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年：我是在诚惶诚恐地记录

曾年，祖籍湖南邵阳武冈，1954年生于江苏无锡，在南京长大。现居法国巴黎。1971年至1982年在南京港担任水手。自1985年起决心以摄影为职业。曾与Sipa、Contact Press和Gamma等图片社合作。同时为《巴黎竞赛报》、《费加罗周刊》、《德国地理》、《法国地理》、《纽约时报周刊》、《英国独立报周刊》、《时代周刊》、《美国国家地理》法文版等刊物撰稿。获得过多次国际摄影奖项。近年来转向摄影出版和展览。作品集《沉静的河流：三峡的人和事》将于近期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玩过“晒蓝”、当过水手、骑车去过西藏


    南都：你最早在国内流传甚广的照片可能是崔健那张《新长征路上的摇滚》的唱片封面吧？
    曾年：那是1988年，那时经常跟这个圈子的人一起玩。

    南都：你最早接触摄影是什么时候？
    曾年：大概12岁前后吧，我自己在街上小摊买了药水，尝试了“晒蓝”成像制作照片。邻居家的相机我有时也借来琢磨着玩。“文革”期间我看到很多场景其实都觉得应该拍下来。但毕竟还是太小，孩子不太有定力，很多事情想想就算了。

    南都：后来你当了12年的水手，这段经历跟后来拍三峡有关吗？
    曾年：我当水手是在南京港，跟三峡算不上有特别直接的关联。刚开始当水手时面对无尽的长江水挺兴奋的，新鲜劲一过去就只剩下无尽的厌烦了。

    南都：听说你还曾经只身骑车翻越唐古拉山到了拉萨？
    曾年：这段经历对我后来的人生还起了挺大作用的。我刚去法国的时候，靠摄影吃饭还是太难了，所以我曾经带过旅行团，走的路线便是法国-北京-兰州-西宁-拉萨-加德满都。另外正是在骑车去西藏的路途中，我发现了可可西里的淘金者，这成为我第一个重要选题，报给了法国《费加罗周刊》。

    三峡：我是在诚惶诚恐地记录

    南都：你拍摄三峡的其中一张照片传播率很高：在奉节瞿塘峡栈道上，三位手持镰刀和斧头砍柴的樵夫望着前方，脚下是滚滚的江水。这张照片具有很强的象征意味。(来源:南方都市报 南都网)
    曾年：那是1996年9月26日，拍摄之后我留下了站在最前面那位的姓名和地址：奉节白帝镇石庙一社，孙礼高。2012年2月9日，我凭着打听来的手机号码联系上了他，在他家住了一晚，在同一盆水里洗脸洗脚，盖同一床被子。想必这样的安排对于他而言，是最隆重的礼遇，我不好拒绝。第二天起来他还请我帮他写了一份讨要工程款的申请。

    南都：在即将出版的《沉静的河流：三峡的人和事》中，除了照片，还有你整理出来的拍摄日记。这些故事大多笔调平静，却耐人寻味。持续了十几年的拍摄，是否可以看做是对即将消失的风物的凭吊？你自己怎么评价这部作品？
    曾年：三峡承载着深远绵厚的历史，而那里的每个人都有着丰富的故事，这是历史大背景下的个人命运，现在连自然环境都完全变掉了，我只能说我是在诚惶诚恐地记录。如果说要回过头来评价，我也只能说我做了一件对自己而言有意义的事，至于历史价值和社会影响，不应该由我自己评价。

    我追求清晰度带来的那种“刺激”

    南都：什么原因促使你选择617宽幅的形式来拍摄三峡？
    曾年：因为这是记录传统三峡的最后机会，我想获得超出135相机的清晰度。617是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所能达到的大画幅与便携性之间的平衡。

    南都：从视觉语言的特点来看，似乎617宽幅很适合三峡这类题材，视角宏大，适于抒情，带有某种淡淡的伤感。而清晰度何以成为你着重考虑的因素？
    曾年：清晰度不仅仅是一种技术考量。我从小就对清晰度很敏感，我追求清晰度带来的那种“刺激”。尤其有时候看一些老照片，纤毫毕现的效果仿佛能把人带回那个时代。我目前正在拍摄的一组肖像作品，为了获得足够高的清晰度，采用的是几十张照片拼贴的手法（打开电脑展示作品）。触动我开始拍摄这组作品的是埃韦顿（R ichardA vedon）拍摄的《美国西部人》。我有个朋友听到我对埃韦顿拍摄的肖像念念不忘，便劝我说：中国人没有外国人的那股劲，出不来那种效果。但我不信这个，照片拍不好是摄影师的问题。对象就在那里，我们只有诚惶诚恐地想办法拍好照片的份，而不是反过来埋怨对象不出彩。

    我对数码没有偏见，但对呈现效果“吹毛求疵”

    南都：埃韦顿的那组照片是8×10的大画幅拍摄的。
    曾年：是的，我考虑过多种手法，包括8×10，也包括现在很时髦的湿版，但多方综合权衡后，我最终确定用现在的手法。时代在变，我想我没有必要刻意去用一种一百年前的工艺来记录这个时代。

