跟踪拍摄、线性叙事——这种报道方式与他2010年获普利策的作品《从高中生到美国大兵》一脉相承。
“今天在很多人看来，简直是最‘笨’的办法了。普利策被称之为‘新闻理想主义的纪念碑’，这种评价本身就带着悲壮色彩，传播环境急剧改变，老老实实地花几年时间跟踪拍摄一个图片故事的方式真的过时了吗？”南方都市报《视觉周刊》在其关于普利策特写摄影奖的呈现中，提出了这样的疑问。
推而广之，目前国内摄影记者在摄影报道中对所谓“新语言”和“新锐风格”的追求在遮蔽对报道事实本身的关注。我们不禁要问，是不是尤金·史密斯那种探究事实的图片报道的方式在当下看来有些“一根筋”，人们是不是已经厌倦了这种冗长的表述，所谓的艺术眼光和个人风格与事实文本的记录孰轻孰重？
传统摄影报道：最简单也最困难
普利策新闻奖的建立者，报业大亨约瑟夫·普利策（Joseph Pulitzer）在他的报业生涯开始时，对在报纸上使用图片曾持谨慎观点。他认为此媒介可能降低报纸的品位，并尝试大幅减少插图的使用。这一举措的后果是报纸发行量急剧下降，普利策因此认识到受众对图片的兴趣，随即改变策略。当照片印刷术日臻成熟，他经营的纽约世界报在其他媒体仍犹豫不决时，率先开始使用这项革新技术。
普利策的担心不无道理。摄影这种媒介表达太直接了，一不小心就会将报道引入煽情化路线，这也使很多小报最积极地使用新闻照片——冲击读者眼球，形成卖点。
摄影记者沃克尔今年获普利策特写摄影奖的作品《欢迎回家》，一些人一眼望去就给其一个武断结论——煽情。而对于新闻摄影界那些正焦虑地渴望找到新语言表达方式的年轻人来说，这组按部就班的人物故事报道，仍然是美国记者惯用的表现手法，跟踪拍摄被摄对象的生活，如同纸上纪录片一样呈现主人公的生活。“太传统了”，这是一些年轻摄影记者对这组报道的评价。
关于美国参与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的士兵的故事，美国已有不少摄影师有所关注，比如阿什利·吉尔伯森（Ashley Gilbertson）拍摄的阵亡士兵的卧室，妮娜·波曼（Nina Bermen）拍摄的退役士兵肖像，其中不少都采用了静态、远观和象征的手法，沃克尔的这组摄影报道在其中显得最为简单——摄影师仅仅是贴身跟随自己的被摄对象，拍摄他的生活。
但是，站在摄影角度看这组照片，并不是理解它的正确方式。《欢迎回家》是一则新闻报道，摄影只是它的语言工具。对新闻记者来说，他们要做的是为所报道的事实提供确凿的观点。事实是最有力量的控诉，正因为摄影师诚实地跟随现实，主人公的遭遇——他被社会排斥，被亲人排斥，无法融入社会的生活现状，都被一一记录下来，成为摆在我们面前非常具体的问题，它带领人们去看战争给人带来的真切的伤害，引发人们思考社会究竟出了什么问题。
证言，这是这组照片最重要的价值，它不是空洞的叹号。前不久，电影导演维姆·文德斯（Wim Wenders）在给战地摄影记者詹姆斯·纳切威颁发一荣誉奖章时谈道：“他追求极致的精确，他是一个证人，目击者这个字眼用在他身上再合适不过，他是那种人——不仅要讲述他所看到的一切，同时也要将之以逐字逐句的方式精准记录，从而使之能够用来成为证据。”这种精神也闪现在沃克尔身上。精准记录事实是所应秉承的工作方式，不应是单纯的视觉捕手。这则深度报道与煽情报道的区别在于，照片呈现事实的不同侧面，细读文字说明，每张照片背后都有一个确凿的事实。
可惜没有多少人乐于去做一份证据，因其会被看成记录性文本，仿佛没有个体表达的空间。但这种简单的记录，真有那么简单吗？摄影是一种过于直接的表达，当一个人去看另一个人的痛苦之时，你并不能抽身故事之外；观看的正当性，对那些不愉快的场景的忍耐，也就成为摄影师必须面对的问题。在文德斯看来，纳切威对残酷现实的态度是“并不想将自己置身于外……要在非常清醒，双目圆睁的情况下，将之看清楚，然后极尽可能地准确表达出来。” 这实在不是任何一个人轻易能够操控的场面。沃克尔在主人公面对自己不堪的生活嚎啕大哭的时候，还要举起镜头，他如何能够做到？答案可能很简单：你看到的纳切威是一个冷面的中年男人，全部生命放在对战争的控诉；沃克尔也并非毛头小伙儿，他曾花了两年时间跟踪报道一个年轻人中学毕业参军上前线，直至归来的整个过程，并因此获得2010年的普利策奖。他们都很清楚自己要做什么，为历史留下证言的信念使其变得坚忍。
这组报道之困难还在于被摄对象的坦率，敢于袒露自己的伤口。某种程度上，斯科特·奥斯特罗姆也是这组报道的合作者，正因为他的出镜，才得以让一个可能非常抽象的“创伤性应激障碍”成为具体的人性化的事实。普利策奖宣布时，摄影师和他的被摄对象在一起。照片里的主人公说：“对于那些经历了战争，伤痕累累地尝试调整自己进入正常社会的人来说，他们再也不在乎任何暴力，我的这个故事就好像镜子一样，映照出他们的生活。”
一个勇于观看的人，一个勇于袒露自己的人，这两个男人共同报道事实的真相；这是一个最简单的报道，也是最困难的报道。对中国摄影记者而言，它带来这样一个启示，先别急着把太多力道用于炫技，我们当下的社会需要诚实而有勇气的事实书写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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