    南都：数码与胶片之争好像永难落幕。
    曾年：前两天几位搞摄影的朋友一起喝酒聊天，不知怎么聊起数码化与银盐的问题，我就插了一句：“放到摄影一百多年的历史中来看，银盐也只是其中很短的一段，没有必要把这个问题绝对化。”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并不是一个摄影的原教旨主义者。我1994年第一次给大杂志拍专题用的是柯达克罗姆（K odachrom e），后来是100V S，几年后转到彩色负片，感觉就轻松很多了（负片对曝光的宽容度更高），2004年前后我开始用数码相机。2008年在开县，我拍了自己的最后一张柯达克罗姆，数码的可控性特别强，可以实现更多的可能性。

    南都：但同时你又对作品的输出、装裱、展示等方面“吹毛求疵”，我看到这次的展厅里贴着关于作品瑕疵的致歉声明。
    曾年：我所有胶卷的扫描、修脏点，数码照片的调图、打印输出，都是亲力亲为，绝不假手于人。这次在大理展览的作品因包装运输过程中出现差错，一半以上画面有不同程度的瑕疵，令人遗憾。这批作品本来是用于巡展的，现在看来大部分要重新制作了，损坏了还继续去巡展就是糊弄人了。
   
    南都：你曾经为Sipa、Gamma、Contact Press等图片社工作，为很多大牌杂志拍摄过图片专题甚至封面专题，这段经历是怎样的？
    曾年：我早在1980年代就萌生了要当图片社摄影师的想法，到了法国以后我夫人拿着一张图片社的通讯目录挨个打电话，最后是Sipa首先接纳了我，后来又去了普雷基的联合图片社(ContactPress)，但最愉快的经历还是在Gamma的时候，大家不谈什么艺术、展览，人际关系简单，大家都很职业，业务氛围很像新闻单位，而且经济上的回报也很可观。

    南都：大概是什么样的水准？
    曾年：按照法郎和今天欧元的汇率，一个专题大概可以卖到15000欧元，即使一年做一个也已经足够一家人生活得挺滋润的了，更何况订单不断。那时候Gamma图片社财力雄厚，2001年9·11事件发生后，他们是租了私人飞机飞往纽约的，虽然最后因为航空管制没能降落。正是有这种财力的支持，摄影师做选题很自由，经济上没有后顾之忧。

    南都：你们那时候做选题有没有什么策略？(来源:南方都市报 南都网)
    曾年：当然有，最大的战略就是：大选题+大杂志。那时候好的摄影师都是拿着选题策划案同时找几家媒体，价高者得。要找到能够引领新闻潮流的选题，作品出来首发一定要找像《巴黎竞赛报》这样的大杂志，他们给得起大价钱，而且影响力大，作品被他们发表后，几乎可以全球巡回一圈了，各国的杂志都会转载，一组作品可以有很多稿费收入。

    南都：衰落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曾年：Gamma从2004年开始就走下坡路了，我个人的境况到2006年都还不错，但整个市场已经无力回天了。我很早觉察了这种无可奈何的衰落，也在计划着自己的转型。

    南都：经历了报道摄影最后的黄金期，对比起今天的境况会不会很遗憾？
    曾年：时代的发展就是这样的，虽然回想起来那确实是一段非常愉快的时光，但它终究还是要过去了。在突发性事件上，当年专业摄影师抢镜头的那种优势已经不复存在了，你再专业也敌不过第一时间就在现场的手机照片。就像这张照片(指着电脑：陕西安康镇坪县大月份孕妇冯健梅被引产后与死胎的照片)，所引起的社会影响远远超越了今天任何专业媒体摄影师的作品。

    图片社摄影师的转型

    南都：那些当年和你共事的图片社摄影师，现在境况如何？
    曾年：我前不久碰到一位旧同事，他说去年在埃及、利比亚等地方采访，感觉就像一个摄影节，当年几大图片社许多大名鼎鼎的记者都集聚在那里。所不同的是，现在已经没有哪家杂志社大手笔地购买照片并且为他们的差旅买单了。我的这位朋友卖了一组埃及兄弟会的照片，6000欧元，那还是因为兄弟会的人当上了总统。而这笔钱去掉成本，收入算下来可能还不如法国的一个家庭保姆。
    另一方面，以前发表一组作品，感觉全世界都有回应，头一个星期家里的电话响个不停，而现在更像是在自娱自乐。

    南都：你自己如何应对这个局面？
    曾年：我目前主要的收入还是靠作品租赁展览以及单幅照片的售卖，总的来说是瞄准收藏市场，瞄准画廊。

    南都：这意味着你必须对自己的思路、手法都进行重大改变。
    曾年：我当了这么多年的杂志专题摄影师，被训练得非常职业，对杂志图片故事的叙事节奏和模式已经驾轻就熟。虽然发现一个好故事仍然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但如果不断重复自己，就不好玩了。包括之前给你看的超清晰度的拼贴肖像，本身是一种新的尝试。虽然瞄准了画廊，但我也没有为了讨好买主而做主动献媚的事情，我只能从自己的趣味和喜好出发。(完)
采写：郑梓煜  来源：南方都市报